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行业深度：市场现状、破壁思路、产业链及相关企业深度梳理|东盟|产业链|制造业|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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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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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全球化视角下，出海逐渐成为很多企业寻求发展突破的重要路径，它们试图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践行“走出去”战略，以寻得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全新发展机遇。国家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支持企业出海，为企业出海创造好的政策环境，促进国内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可以说，出海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和路径。今天我们就将以现阶段国内企业出海的视角，来整理备受市场关注的相关问题。中国企业出海有着怎样的产业背景？当下呈现怎样的现状？利于企业出海的相关驱动因素有哪些？中国企业出海路径有哪些？对于与我国目前现状有相似之处的日企出海，有哪些经验可借鉴？在此基础上，国内企业出海的突围思路有哪些？以及从产业链视角，出海产业生态链情况如何？有哪些相对重要的行业有望受益于产业出海？从不同的市场切入点出发，相关布局企业有哪些？

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具体分析梳理，以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国内企业产业出海相关问题，对大家了解相关问题有所启发。

01、 产业背景

1、中国制造业产业规模世界领先，基础设施配套齐全

（1）中国产业规模全球领先，产业体系优势明显

目前中国制造业产业规模世界第一，产业类别齐全。中国拥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增加值和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在多个领域加速发展，多种产品产量世界领先。

制造业规模庞大，增加值占比全球第一。从产业规模来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赶超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以来，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位居世界首位。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全世界的30.7%，占GDP比重达27.4%，美国、日本制造业增加值仅为世界的15.6%、6.4%。从不同行业分项的产值规模来看，中国传统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同时，新兴产业也在加速崛起。2010-2020年，中国化学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从23.5%上升至28.8%，而代表新兴产业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增加值占比也从2010年的6.5%上升至2021年的7.6%。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一流的制造能力，国际竞争力强。

工业品部门门类齐全，优势产品全球份额不断提升。从产业类别来看，根据工信部资料显示，中国工业品部门门类齐全，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完善的配套能力。根据工信部数据，在世界500种重要工业品种中，中国有超过四成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从细分产品来看，中国在汽车、智能手机、钢铁、化学纤维等领域具有产量优势，份额持续增长。根据测算，2022年汽车产量约为2702万辆，占全球产量的31.8%；2022年智能手机出货量约为2.8亿部，占全球产量的23.8%；2022年粗钢产量约为8亿吨，占全球产量的53.9%；2022年化学纤维产量约为4832万吨，占全球产量的76%；2022年棉花产量约为3070万包，占全球产量的39.5%。

（2）基础设施配套齐全，供应链竞争力持续提升

中国供应链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工业基础设施的完整性与产业结构的稳定性。中国工业体系及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具备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硬件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过去20年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猛，年度广义基建投资金额从2003年的1.4万亿元，涨到了2022年的21.6万亿元，年度复合增速高达15.6%。

此外，中国具有规模化、网络化的产业集群布局，即在同一产业链环节内拥有配套的横向集群，又在产业链上下游间拥有协作的纵向集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海关保税区等一批产业园区，集聚发展相关产业。当前，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初步形成以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以及长江中上游等四大产业聚集区的发展格局。不同产业集群之间优势各异，协同合作。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北京、河北、辽宁和山东）和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和浙江为核心）两大集聚区。以新能源、新材料、信息产业为主的战略新兴产业，主要呈现“东部沿海集聚，中西部特色发展”的空间布局框架，在以广东省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和以成都、重庆为双核的长江中上游地区蓬勃发展。总体上看，中国产业集群可以分为传统要素驱动型、效率驱动型和新要素驱动型三种基本模式，形成对供应链体系的全面支持。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显示，这些集群2021年主导产业产值达19万亿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近三分之一。

2、向价值链高端进发，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迅猛

中国持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进发。从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Koopman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 Position Index）的变化情况可以极大的反映出，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化情况。根据UIBEGVC数据库，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不断攀升，截止到2014年，已从2007年的-0.05，跃升到了2014年的0.03，制造业整体进入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实现以传统产业为主导，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的，从进口大国到出口强国的转变。其中进出口趋势的变化以技术密集型产品尤为明显。2003年，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明显多于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48.7%。截止到2022年，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约为1.8万亿美元，进口总额约为1.1万亿美元，进口仅占出口的59.4%，出口总额占总出口比重上升到50.7%。中国进出口贸易总体呈现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趋势，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幅增加，进口大幅减少。

中国持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进发极大的得益于国内前瞻性产业政策的引导及推动，使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累累硕果。具体来看，以下两个方面的指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一是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2012年以来，国务院相继出台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等规划，提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的产业及相关领域，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路线，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2015年5月，“中国版工业4.0规划”——《中国制造2025》正式印发，标志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正式实施。在政策的持续推动下，我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升高，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2022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已上升至2.55%。

二是高技术产业或高端制造业增长加快，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对比整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可知，后者在2014年之后增速明显加快，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差距开始拉大。2021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5%，比上年上升3.0个百分点。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十大报告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预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将加快。随着后续产业升级政策持续推进，有望出台更多指导，推动进一步中国制造业转型，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突破。

