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现今的考古发现为出土实物一直较少的浙江先秦雕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通过对浙江先秦时期雕塑以及其雕塑性器物的梳理，基本勾勒出了先秦时期浙江雕塑的基本轮廓。
依附于工艺品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浙江先秦时期雕塑强调象征性、装饰性和抽象性的工艺性特征。而且，相较于这一时期的中原雕塑，其工艺性特征更为鲜明，与中国古代雕塑的整体发展趋势不谋而合。
夏、商、周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原地区，进入夏、商、周时期，广袤的浙江大地上活跃着“文身断发”的于越先民。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之间为称霸而连年征战，下辖的领地也因各自实力的此消彼长而反复易手。春秋战国时期的浙江，也曾先后成为越、吴、楚的疆域。
因此，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也就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今天的浙江大地上发现了丰富的商周考古遗存，数量众多，分布广泛。
这些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中出土的主要遗存是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有瓮、坛、罐、瓿、豆、碗、盂、碟等日常生活用具，也有少量尊等仿青铜礼器。这些原始瓷与印纹硬陶上带有丰富的刻划纹与堆塑，有的器形即为雕塑造型。
虽然这些陶器与原始瓷的装饰雕塑不及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雕塑精美，但也反应了浙江先秦时期文化和艺术的独特风貌。依附于工艺品的事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浙江先秦时期雕塑艺术的重要特质。
1982年在绍兴城南坡塘发现的306号越国大墓，出土了雕刻精美青铜房屋模型等器物。1996年至1998年间发掘绍兴兰亭印山越王允常王陵中，玉器等器物上也带有丰富的装饰性雕塑。
在楚灭越之后的考古发现中，如余姚老虎山一号墩、上虞蒿坝牛山战国晚期土坑木椁墓，都有不少带有雕塑性装饰的器物出土。这些考古发现为出土实物一直较少的浙江先秦雕塑研究提供很好的基础，勾勒出先秦时期浙江雕塑的轮廓，突显出先秦浙江雕塑的工艺性特征。
青铜工艺雕塑
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在大量生产印纹陶的同时，也制造出精美的青铜器，如浙江长兴、安吉、海盐、余杭、萧山、温岭等地先后出土的鼎、觚、铙、钟、簋、鉴，以及苏南各地出土的青铜器，都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和很高的工艺水平。
不过为数甚少，不能和中原地区相提并论。这种发展中的不平衡，在吴、越相继崛起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了一些精美的青铜雕塑艺术品。因吴越注重农战，所造的农具和兵器特别有名，特别是青铜剑上的雕刻十分精彩。
商、西周时期的青铜工艺雕塑。浙江商代青铜器多数纹饰造型与中原无异，以安吉出土的青铜鼎等最具代表性。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所收浙江省博物馆的综述中记载：“建国三十年以来，我省先后在余杭石濑、吴兴棣溪、海盐和安吉等地发现商代青铜器，器形有钟（大铙）、鼎、觚等。
在这些青铜器出土地附近，均有印纹陶分布，纹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这些铜器应是当地所产，同时是东南地区受到中原商文化影响的重要证据。”
这时期青铜纹饰线条雄健，图案深沉生动，器形稳定坚实，是处于上升时期的奴隶主阶级威严、力量和意志的象征。据发掘简报记录，浙江安吉苕溪万华渡口1976年1月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有一爵二觚与中原器物十分相似。
爵的形制十分典型，双柱，圜底，腹饰饕餮纹，流及口沿下饰蕉叶纹。觚尤与中原所出无异，侈口，高体，口沿下饰蕉叶纹，下加一道所谓蚕纹，腹及圈足饰饕餮纹显然与爵匹配。
仔细考察，此爵、觚的饕餮纹系分解的，与殷妇好墓青铜器类似，但器物上的花纹还是有一些细小的差异，如爵流下的蕉叶纹间，填有由C字形线条构成的云纹。
饕餮的颚和躯体，作同样的蚕纹形，面部两侧的衬纹也是如此。此外，“内为两只蜂纹”，这些细节都是中原青铜纹饰中不曾见到的。
再如同时出土的四件器足，足上沿有C字形云纹，足身饰夔纹，有C字形云纹衬地，风格也与鬲等有共通处。足下端作蹼形，像蛙的脚，应与当地水乡环境有关。
浙江地区以及长江流域的商代青铜雕刻艺术由于出土资料的局限，仅能看出其大概的轮廓，而更为详尽的内容，还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对该课题的广泛探索。
东周时期，越王勾践灭吴，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浙江青铜器的铸造也达到了鼎盛时期，铸造水平已与中原不相上下，并最终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
