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明时节,烟雨蒙蒙,南粤大地弥漫着敬意。我们推出“清明的缅怀”系列报道,深情追忆与广东南粤大地紧密相连的杰出人物。他们或致力于科学研究,或深耕文化艺术,或英勇奋斗在革命前线,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卓越贡献。在这个特殊时刻,让我们共同缅怀这些南粤大地的璀璨星辰,重温他们的丰功伟绩,感受他们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事迹将激励我们不断前行。“清明的缅怀”系列报道,将带您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名人足迹,共筑新时代辉煌。——何媒矩阵、庐江书院
孙中山,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生于1866年,逝世于1925年,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中国革命的先驱,来自广东中山。孙中山先生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而努力奋斗。
孙中山先生早年在香港学医,然而,他目睹了中华民族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毅然决定放弃医生职业,投身于救国的伟大事业中。他深受郑观应改良思想的影响,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决心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
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辛亥革命于1911年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这一举动为中国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先生不仅在政治上有着卓越的贡献,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倡导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基本框架。他提出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孙中山先生的倡议下,中国首次规定了清明节为植树节,以此纪念他提倡植树造林的功绩。他提倡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鼓励现代化改革和国家建设,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民主、统一和现代化而奋斗。他的思想和行动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的贡献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缅怀孙中山先生,就是要铭记他的伟大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记者:何金德)
孙中山好写字,身前留下的大量墨宝,不仅是珍贵的革命史料,也是难得的书法作品。无论是案头小牍或辟窠巨构,所书皆开阔雄浑、朗健清逸,字字独立却气脉浑整。自始至终都贯彻着一种正大、沉毅、豪迈的阳刚精神和恢弘独特的美感,在雍和中透着高雅不俗,体现了孙中山的伟人气魄和不朽精神。
中山先生当然不是书法知名,但他的书法作品有着不同寻常的韵味。中山先生的字,结体紧密,气象雍容,有一种大家风范。他放笔直书,随意挥毫,不受任何拘束,但不离书法其宗,刚劲有力的书法中透出了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不拘泥于传统布局排列,突破旧规,而更注重书写内容及笔下情感的表达,一气呵成。
中山先生是一位革命的实践者,不可能临池学书般地只专心于书法。他的书法不是练出来的,而纯粹是从心灵里流露出来,是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伟大理想自成一体,“字如其人”在孙中山先生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研究孙中山的书法是个冷门,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理事欧宝龄却孜孜以求研究了20多年。他说,从孙中山的书法中,不但看到了孙中山书法的典雅精妙,别具一格,而且字里行间中也透露出孙中山独特的人格魅力。
孙中山的书法主要融会王体、颜体和苏体诸家,自成一家。其书法在现在很多场合都能看到,“经常见到的孙中山书法包括赠送给很多友人的“天下为公”、“博爱”的比较多,现在我们在很多场合都能见到,比如“天下为公”在孙中山故居门口就有,孙中山纪念堂都有。这些都是孙中山书法的一些精华。”
书法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反映人的素质和修养。所谓字如其人,从孙中山书法中同样可看到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孙中山由于他博爱的胸襟,所以他的人格都反映在书法里面。他的书法不是作为纯粹的写字,而是表达他一种情怀、情操,所以很有感染力。给予一种鼓舞,一种激动的力量。比如“天下为公”,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天下为公就是一种人类的理想,世界大同,都是世界趋于和平,人类趋于和满幸福,在书法中表达很简洁就流露出来。”
民国四大书家之一的谭延闿评说孙中山书法:“故时贤谓总理之怪,深得唐人气韵,流美自然,非力学所能工。至其矜慎厚重,不诡不随,又适如其人焉。”又说:“其书不但似苏东坡,而往往有唐人写经笔意,正直雍和如其人,真天资聪明,凡夫须学而不能也。”谭延闿也是民国一代书法大家,长期追随孙中山,所述当然透彻,这也成为评论孙中山书法较为经典的论述。
孙中山在其《孙文学说》所说的“能用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大概亦可移用在他的书法中。孙中山写字十分认真,“生平未尝临池学书,而笔笔端重,胎息深厚,无潦草从事者。其手稿《孙文学说》,全书数万言,皆为总理手写,一字不苟。”孙中山擅楷书、行书两体,篆书、隶书均未曾见署。其用字规范,笔笔交代清楚,一篇中同一字出现多次,也决不删繁从简,而一字数型以其博。
书法风格一脉相承,无论是案头小牍或挥椽巨构,所书皆开阔雄浑,朗健清逸,笔势舒敛有致,字字独立却气脉浑整。在从事长期国民革命中,孙中山有一特别的习惯,即在书写手令、信函时,往往喜用“西纸”,不用石砚磨墨,直接用毛笔沾外国墨水书写,取其便利而色调,不需磨墨功夫,以求节省时间从事革命活动。但他在题词赠送同志,鼓励仁人革命斗志时,使用的仍是毛笔、砚台、墨条和中国宣纸。
联合出品:何媒矩阵、庐江书院
联合发布:广东省文化学会何媒工作室、《时代中国》杂志
策划记者:何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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