02、市场现状

1、中国企业实践现状

大量中国企业正式出海。截至2022年，已有725874家企业尝试或计划出海，其中88.17%的企业已在商务部备案跨境电商资质。2018-2022年新成立出海企业数量累计达25.76万家，其中约56.63%诞生于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出海企业主要分布在北美、西欧、南美等区域。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虽是竞争激烈的红海国家，但仍是大量出海企业的必攻之地。

中国出海企业主要处于初级阶段。根据百炼智能，从公司资质、产品力、品牌力等多个维度对全国出海企业进行质量打分，2022年58.18%的中国出海企业得分在0-29区间，41.13%得分在30-59区间，这意味着当前大多数中国企业仍处于初级的产品出海阶段，即出海企业基本属于以外贸、国际工程承包为主的出口型企业。

2、典型代表——智能电动汽车

中国智能电动汽车出海历经三个阶段：零部件出口→关键零部件&整车出口；

中国品牌出海：包含汽车整车品牌出海和汽车产业链出海，近期大众、小鹏战略合作为标志性事件；

构建中国出海智能电动汽车品牌生态圈商业矩阵：包含电动化行业标准输出、电动化技术平台输出、电力能源服务、产品特质本土化调整与适应、符合输出地文化习惯的广告投放等。

3、中国企业出海步入以产品力、品牌力为导向的4.0阶段

出海1.0（1978-1999年）：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国际贸易出口

随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正式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连发生，部分企业开始尝试走出国门，通过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以获取外汇和拓展市场。

出海2.0（2000-2007年）：电商平台为高附加值产品打开海外销售渠道

2000年“走出去”顶层战略被正式提出，诸多国内电商平台开始崛起，成为链接中国企业和国际市场的桥梁。部分出海企业通过电商平台将附加值更高的产品销售给国际消费者，实现更广泛的市场覆盖。

出海3.0（2008-2019）：企业服务赛道强势崛起

在此阶段中，出海企业通过布局线下自营和线上渠道的方式，实现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带动业务发展的同时，注重自身数字化能力构建，催生大量建站、数据安全管理、营销、财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服务需求，由此带动大批提供营销、技术或SaaS服务的互联网企业崛起，企业服务赛道愈发火热。

出海4.0（2020至今）：出海企业升级产品力、品牌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各类技术成熟、供应链能力提升，中国企业出海方式更加丰富。一部分出海企业正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和本地化产能投入，以过硬的产品和极致的性价比逐步融入当地市场，另一部分企业开始注重品牌效应，通过打造独特而具有辨识度的品牌形象，吸引海外消费者的认同，进而在用户心智层面构筑起企业自身的护城河，Google《中国全球化品牌2023》报告指出，现阶段中国品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打造有意义的差异化，即品牌的“价值感”。

4、当下我国企业出海具有战略必要性

（1）出海必要性：战略指引

出海符合国家利益，长期成为战略规划部署内容：自2006年“十一五”规划以来，出海持续成为我国五年计划的部署内容。辅以“一带一路”战略，重心在推动我国企业从商品出口向品牌出口跃升，从“代工厂”变成“品牌商”。

多部门落地支持政策，为中国企业出海营造宽松环境：近2年来，海关总署、商务部、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出台若干政策，落实中国企业出海优惠条款，包括税率优惠、建立跨境电商试验区等，支持中国企业出海定调积极，后续政策值得期待。

（2）出海必要性：内需补充＆发展潜力

结合日本经验来看，日企在日元贬值时出口表现较优，在日元升值时加大出海建厂力度。目前我国同样面临内需修复、汇率存在贬值压力的扰动：

内需走弱：8月CPI同比+0.1pct，核心CPI同比+0.8pct，通缩PPI同比-3.0pct，国内需求边际好转但有待进一步修复；

尽管汇率保持低位，我国出口数据仍存压力：自美联储持续加息以来，其政策利率已达到5.5%，同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总体走高，9月汇率最高突破7.3水平，贬值压力加大，2023年8月出口金额当月同比-8.8%。从长期来看，将出海作为攫取外需转化成的营收之方式仍有必要。

从现实来看，疫情期间中国海运价格上涨，2021年CCFI迅速上升，2022年2月达到峰值并于2022 H2回落，当前回归历史均值。目前A股上市公司的营收结构中，海外营收占比较低（2022年仅21.68%），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03、驱动因素

1、需求不足而产能相对过剩，挤压企业国内盈利空间

受人口年龄结构调整、房地产周期、疫情疤痕效应等因素影响，近些年来国内企业同样面临着需求不足的挑战。2023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指出：经济回升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挑战。汽车等行业通过“价格战”等方式扩大市场份额，企业国内盈利空间受到挤压。

2、劳动力人口下行叠加欧美推出贸易保护政策，抬升国内产品供给成本

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人口在2011年左右开始下降，15-59岁人口比例由2011年的69.8%下降至2021年的63.6%，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近年来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并推出“原产地原则”以及“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政策，对部分我国生产的产品提高关税，进口份额由我国向墨西哥、东盟、印度等地区分散。欧盟提出“经济安全”战略，并对我国电动汽车行业发起反补贴调查。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提高了我国本土生产的产品成本。

