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成科

特区政府在全港14个地点推行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不少问题,成效并不理想:厨余收集比例极低,指定袋使用率不及五成,大多数居民对于计划仍然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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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不是一时三刻的事,“寓禁于征”更容易引发社会怨气,当前香港正进入“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垃圾收费本来就是前朝政策,在当时泛政治化的环境下通过,现在既然政策在社会上引发巨大争议,现届政府不一定要执行,更没有必要赶在8月实施。政府推动环保的努力有目共睹,但环保不代表只有收费一途,胶袋征完费了,现在又垃圾征费,难道环保就只有收费?环境局除了收费之外又做了哪些配套?搁置及延后垃圾收费,不存在政府施政不力,也不存在所谓“错判”的问题,而是审时度势,回应民意,关顾民生的表现。时机未成熟之下强推没有必要、没有条件、没有民意支持的政策,对香港并没有好处。

垃圾收费法例早前因为社会争议较大决定推迟4个月实施,政府日前推行“先试先试”计划,在选定的政府大楼、公私营住宅、商场、食肆以及院舍等试行。然而,在实践中却出现不少问题,有参与计划的商户和市民反映,政府的宣传不足,市民对于具体细节一概不清楚;有商户和市民对于如何分类垃圾、处理垃圾至今仍然“一头雾水”,不少人甚至因为怕垃圾袋被刺穿而违规,在包装垃圾时额外套上一层原先使用的垃圾袋,不但费时费事,更与环保的出发点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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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在遍布旧区的“三无大厦”中尤为明显,“三无大厦”本身就缺乏管理,环境卫生问题恶劣,政府亦较难联络到居于“三无大厦”的居民,导致在过程中出现不少混乱以至怨言。对于不少商户而言,垃圾袋的费用以及衍生的各种经营成本,更造成其不少负担。推动环保并没有错,但现在就要全面推行垃圾收费,显然并不具备条件:

一、推动垃圾收费不单是一项政策,更是对社会的“移风易俗”,改变市民的文化、习惯。要让市民适应及习惯垃圾收费,从而减少垃圾制造,需要较长时间的推动和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香港目前连厨余机、回收设施仍未普及,市民对垃圾收费仍未适应,需要时间进行更广泛的宣传教育以及配套。这是环境局的责任,不能一味推行收费。

二、通过“寓禁于征”的垃圾收费,必定会加重市民及商户的负担,而且计划内容复杂,不少市民根本难以了解。对于必须处理大量垃圾和厨余的食肆而言,目前消费市道已经相当低迷,在4月22日更正式实行管制即弃塑胶产品的新法例,已经大大加重了餐饮业的经营压力,市民也要承担转嫁成本。如果再推出垃圾收费,对于餐饮等行业将是巨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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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当前社会最大的民意呼声,市民都期望在香港国安条例实施后,可以利用稳定的环境全力谋发展惠民生。垃圾收费不但问题多多,而且在社会上争议较大,在实践过程中随时会引发民怨,对于香港各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民生造成不利影响,恐怕也不是特区政府所乐见。

必须强调的是,有人担心政府调整政策可能会被外界质疑施政不力,这种忧虑其实并不必要。垃圾收费政策本来就是前届特区政府落实,当时有特定的政治背景,激进反对派不断将环保议题泛政治化,迫使特区政府接纳其要求,否则就要狙击政府施政,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为了止息争议,于是才有了这样一项政策,而当时社会民意其实并未有形成共识,不少市民甚至对有关政策也不清楚,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就通过了。

现在政策要推行,各种问题也暴露出来,加上香港经济逆转,民生问题变得尖锐,更加没有条件推行这样一项立意高,但有点脱离现实的政策。施政贵在灵活,因时制宜,政策更要实事求是,最忌一刀切。政府在听取民意之下,审时度势调整政策正是施政能力的彰显,何来“错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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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先行先试过程中已经发现各种执行上的问题,了解到政策存在的争议,政府能够果断调整,消除争议,才是真正显示出政府的施政水平。政府施政要定优次、抓大事,垃圾收费显然不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香港更不应因为垃圾收费的争议而转移了经济发展的视线。

搁置垃圾收费争议也不应陷入环保与否的争论。环保当然重要,但环保不是绝对,不能因为环保就罔顾实际情况。回归后香港的环保议题已经被泛政治化,市民苦无立锥之地,但郊野公园以至其边陲用地却一寸都不能开发,香港市民已经苦于这种泛政治化的环保歪风久矣。环保不是不好,但必须实事求是。在《香港国安法》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出台后,香港的泛政治化歪风已经得到遏制,社会应该理性看待搁置垃圾收费问题,当中不是政府重不重视环保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的问题,将垃圾问题安排好、解决好就是环保,而这其实不只垃圾收费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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