绍兴坡塘出土了17件青铜器，包括伎乐铜房、汤鼎、铜镇墓兽座等，器形之多，工艺之精，纹饰之美，堪称浙江青铜器之最。
其中的代表作品主要有：绍兴狮子山306号墓铜屋器、青铜插座、青铜尊、青铜，以及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战国青铜、杭州历史博物馆藏战国几何纹平脊剑。
绍兴狮子山306号墓铜武器：1982年绍兴狮子山遗址出土。铜屋通高17厘米，平面作长方形，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面宽三开间，明间较两侧次间宽0.3厘米。
进深三间，各间深度均等。屋子南面敞开，不见墙和门窗，立圆形明柱两根。东西两面为长方格透空落地式墙壁。北墙仅在中心部位开一宽3厘米、高1.5厘米的小窗。
屋顶作四角攒尖顶，顶心立一图腾柱，柱高7厘米，断面作八角形，柱顶塑一大尾鸠，柱身中空，但不与屋顶相通。屋下有四阶，屋顶、后墙及四阶均饰以方形结构的勾连回纹，图腾柱表面饰“S”形勾连云纹。
铜屋室内共塑有6人，均为跪姿，分前后两排。前排右边一人面向西，前置一鼓，应为鼓师；前排左、中两人面向南，膝上放一长条形琴，右手执一小棍，左手抚弦；后排东边一人面向南，双手捧笙；后排西边一人也面向南，膝上放一长条形琴，双手均置于琴上。
6人均未见着衣痕迹。前排左、中边2人均未见乳突，结发于脑后，从此屋残留的痕迹观察可知，该屋铸造时应先将跪像、鼓架、图腾柱分别浇铸，最后合模铸成全屋。
通观此屋，虽然铸造时省去室内金柱及梁架结构，但基本上仍是仿自实物的缩小模型。原型应为一个戏台性质的房屋，该铜屋乐队组合很可能就是先秦时期十分流行的以娱乐性为主旨的房中乐。
绍兴306号战国墓青铜插座：战国初期。由承插柱、座体和垫脚三部分组成。承插柱上段为四面八角体，下段弧扩成四面体，中空，四面各饰蟠螭二条。
座体为方形顶，每面饰阴刻宽体凤纹六组，原镶嵌绿松石已脱落，座体之内浇灌铅汁，与承插柱下端相接，使整个插座稳固。座体四角下端各有凸榫，与垫脚连接。
青铜插座制作精美，座体内灌注铅汁，使插座十分稳固，上接承插柱，应是一件实用器。
玉石工艺雕刻
安吉西苕溪万华渡口出土一件商代玉器柄，通体浮雕，异常精美，保存着当地一带悠久的玉器技艺传统。纹饰有饕餮纹与云纹，并镶嵌绿松石。
云纹位于柄的中节和首端，全系C字形，比青铜器上的更为圆转，且C字形的一端肥大，呈逗点状，极有特色。
此外，绍兴市印山越王允常陵出土的春秋线刻玉钩形器，通长12.3厘米，钩作龙首形，线刻装饰纹样与青铜器上的十分相似。
战国时期的玉石雕刻有绍兴306号墓出土的龙形玉佩、玉虎、玉耳金舟，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出土的战国玉剑首，以及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出土的战国晚期玉璧等，雕刻都十分精美。
虽然青铜工艺发达，但先秦时期的日常用器中最多的还是陶瓷。春秋战国时期，浙江境内的原始青瓷已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迄今已在绍兴、诸暨、德清等地发现窑址二十多处。
这些原始青瓷和印纹陶同是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陶器和瓷器上的堆塑、镂刻与线刻也是商周时期浙江雕塑的主要内容。
现已出土的先秦陶瓷雕塑主要有长兴石狮村土墩出土的西周印纹硬陶罐、长兴县石狮村土墩墓出土的西周硬陶船形壶、长兴便山石室土墩墓出土的春秋拍印纹原始青瓷。
、山博物馆藏春秋堆塑铺首衔环原始瓷三足鉴、上虞市蒿坝镇董村牛山出土的战国原始青瓷兽足盖鼎，以及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出土的战国原始青瓷鸟形堆塑香熏等。
现今的考古发现为出土实物一直较少的浙江先秦雕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通过上述梳理，不难勾勒出先秦时期浙江雕塑的基本轮廓，体现出浙江先秦艺术的基本特征。
浙江地区的先秦雕塑主要体现为器物的工艺性装饰，具有明显的工艺性特征。虽然在马家浜文化发现了最早男性裸体雕塑，浙江绍兴古墓中还发现了精美的战国时期的青铜裸俑雕塑。
但通观浙江先秦时期的雕塑遗存，主要还是表现在青铜器、玉器、印纹陶、原始瓷等工艺领域。浙江商周考古遗存中出土的大量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多带有丰富的刻划纹与堆塑，有的器形即为雕塑造型。
306号越国大墓出土的青铜房屋模型、绍兴兰亭印山越王允常王陵玉器等器物都带有丰富的装饰性雕塑。在楚灭越之后的考古发现中也有不少带有雕塑性装饰的器物出土。
结语
依附于工艺品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浙江先秦时期雕塑艺术强调象征性、装饰性和抽象性的重要特质。而且，相较于这一时期的中原雕塑，其工艺性特征更为鲜明。而这种特征，正与中国古代雕塑的整体发展趋势不谋而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2.浙江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铜器.文物，1986(2)
3.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207页
4.王士伦.记浙江发现的铜铙、釉陶钟和越王石矛.考古，19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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