3、全球库存周期开启为国内制造业出海带来新机遇

随着全球库存周期从被动去库到主动补库的切换，外需对国内中游行业的提振将发挥较为重要的带动。库存周期重启上行将带动上游行业盈利好转，中游制造盈利基本面则受益于海外的提振。

通过计算疫情后全球各个国家的生产、投资以及外贸相对于疫情前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疫情后经济恢复较快的国家主要位于欧洲、非洲以及南美洲，且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

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资流入的关联，发现疫情后固定资产形成的增长速度与外资流入速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一方面，疫情后生产恢复较快的国家，国内投资方面表现出色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另一方面外资的流入又进一步巩固了该经济体内部的固定资本形成。这种正相关关系反映了这些国家内生动力的相对强劲，能够通过提升固定资产形成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吸引外资进一步激活其经济活力，形成正向循环。

将国家层面的数据上升至各大洲层面，能更清晰地看到：疫情冲击之后，全球经济都迎来了不同程度的复苏，生产和投资整体都呈现上升态势。其中非洲、南美洲的表现最好，其工业生产指数和固定资产形成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其他大洲，且在剔除掉疫情前的增长趋势后，仍得到正向的结果。这意味着这两大洲在疫情冲击之后不仅成功逆转了经济下行趋势（摆脱周期性拖累），而且实现了超越疫情前水平的增长（实现趋势性突破），突显了其强大的复苏和适应能力。这一现象表明，非洲和南美洲的经济增长状况相较于疫情前更为健康，也是出口产业需要锚定的对象。随着全球需求的逐步回升，中国企业有望在新兴海外市场上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抢占海外市场、灵活应对国际经济的变化将成为中国企业出海布局的重要策略，结合各经济体恢复情况来看，出海市场的地域下沉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04、中国企业出海路径

1、订单突破，机电出口东南亚、欧洲

21-23年上市公司订单出海特征是机电设备出口东南亚、欧洲。除建筑外，电力设备、机械设备重大订单超过50个，分别为58、57，主要目的地均在东南亚和欧洲。较为冷门的出海细分包括矿山/油服设备、智能水电表等。

2、产品出海，创新药产业链为主

产品出海主要集中于创新药产业链。2021~2023年创新药、肝素、中医药、医疗器械分别在海外产品获批205/30/35/13例。

美国FDA获批是全球药物研发动态的方向标，21/22/23年中国上市药企FDA获批产品数量分别为47/84/66例。

创新药出海进程加速。研发端，申请临床和申请上市的本土创新药数量持续增长，且中国开展核心临床数量已接近美国。

创新药有望迎来快速发展期。创新药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Licenseout数量增速较快，据医药魔方，2018年中国企业Licenseout数量发生24起，2022年数量则达到了75起。

3、电商出海，市场空间广阔+政策驱动

多项政策出台直接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在政策的直接驱动下，未来电商出海市场空间广阔，预计2027年全球零售电商规模是2023年2倍+。

全球消费转向线上，零售电商规模持续增长。据亚马逊预计，2027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欧洲、日本、中东、拉美零售电商规模分别有望达到17.19、1.16、0.62、10.12、2.56、1.41、2.26千亿美元。

北美+欧洲仍为当前核心，新兴市场是典型蓝海。绝对规模视角，北美和欧洲依然是跨境出海商家的核心布局。2023年，分别有55%和48.5%的商家在这两个市场开展业务，较2022年有5%左右的下降。

2022年东南亚和拉美电商销售额增速超过20%。新兴市场对于品牌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成为成熟品牌新的增量市场；二是白牌产品可以优先依托新兴市场完成品牌化转型，提升品牌化经营能力；三是对于希望进入欧美市场，但短期竞争力不足或受限的品牌，可以优先在新兴市场布局，继而将业务向欧美市场拓展。

细分品类来看，服装鞋帽、数码3C、美妆个护热度较高。亿邦智库调研数据显示，服装鞋帽、数码3C、美妆个护位列跨境电商出口热门品类前三，分别有37.50%、36.57%和31.02%的商家销售相关类目产品。此外，家居家具、运动户外也是跨境电商出海热销品类，分别有30.09%及24.07%的商家销售。东南亚和拉美地区消费者活跃于社交网络，商家可通过短视频直播方式触达；

东南亚和非洲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较高，更倾向购买高性价比产品，而中东消费者则追求商品品质，消费客单价较高。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动二轮车、二手车、家电、彩妆、服装、茶饮等在新兴市场广受欢迎。

4、投资建厂，电子、医药、机械、汽车等投资建厂变化明显

21-23年上市公司每年海外投厂数量上升显著。各一级行业21/22/23年分别在海外投厂46/72/100家。泰国成为PCB产业转移首选目的地。与马来在封测产业的优势不同，泰国在2019年成立了印制电路板协会（THPCA），通过完善当地配套吸引国内PCB厂商密集投资形成集群。

