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性恶论”，不应该以“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简单思维方式去评判。
第一，只能将“性恶论”置于荀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才可以理解这一观点的提出及其含义。
第二，只有将“性恶论”和荀子的整体思想置于战国末年的历史大背景下，才可能对这一观点及其整个思想做出评判。
荀子，名况，字卿，亦称“孙卿”。
《史记》有《孟子荀卿列传》，这是对荀子情况讲述最详细的古籍了。
但即便如此，在相去不远的汉代，已经搞不清荀子的生卒时间。
大约知道的是，荀子晚孟子约百年。他年届五十，始游学齐国稷下，韩非李斯都是其学生。后荀子遭谗言而被逐，适楚后，楚相春申君任其为兰陵令。春申君遇害，荀子亦丢兰陵令，遂著书万言而卒。
对于传世的《荀子》一书，后世始终争议不大，大都认为其中大部分出自荀子之手，只有极少数是其弟子或门生记录编纂而成。
荀子“人性恶”之观点，集中体现于《荀子》一书的《性恶》篇中。
他开篇即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他说，人的本性是恶的，善良是“人为”而成的。
在第二段中，荀子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说”。他说：“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查乎人之性、伪之分也。”
他说，孟子说，人们之所以学习，是因为本性是善的。回答是，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这是不了解人的本性，不能查明人的本性与人为表象之间的区别。
然后，荀子旁征博引进行了论述。恕不赘引。
荀子，不是突兀地就提出“人性恶”这个命题的。他这个思想，建立在他的“宇宙观”基础上。
荀子的“宇宙观”，被学界称为“宇宙自然观”。
先秦儒家，认为“天”是最高意志，人的命运由上天决定，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荀子则认为，要“眀于天人之分”。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他说，社会的治与乱，不是天命决定的，而是当政者施政造成的，所以，应该“制天命而用之”。他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的“宇宙观”，又剔除了老庄消极无为的内容，主张要掌握和顺应天道，也就是自然规律。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在战国末年，诸子中没有哪一个达到了荀子的这种高度和境界。
荀子的“性恶论”，是他上述“宇宙观”的反映。
孟子的“性善论”，属于“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天人之分”学说。荀子则提出了“性伪之分”。“性伪之分”不是对“天人合一”学说的完全否定，而是提高了一个档次。
荀子认为，人之本性“故无礼义”，非如孟子所说天生即善，而是恶的。这种“恶”，是说“人性”充满了对物质欲望的渴求。人们的善良，是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
他认为，人性虽不可改变，但可以改造，他主张“化性起伪”。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人们通过不停学习和行动，也就是“实践”，可以改造“恶”的人性，实现“性伪合”——人性本质和表象的统一。
为此，荀子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最底层的芸芸众生也可以转化为禹那样的大英雄。
还必须看到，荀子的“性恶论”，是他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根据“性恶论”，荀子提出了自己“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政治理想。而这个政治理想的蓝图，就是“天下为一”。
他论证说，因为“人性恶”，所以必须“隆礼”、“重法”，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
他认为，“隆礼”，就是以礼制约人们的欲望，让人们能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这样的伦理道德等级制度，是治国的根本，应该成为王者的最高政治纲领。
他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礼义生而制法度”。礼是治国治民根本，法制则是隆礼必不可少手段，“隆礼至法则国有常”。
所以，荀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礼法并重。
孟子，是贬霸道赞王道的代表。荀子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就是说，王道和霸道是完全可以结合于一体而统一的。
显然，荀子关于治国治民的认知，比孟子高了一大截。
不过，也恰恰因为荀子的这一整套思想，为后世不少儒生所不满，纷纷“划线”，把荀子清理出了儒家队伍，将其归入法家一流。
其实，战国中后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学真正的两大代表人物。
最后要说的是，孟子所在的战国中期，尽管诸侯争霸，但“局面还不够明朗”，于是，诸子学派只是各陈其说，百家争鸣。到了荀子所在的战国末年，局势十分清楚了——结束多年的战乱纷争，建立一个强大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权，成为“时”和“势”，这一历史潮流势不可阻挡。荀子思想，包括他的“性恶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很精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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