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国民党要人陈布雷、戴季陶相继自杀，短短三个月内，接连失去两位重臣，老蒋闻耗悲痛，终夜唏嘘。

眼见败亡已经无法挽回，人心离散，老蒋紧急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为的是退守台湾后能够支撑门面，维系残局。

1948年12月初，战局对国民党愈加不利，老蒋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清单甩给了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老蒋指示，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并经由南京运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的知名学者。

陈雪屏接到命令，不敢怠慢，连夜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并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人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具体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老蒋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围城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却人各有志，许多人都不愿追随老蒋南渡台湾，而是更愿意留在大陆。

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苦苦等候了两天时间，最后只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的教授登机，其中大部分的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

12月21日，经过一周的动员劝说，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二十几位教授。

此时的梅贻琦已被国民政府授予教育部长之职，但到了南京没几天，他便辞职了。据梅贻琦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难当，所以辞去教育部长。

据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最后仅有20多位院士跟随老蒋逃去了台湾，剩下60余位院士则选择继续留在大陆。

另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已经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

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之所以愿意放弃欧美舒适的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决然回归祖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深爱着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二是当时他们看到了希望。

选择追随老蒋，南渡台湾的那一批，胡适是他们中间的代表。

老蒋在争取胡适的时候，我党其实也在挽留，当时西山一带的红色广播就曾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与此同时，北大的许多同仁与下属，也纷纷劝说胡适留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适抛出了至今仍被公知分子奉为经典的“面包论”：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胡适选择南渡追随，一度让老蒋感到满意。12月14日，当胡适一行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后，国民党头面人物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人专程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老蒋又特意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948年12月17日，这一天正值北大50周年校庆，同时也是胡适57岁生日，老蒋夫妇不敢怠慢，再次在黄埔路官邸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世人皆知，老蒋平日请客有个习惯，那就是从不备酒，但是在这一天，他却专程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是破格示敬。

胡适对国民党其实是没有好感的，但因为核心利益一致，加之一些所谓的历史情感与历史责任，最终他们深度捆绑在了一起。

有人说，走掉的如胡适之流，有他们的一份明智，至少他们后来没有经历浩劫。其实，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最终命运都挺苦的，胡适之流在台湾固然没有经历浩劫，但最后也都是死于忧困的多，胡适是这样，傅斯年也是这样，都是暴死在会场上，算不上善终。

在留守、北归的那一部分知名学人中，许多人对国家的爱，与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恨，是等同的。

比起胡适之流，他们才是纯粹的爱国者。

张伯苓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很大，他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爱国者，因为不懂政治，1948年7月张伯苓曾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但到了南京只干了一个月，他就看清了国民党“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黑暗现状，而后愤慨辞官，回到了天津。

为了争取张伯苓跟自己走，老蒋曾多次主动登门，再三承诺，结果都吃了闭门羹。

老先生没有胡适之流的“面包论”，他要坚持留下来的最后的理由非常朴素，我的家在北方，我的三个儿子在北方，我哪儿也不去。

陈寅恪在留守的学人中，算是非常特殊的。

他是既不留在北平，也不愿去台湾、香港乃至海外，最后去了岭南大学。

没有留在北平，陈寅恪给出的说法是含蓄的，他说他担心今后只能吃小米，买不到对他眼中失眠症至关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不去台湾，原因很简单，他不屑追随老蒋。

据说，陈寅恪到岭南大学后，杭立武曾拉着国民党时任财政部长徐堪前去动员，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给10万港币及一套新洋房。

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立即回怼过去，你给10万，那我给15万，我也盖新房子给他住。

在陈寅恪身上，你能看到知识分子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