5、海外大型并购，借用品牌和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05、经验借鉴

日企出海的变迁：从“贸易立国”到“对外投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发生了惊人的增长，完成了“顺差转移”。多个角度的宏观数据拆解都展现了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后，对外投资规模的飞速增长。一方面，基于OFDI（对外直接投资）/GDP的视角，1980年代“日企出海”已经初露端倪，OFDI/GDP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7%左右迅速提升到了90年代初的6.5%；而自90年代至2021年，这一比例进一步达到惊人的40%。另一方面，观察出口与对外投资规模的变化可以发现，90年代日本出口与对外投资和汇率表现高度相关，即日元贬值期间出口占据主导地位，日元升值期间则由对外投资占据主导地位；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出口和投资双轮驱动，而金融危机后出口规模渐趋平稳，对外投资规模仍在快速扩张。于是外国资产经年累积，1996年日本外部净资产规模为103万亿日元左右，2022年这一比例达到418万亿日元。反映到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上，相比于波动较大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分项，直接投资项的差额占比持续稳定地不断抬升。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日本似乎确实完成了《前川报告》的长期目标之一，即“顺差转移”。

在讨论日本对外投资的变迁历程之前，需要先了解日本出口地区、产品的变化。毕竟，“日企出海”的早期动力之一正是缘于海外出口的限制。

1、出口：传统优势制造业是基本盘，为日企出海奠定基础

日本出口地区的转变：从欧美转向亚洲。日本对于欧美国家的出口占比基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末达到顶峰，《广场协议》签订前后就是对美出口占比的顶点。尤其自2000年开始，随着中国入世及亚洲地区国家的快速发展，日本出口市场从欧美转向亚洲的趋势愈发明显。其中，中国在日本出口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由于中国经济体量的急剧膨胀，日本出口至中国的比重由2000年的6.34%快速上升至2020年的22.5%；此外，尽管以东盟为代表的亚洲其他经济体确实也成为了日本出口目的地的新增量，但其对日本出口的贡献相对中国来说仍较为有限。

日本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运输设备、机械为代表的优势制造业是基本盘，化工类、消费品类近年来占比上升。运输设备、机械和电机是日本出口占比最大的三项大类产业，也正体现了日本中高端制造业的优势所在，三者合计占日本出口产品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超过70%。尽管以上产业在“贸易战”期间均遭受了美国的严厉制裁，然而其后续演变历程却大相径庭。以典型的走向分化的汽车和半导体产业为例，日本车企凭借着成本控制、质量管理的优势延续了90年代前的荣光，日本车企当下仍然能够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反观日本或曾引以为傲的半导体产业，除了来自美国的严厉打压之外，在颠覆性创新的浪潮席卷而来之际，日本未能及时跟上新的一轮产业趋势，也由此导致了半导体产业的没落。因此，汽车相关的“运输设备”类产品占日本出口比重的下滑有限，从1988年24.8%回落至目前的21.9%左右；而半导体产业背后的“电机”类产品占比则从1988年的23.4%大幅下行至最新的16.3%左右。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化工类、消费类产品在日本出口产品结构中的占比近年来持续上行。其中，化工类产品主要包括如医药产品、塑料产品、有机化工品等等，两者出口占比高增背后的原因或在于：一则，日本在诸如半导体材料等领域仍然具备显著优势，如光刻胶等；二则，日本的出口结构或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逐渐从生产向消费倾斜有关，这些地区也成为了日本消费品“下沉市场”的重要选择。

2、对外投资：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中的闪光点

（1）哪些地区和产业是日本企业国际拓展时的主角？

日本对外投资地区：美欧是主要目的地，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则从最初的成本驱动转向市场与成本结合。九十年代的泡沫破裂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开拓东道国的市场、建立全球分工体系、先进技术优势的汲取、寻求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等。从日本的对外投资活动可以观察到美欧长期占日本年度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50%以上，时至今日仍是如此。背后逻辑在于：一方面，美欧凭借自身庞大的内需市场自然吸引了大量日企前往投资，毕竟相较于寻求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开拓市场以获取市场份额要重要得多；另一方面，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增速再次降档的同时，也意味着日本从曾经的“追赶型经济体”迈入了“被追赶型经济体”的队列，创新驱动变得愈发重要，加之日元汇率升值带来的购买力增强，也推动了日企在欧美发达市场加大布局以提升自身技术水平。这也意味着日本对外投资活动主要以市场和技术驱动为主。此外，以中国、东盟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则是早期日本寻求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典型。不过，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中国，日企在当地销售比率迎来了快速上升，即日本投资动机从单纯的成本型转向成本与市场的结合。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制造业走向非制造业，行业变迁与出口结构变化特征相关。截至2022年，日本对外投资的制造业主要以化工与医药、运输设备、食品、电气机械、通用机械为主，非制造业主要以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业与通讯业为主。从其对外投资行业变化趋势来看，可得出两点特征：日本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出口竞争优势奠定了其对外直接投资高占比的初始格局，典型的如电气机械和运输设备，2005年合计占据日本对外投资的比重为32.6%。同时，这两个行业亦属于早期日本出口结构中占比较高的行业，90年代初期其出口占比合计为70%，这意味着日本的这几个行业已经逐步完成产业升级且具备全球竞争力，并为其之后实现出海扩张奠定充分的基础。日本企业出海的行业范围逐步由制造业扩散至非制造业，同时制造业内部逐步向微笑曲线两端扩散。2005年日本出海行业仍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其占据日本对外投资比重为60%左右；而伴随日本增加对于非制造业投资的规模，到了2022年日本对外投资增加至62%左右比重。一方面，伴随日本企业出海版图的扩张，在保持原有优势产业的出海份额的同时，逐步向微笑曲线的上游以研发、技术为主和下游的消费品行业进行扩张。可以观察到，得益于日本在化工部分领域、尤其新材料领域凭借过往研发积累不断精进技术以快速抢占全球市场份额，以食品、化工医药等消费类、原材料类行业的在制造业中的占比不断抬升。2005-2022年期间食品、化工与医药制品占据制造业对外投资的比重分别由7.2%、15.48%上升至14.57%、20.61%。另一方面，伴随全球价值链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协调整合难度的加大，日本加大了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由此带来了对外投资中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其中，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业与通讯业是非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主力，三者占非制造业对外投资中的比重合计超75%。

