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人脸识别和过度安检，要防止由此带来的“安全感幻觉”和“零风险陷阱”。
上海公安证实，上海已在全市严禁酒店强制刷脸。
继上海之后，浙江杭州、湖北宜昌等多地也陆续禁止入住刷脸行为。
未来，或许这个被众人严重诟病的规定会被彻底扫进垃圾桶。
入住刷脸的背后有着一种看起来很顺的逻辑，譬如有人认为，严格的身份验证能为公民提供更安全的住宿环境，能打击犯罪行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但是，从个人心理上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安全感不足的自我作祟的心理作用。
当人们认为最严格的管控措施能够预防潜在的风险和威胁时，实际上这也是对社会的信任度和安全感不足的心理体现，心理学上把这样的行为解释为“风险降低效应”或“安全感知增强”。
但是，过度强调这种风险降低效应并过分追求安全感知，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譬如能够进入资源错配误区。
当企业或政府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极端的安全保障时，在其他更重要的领域，譬如日常运营效率、服务质量和创新能力上就会因而被削弱，事实上这就造成了资源浪费和整体效能下降的现状。
尤其在酒店旅馆行业，引入刷脸入住系统是否就能极大地提升治安管理水平呢？这其实是个很矛盾的问题。
落实实名制登记本身，其实已经为公民提供了更安全的住宿环境了。
如果觉得这样还不完美，再用看似更完美的技术手段来营造更完美的安全氛围时，其实只能算是造就了安全问题上的虚假安全感，也就是说的“安全感幻觉”。
当安全感幻觉增加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加大了自己对复杂风险的忽视程度。
对于酒店旅馆经营者而言，由于在某一个点上过度使用资源，那么，酒店旅馆业的资源分配可能因此而失衡，他们在追逐极致安全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忽视了服务品质、客户体验等其他更为关键的内容。
而且，当社会给予公众的感觉是反复地接收安全警告的情况，人们就容易产生安全警告疲劳。
人脸识别等技术在酒店服务业的应用之所以被抵触，其实就这这种安全警告下的情绪反应。
虽然，人们对于人脸识别产生的信息采集与储存具有隐私担忧，但是，有一半原因是对于这种安全警告的过度行为形成的情绪对抗。
而这种对抗现象，也会对无处不在的，以安全名义形成过度保障的行为形成冲突，并且这种冲突会越来越多。
事实上，现代技术在安全保障上的过度使用，也正在制造不安全问题，只是这种逆反性还没有集中暴露出来。
从政府管理上来说，过度的依靠技术形成的过度保障，不仅会让整个社会进入“零风险陷阱”。还会导致社会管理上的决策过于保守，使得管理者可能因于担忧潜在风险，而不愿意采取任何带有不确定性的改革或创新举措。
这些不仅阻碍了社会管理的进步和功能性发展，还可能因此让社会管理机制进入涣散和无为状态。
也就是说，像人脸识别这种过度化的滥用情况，可能只是会消除单一操作环节的风险，但是，对社会整个系统的安全预防和整治的联动效应就会越来越弱，因而也就掩盖了更大的安全隐患。
至于什么安全隐患，你可以用你的逻辑去推。
胡锡进撰文指出，刷脸在特定地区和特定行业，以及特定时期使用可以理解，但长期普遍使用的必要性至少是值得商榷的，这些话其实蛮透着理性。
同样的，胡锡进认为我们城市里的安检过度普及了，这是非常巨大的资源浪费，这话也同样有着很深的体悟。
而他所说的“基层治理如果也追求绝对安全，反而会把社会的免疫力破坏了，使集体心理变得脆弱，这对国家从长远看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是让大家从更深处思考什么是“适度安全边界”，如何保护好它。
这些，如果从长远来看，的确应该给以重视和担忧。
能够取消酒店入住刷脸这事，其实应该提一个人，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他在两会间就《过度使用“人脸识别”》中指出，这不仅没有明确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据，对酒店服务业而言，购买数千元数万元的终端设备也会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加大。
而这些成本都需要消费者承担。
当社会在呼吁应该遵循严格的法律规范和充分尊重个人隐私权的背景下，强制入住酒店刷脸的行为确实并无存在的必要。
如何用好科技呢？我们在利用先进科技的同时，其实更应该注重以人为本。
要平衡好科技进步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要考虑科技与人文文明进步的关系。
尤其，要注意规避过度行为引起的“安全感幻觉”和“零风险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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