更进一步，海外生产比率和资本开支占比的显著提升亦验证日本企业出海的进程及产业变迁。一方面，基于公司资本开支的角度，90年代国内公司和海外子公司的资本开支不同的表现形态进一步验证了日本内需沉沦下企业减少投资，同时通过出海以获得新的增长点。其中，90年代国内公司的资本开支由1992年的18.93万亿日元下降至2002年的9万亿日元，反观海外子公司的资本开支由1.67万亿日元上升至2.4万亿日元。此外，海外子公司的资本开支占比从90年的8%左右上升到了2021年的21%，在国内公司资本开支中枢下移时，海外子公司却在扩张。另一方面，从海外生产比率来看，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率从92年的6%左右上升到了21年的25.8%，下属不同行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均呈逐年抬升的态势，典型的例如“运输设备”行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已经接近50%。同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扩张的行业如化工和医药、通用机械亦明显上升，截至2021年分别上升至23.4%和34.4%。

（2）日企的出海成果如何？

日企出海的“盈利优势”在2012年之前是清晰可见的。一方面，海外市场份额的扩张为企业贡献收入增量。尽管2013年之后海外业务收入增速有所放缓，但在1992-2021年这接近30年的时间里，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海外收入年均复合增速分别为6.1%、3.9%，均远高于国内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速，分别为0.2%和0.3%。事实上，截至2021年，日本制造业/非制造业海外子公司的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从1992年的6.3%/5.8%左右提升至2021年的26.3%/15%左右，两者经常利润的海外子公司占比分别从92年的2%/0.8%提升至2021年的13.5%和15.1%。另一方面，从盈利能力的视角来看，海外市场规模的扩张同时带来公司营业利润率的改善。201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以前，海外子公司无论制造业、非制造业，其经常利润/销售收入的比率都优于国内企业，然而这一趋势在2012年之后逆转了。从资产收益率的角度来看，同样如此，至少在2014、15年以前，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的资产收益率显著高于国内企业；然而，分别自2015、2018年起，非制造业、制造业的出海“收益率”优势已不再。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随着“安倍三支箭”的陆续推出，2012年后正是日本国内开始走出“失落的二十年”的重要拐点，或由此推动了国内企业盈利能力的修复；而另一方面，2012年前后，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经济体要素成本的上升，或也导致了日本原本在这些地区投资所寻求的低成本优势逐步消退，一个潜在的证据是2012年后欧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的占比又开始重新抬升。

更进一步地对日本海外子公司制造业销售收入的结构进行拆分，再次证明了日本活跃在国际市场上主要产业的分化。以汽车为代表的“运输设备”占全部制造业海外子公司的收入占比从1997年的32%左右提升至2022年51.5%，而电气机械的占比则从1997年的36.6%回落至2022年的12.3%。也就是说，曾经并列为日本优势产业的两个行业在90年代之后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的。另外，化学品、工业机械的占比在这26年的时间里亦出现上升，不过相比汽车的上升幅度仍较低，分别为2.29pct、3.22pct。

06、从出口到出海:破壁新思路

1、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

二战后，全球产业链的迁移已经经历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三个阶段，而最新一轮的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由于政治、国际关系、劳动力成本等多方面因素，部分产业链正在从中国向东南亚、南亚、墨西哥等地区转移，参考日本应对部分产业链转移的经验，用“出海”的方式使国内产业链得到延伸，通过对资源整合和技术壁垒突破、海外进出口限制政策的规避，给国内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作为世界消费大国，美国的进口金额占比数据其实可以从侧面说明产业链的迁移情况：1970-1986年，伴随日本经济快速恢复，美国贸易逆差开始出现，日本出口份额显著提升；而后受益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提升。1986-1995年间，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产业链进一步迁移到东亚地区。在1995年之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具有强大的资源禀赋，中国成为产业链重构第三阶段的主角，承接了东亚地区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进一步融入了全球的产业链，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提升的关键力量。

经过多年积累，中国逐渐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轨，再加上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从美国进口金额占比上可以看出从2017年以来产业链开始从中国流出，而东盟各国的占比总体有明显上升，而我国对美国出口占比下降的同时对东盟的出口占比稳步提升，因此，从我国流出的产业链部分可能在被东南亚地区承接。

在产业链重构的新阶段，中美关系的转变是很关键的变量。美国对中国贸易的打压一方面是希望遏制中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一方面是意图阻碍先进科技流入中国。因此，我国产业走出中国延伸到海外，主动去寻找破壁机会可能是未来产业格局变化的重点。“出海”和“出口”是两个不同概念的以外需拉动经济的方式，“出海”是指将产业链铺设到海外，不仅是销售环节，还包括在海外建厂经营、进行售后服务等举措，相比于“出口”，“出海”能够有效控制成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进出口环节中的限制。

2、来自于日本的出海经验：海外投资和企业利润呈现正相关关系

其实在我们之前，日本已经走过一遍从出口到出海的路，在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随之而来的是“低增速-低通胀”恶性循环，在国内经济疲弱的环境下，日本企业开始把工厂迁移到国外，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从1996年的2.8万亿美元一路拉升到2016年的18万亿美元，日本的私人部门开始大规模买入海外金融资产，其中，在证券投资方面，日本家庭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从1997年的29.89万亿日元和4.98万亿日元增长至1999年的33.26万亿日元和6.54万亿日元。

当年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都有着类似的压力：房地产债务承重、人口红利慢慢消失以及私人部门储蓄较高而投资不足，因此，增加私人部门的盈利能力，促进有效投资是当前恢复经济增长原动力的重要一步，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至少在制造业方面，海外投资和企业利润呈现正相关关系。日本海外现地法人企业的经常性净利润率走势上，可以发现：随着海外现地法人企业利润率的上升，海外设备投资比率也在上升。

这表明，随着企业利润的提高，他们更倾向于增加投资，这是企业的基本经营策略。伴随海外设备投资所占比率的持续增长，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大约为6%，但到了2013年，它达到了历史峰值（29.1%）。在2013年后这一指标开始回落，2016年下至20.9%，而现地法人经常性利润可能获益于前期海外设备的投入，利润率在2013年后维持上升状态。

3、产能出海：寻找中国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

参考日本经验，相关人士认为，中国企业出海在保持本身既有出口份额的同时，亦可扩大对外投资规模，通过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的模式建立“本土化”供应链，抓住海外市场发展的机遇。对于当下的中国企业而言，同样具备出海动机，包括开拓东道国的市场份额、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寻求低廉的要素成本等。主要基于：

低成本驱动下，企业或主动寻求出海。在国内人口跨过刘易斯拐点、老龄化问题日益加重的背景下，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国内人口优势有所缩小，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产业链成本优势减弱。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说，其所面临的成本优势丧失问题或更为严重，这就迫使企业可能主动寻求出海，优化生产资源配置。事实上，2022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约13.72%，达到国际通用标准产下的轻度老龄化（7%-14%）；同时，我国15-64岁人口占比自2010年之后便拐头回落，人口增长率中枢亦持续下移，2014年以后持续为负增长。

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叠加内需偏弱背景下，海外市场份额的扩大可贡献新的收入增量。自2010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速呈现下平台的特征，过去由投资驱动型的发展模式逐渐难以提供足够的增长动能，传统经济动能或逐渐式微，国内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切换的关键时期。对于企业而言，向海外输出产能有助于开拓新的市场份额，在国内经济面临放缓的过程中有望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增量。同时，这也将有助于缓解部分行业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的问题，并推动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

争取美日欧终端市场，逆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吸引制造业回流+贸易摩擦加剧，产能出海或成为未来发展趋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去工业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性失衡，“产业空心化”问题逐步显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开始意识到“产业空心化”问题，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开始博弈。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凸显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拜登政府上台后所公布的《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以及欧盟所公布的《净零工业法案》等，均旨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实现本国“再工业化”。在推动本国制造业回流的同时，美国通过一系列的贸易政策加大对中国出口的管制。基于已经发布的有关报告《一次“非典型性”反弹》中的核心结论，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无论是从美国自中国总体进口份额的数据还是301调查清单所涉及商品（List1，2，3，4A）自中国的进口份额来看，均呈现趋势性、显著性下降，这意味着，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的下降则主要来源于惩罚性关税所覆盖商品进口份额的下降，贸易壁垒程度的加深确实对中国出口自美国的商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上主要偏向于非制造业。自2003年发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来，我国对外直接规模平稳增长，2021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178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6.3%。从结构上来看，非制造业直接投资比重较高。其中，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为代表的行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较高的比重，2021年流量占比分别为27.6%、15.7%，存量占比分别为40%、13.3%。相比之下，尽管2004年以来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占比处于提升趋势，但相比于日本的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比来看仍处于较低水平，2021年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流量占比和存量占比分别为15%、9.5%。通过观察日本制造业OFDI变化趋势来看，伴随日本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出海，其在日本整体的对外投资中一直占据较高的比重，这一数值在2005-2010年期间维持在45%-60%之间；而2010年之后伴随日本对非制造业投资比重的增加，尽管制造业投资占比有所回落，但2022年该比例仍处于35%以上。这意味着，参考日本企业出海经验来看，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其中，尤其是以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为代表，或有望实现率先出海，成为我国企业出海的主力。

产能出海的机会或主要集中在消费制造业和高端制造领域。参考日本企业出海经验来看，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优势制造业率先出海，同时在出海初期，其在日本出口结构中亦占据较高的份额。相类似的，我们将出口占比较高的产品定义为我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从中国过去20年出口结构变化中，可以筛选出两种类别：一类是消费制造业，包括家具、纺织服装、家电以及手机、平板电脑等。其中，消费电子作为我国出海较为成功的典型案例，目前在海外已经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家具、纺织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则是寻求成本优势+品牌出海、开拓市场并驾齐驱。另一类是高端制造业，包括新能源、汽车（包括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等，同时不难观察到这几个细分行业在我国出口结构中的占比较高且近些年来处于提升趋势，这意味着伴随中国要素成本比较优势的丧失、国内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以及逆全球化下贸易壁垒的增加，中国出口产业结构逐步向高端制造业进行迁移，表明内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已经有部分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获得全球竞争力。

07、产业链梳理

1、中国出海产业生态图谱

2、相关分析

（1）出海企业：中国企业出海信心普遍走强，战略选择和产品创新为当前最大挑战

2020年以来的最新一轮出海潮与以往阶段存在显著区别：随着中国品牌逐渐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中国出海企业从探索边缘赛道转向对游戏、汽车、短视频、电商等主流赛道的冲击，企业出海信心普遍走强，如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比亚迪、跨境电商行业的拼多多Temu等。2023年一项针对出海企业的调研数据显示，近九成中国企业对海外业务的发展较有信心，并期待自身海外业务稳定增长。在已经开展了出海业务的企业中，63%的企业表示将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

蓬勃发展的同时，不同类型的出海企业也正面临不同挑战。对于新锐出海企业而言，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为出海战略的制定，合规化、精细化的战略选择对新锐企业出海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成熟出海企业而言，其面临的主要困难则是产品创新与本土化。

（ 2）SaaS服务供应商：除通用型服务外，也提供针对垂直行业的专业化数字服务

总体而言，中国SaaS服务供应商存在两种不同的出海路径。一是SaaS服务供应商跟随国内客户一起出海，针对出海企业的定制化需求来完善自身服务水平；二是SaaS服务供应商直接瞄准海外市场，服务于全球企业，也可以帮助外资企业在国内落地。随着中国企业出海渗透率不断提升，越来越多SaaS服务供应商开始兼顾多种路径，丰富自身业务范围，如领星、智齿科技等。

目前，B端服务出海正成为各行各业全球化发展的新焦点，不乏有过往面向C端的出海企业，将自身服务C端客户的经验和业务体系进行整合迭代后，开始向B端市场进军。

从具体应用环节来看，SaaS服务供应商出海方向除企业资源、客户关系、协同办公、法务财务等细分领域外，还包括垂直行业的专业化服务，比如针对跨境电商、游戏行业提供精准营销服务，以及针对社交软件、先进制造等行业提供的IT运维、数据库、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化服务。

（3）营销服务供应商：出海营销重要性凸显，“精细化品牌构建”是企业发力重点

出海产业生态中，营销服务供应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优质的出海营销服务不仅能够提升出海企业转化能力，还能大幅提升其品牌影响力，帮助企业在海外市场实现获客的同时，完成生态资源的整合，如亚马逊等。

不同行业的企业出海营销侧重点略有不同，如快消品牌经常通过在出海所在地举办大、中、小型活动来提升品牌力；社交类出海企业则需要深度融入当地文化氛围，通过产品本土化、服务体系精细化运作来满足海外用户差异化需求；企业服务类企业则常借助数字化转型和数字营销来延展渠道并完善其服务链条。

总体而言，流量成本提升、精准获客难，中国企业出海营销已从粗犷买量的1.0阶段，过渡到借助AI、大数据等技术，以本土洞察和精细化运营为主的2.0阶段。与此同时，营销媒介更加多元，数据来源愈发丰富，针对不同场景差异，打通战略制定到出海营销的3.0阶段——“一站式营销服务”正在到来。

（4）技术服务供应商：作为出海产业生态的基础层，帮助出海企业建立以数据驱动的业务创新能力

技术服务供应商是出海产业生态的中坚力量。基于通信技术、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产品服务，能够为出海企业提供包括业务上云、数据安全等服务在内的出海解决方案，如华为云等。

随着过去十年间移动应用出海的爆发式增长，中国云厂商在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通信、音视频、游戏、金融等行业的经验积累及服务能力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当中国出海企业面临本土化运营困难、产品创新性不足和数据孤岛等难题时，云计算厂商能够提供稳定成熟的基础设施，配合当地合法合规的法律经验，帮助出海企业建立以数据驱动的业务创新能力。目前，中国云计算出海企业不仅以国内的优质产品服务着海外用户，同时也帮助海外企业在中国市场扎根生长。

08、重点行业

1、中国出海重点行业——商品贸易

从商品贸易看，我国出海重点行业可以分为两类：要么是已经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且生产的增加值也较高；要么是尚未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领先优势，但发展前景和政策扶持可以期待，其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重呈现上升趋势。

（1）从增加值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我国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可以从其增加值占世界增加值比重得出。近几年，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处于领先地位的行业有：纺织服饰（近三年平均达54%）、钢铁和有色金属（近三年平均达52%）、电力设备（近三年平均达37%）、煤炭（近三年平均达35%）。

增加值对于判断行业的出海表现意义重大。在我国贸易发展的历程中，加工贸易曾是主要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可以分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两种：来料加工指国内企业免费获得原材料，出口值仅以加工费计算；进料加工指国内企业以正常价格进口原材料，并以该产品的正常价值计算出口值。所以，进料加工会对产品在国内的生产价值产生高估，且其贸易模式替代性很强。历史上，我国进料加工出口额曾达40%以上，这会影响我们对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判断。

以行业增加值占比作为检验指标，发现有一些出口行业表现出了较强的加工贸易特征。如电子（出口占比26.7%）、计算机（出口占比45.1%）相关行业，增加值占比只有9%，表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所以在对传统优势产业的划分中，电子和计算机行业不应被纳入。

（2）重点行业展望：传统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我国出海的传统优势产业为纺织服饰、电力设备和煤炭，上述行业在全球出口中占据相当的份额，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传统优势产业外，还有一些具备“出海”前景的行业，这类行业在全球出口中正变的愈加重要，且行业增加值占比也有较大的改善空间，符合的行业有医药生物、基础化工、机械设备和汽车。这些行业中的大部分都符合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产业的定义：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6大类。

对于医药制造业的占比上升，一个隐忧是2020-2022年间上升的可持续性。根据WITS对口罩等产品的定义，计算了相关产品在2018-2023年的出口额趋势，发现这类出口的上升趋势正在被扭转，同比增速正由2021年三季度的50%回落到2023年三季度的-11%。

2、中国出海重点行业——服务贸易

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优势行业为建筑服务行业。从数据看，我国建筑服务行业（近三年平均占比28%）和加工服务（近三年平均占比16%）出口占世界比重较高，但发展趋势有所不同：我国建筑服务的发展主要依托于“一带一路”的基建需求，我国为沿线国家或地区提供融资渠道和服务出口，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建筑服务的发展将持续推进；而我国加工服务出口呈下滑趋势，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工服务出口或将面临长期去产能。

从新兴产业的角度看，我国运输服务（近三年平均占比9%）、以及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近三年平均占比9%）或将成为下一轮增长点。在运输服务中：海运方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水运大国，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截至2022年底，我国海运船队运力规模达3.7亿载重吨，较十年前增长一倍，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从陆运看，中欧班列在铁路运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突破1万列，同比增长50%；从空运看，我国货机数量、通达范围、承运能力等方面近年来均显著提升，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航空运输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中，我国一直保持贸易顺差，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最大顺差项，对于优化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和改善贸易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20-2022年的突发事件影响中，我国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仍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占比不断攀升。

09、相关企业

从日企出海范式出发，中国企业不乏全球布局基础。其中，在以下不同领域有望涌现出一批国内优秀企业，享有全球化布局下带来的产业出海的业绩增量，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技术优势：三一重工、宁德时代、隆基绿能。传统设备制造领域，三一重工作为中国工程机械龙头，已经具备全球竞争力，东南亚等后发国家海外业务拓展效果显著；先进制造领域，新能源龙头宁德时代、隆基绿能已经成长为全球龙头，海外收入可观，在全球新能源浪潮的席卷下有望实现全球份额的进一步扩张。

赛道切换：杉杉股份、姚记科技。杉杉股份类似奥林巴斯，是从多元化扩张重新聚焦主业、完成赛道转型的典范，1999年从服装行业逐步向新能源领域布局，并逐步剥离多元业务，聚焦偏光片主业；姚记科技则可类比富士胶片，在核心业务扑克牌进入存量市场、甚至面临萎缩危机的情况下，积极向游戏、互联网营销等新兴传媒领域转型。

品类创新：九阳股份、极米科技、石头科技。国内智能家电厂商是细分品类拓展的佼佼者，九阳股份可以对标日清食品、养乐多，是豆浆机的开创者，此后在小家电领域持续创新；极米科技和石头科技则可对标尤妮佳，虽非品类首创者，但在细分品类、产品性能上不断创新，极米科技拓展投影吸顶灯阿拉丁，石头科技在扫地机产品性能方面追求极限，自主研发LDSSLAM导航，开创双目视觉避障等，目前也已逐步走上出海征程。

供应链整合：名创优品、海澜之家、小米集团。零售领域的名创优品基本可以对标无印良品，服装领域的海澜之家则类似优衣库，根植于中国完整体现的供应链整合更为高效，性价比优势已经在国内市场明显体现，出海未来可期；小米集团进一步将销售渠道拓展至互联网预售直销，整合供应链的同时实现零库存、增加资金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