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宦官之祸，在唐。第一次，在汉。

闻名世界的汉唐，竟出现了相似的境况，不得不令人感慨。

第一次宦官横行的时代，是东汉，其结果是人所熟知的三国，硝烟四起，战火延绵。

此后六百多年之间，宦官很少能振作起来。

但到了唐玄宗时期，宦官们迎来了第二春，在政治权力层面有了突破性发展。

影响触及巅峰的人叫高力士，实则此人对政治的兴趣并不大。

但即便如此，其权势仍然威慑朝野。当时的皇太子李亨，都得喊他“二哥”，公主驸马们更尊称其为“老太爷”。

虽然他们都这知道这位“二哥”无哥又无弟，老太爷也很不爷们儿。

从此之后，宦官们的权力欲望急剧膨胀，无法收拾。

这其实怪不得宦官。因为宦官之所以能接近权力中心，无非江山风雨飘摇，势力错综复杂，而掌舵者皇帝并不信任别人。

中国以前的皇帝最苦，因为无人可信，或者，不敢信。在极大的权利与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无法相信。如今的普通百姓为了一栋房子，便可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皇帝坐拥的可是江山，无数尸骨堆砌的巨大利益，常因分羹而闹得血流成河，已是常态。

自有皇帝以来，皇帝从未信任，英明之君，必有时刻警惕之心，至于蠢牛木马，另当别论。

秦始皇的勤恳堪比诸葛亮，凡有奏批之事，一概亲为，即便他尚忙于修仙求寿。做皇帝的，连极小的事都要自己做主，其累可想而知，其不信人也可想而知。

骗他的人更多，妖言四起，各求名利，最终吃骗受伤，一怒之下，坑杀了那些用心不良的儒生术士。

汉高祖所信的人基本都让他下不了台。信韩信，而韩信一到山东便要做“假齐王”（代理齐王）；信卢绾，卢绾功少而封赏最多，因为他俩同年同月同日生，一起长大，交情非比寻常，以至于卢绾无功而封王。但卢绾却勾结匈奴，以作反叛。

其余唐宗宋祖，无不如此，很难信人。

历史的奇特之处，恰在这里，向来读史的人，都会说，皇帝不信人儿导致何事。却从不想他所处的位置与皇帝天差地别，根本无法体会。就像普通百姓体会不了王思聪的生活，王思聪无法想象更大的富二代贾宝玉的生活。

所以，历史总是重复。不在其位，自忖可以应付任何事，可以以信任付人，一旦登上皇位，事情骤然棘手。未免疑神疑鬼，重蹈覆辙。

英明君主尚可在信与不信之间徘徊，软硬兼施，驾驭有余，糊涂虫便一筹莫展了。

因为臣子们也是有所图的，历史上人事碌碌，但敢说纯心为国，毫不为己的臣子，屈指可数。皇权、臣权往往冲突，乃在对峙之中寻求平衡，很难掌握。

有人觉得掺和实在无味，于是功成身即退。譬如范蠡、张良。

范蠡的名言是：勾践为人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其实非仅勾践，皇帝多是可共患难，难与享乐。因为共患难之时，一无所有，目标相同，没有利益之争。但既得江山，利益牵扯极大，很难平衡，难免冲突。

文种有其他的追求，落个死无葬身之地，而且毫无预兆。勾践的理由竟然是，先生教了我七种灭吴之术，用了三条，吴国已灭。剩下四条，你去阴间用吧。

其他人或有此心，但不敢说，敛着做。不像勾践这样厚颜无耻、堂而皇之罢了。

所以，宦官才有了用“武”之地。

汉的权力鼎柱原本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功臣，一个是外戚。

皇帝原本的打算是两个都用，同心为国。但事与愿违。汉高祖真正当皇帝的七八年时间里，都是在平叛，心疲力尽。

因为不信任的操作，导致人心惶惶，往年杀彭越，去年杀韩信——即便不是汉高祖杀的，但罪名归他——于是诸侯人人惧危，于是连卢绾都反了。

黥布就更加直接，面对面就对刘邦喊：“我也想当皇帝！”

高祖死，吕后第一想法是把高祖所留功臣全部杀掉，以除威胁。事情虽然没这样惨忍地去做，但慢刀子也割人。吕后大用娘家人，外戚掌权。

但话说透了，无论功臣掌权，还是外戚掌权，皇帝都是无权。空有其名，而无其实，自然不甘心。

于是，皇帝只能信别人。

后来的东汉皇帝，信宦官，无非是对抗此二者，因为此二者此起彼伏，都不值得信。

皇帝想，宦官与自己亲近，何况无欲无求，离开了自己便是个刑余废人，当可相信。

为宋太宗赵匡胤所灭的南汉皇帝就这样想，他只信阉人，因为觉得他们无儿无女无妻室无家庭拖累——皇帝陛下可没想到后来明代的宦官干儿子一大堆。

这比男人的牵挂少多了，为国尽忠之心就多了，至少可以更加专注。一个人牵挂家，照顾国之心便分散了。

但皇帝陛下也没有想到，很多人为了权力和利益，竟然自宫以求。南汉当时只有广东、广西部分之地，但宦官却有两三万。远超大唐宦官鼎盛之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由此可见，宦官之所以得势，只不过是皇帝内心所允许的分身而已。

皇帝若不支持，宦官毫无作为。

唐代宗李豫表现得最为直白。他敕派的宦官回报之时，他总问收礼多少，如果收礼太少，皇帝便会大怒。

因为他认为这是看不起他这个皇帝。

那时候的唐的情况可比汉的权臣、外戚更复杂，皇帝所面对的是藩镇割据的外臣，大部分不是汉族，且有前车之鉴——安史之乱，安禄山为胡人，皇帝疑心只有更重，往往欲从恭顺之程度判断忠奸。

实则李豫便是利用宦官而铲除权臣的，但被他重用的宦官程元振后来便颐指气使，因他统领着禁军，想害谁由他的喜好。

至唐宪宗李纯，更是对于宦官放任。大臣控告宦官诬陷良臣，李纯的理由很简单：这可怜人怎么敢去诬陷大臣？

也许觉得理由牵强，又加了一句：“即便有什么谗言，皇帝也不会听的。”

李纯实质是看不上宦官的，因为他觉得宦官就是一个家奴，皇帝差使他们奔走效命而已，如果不想用他，跟拔一根毫毛一样轻松。

李纯以为宦官们无卵便即无欲，可以为自己专心效劳。

但他忘了狐假虎威的故事。宦官一旦以皇帝的使者口吻办事，那跟皇帝的权力差不了多少。

有时候，领导身边的秘书，比领导自己更让人敬畏，就是这个道理。

且当宦官有传达、指挥军队的权力时，情况更加糟糕。

宦官虽然无家室之爱，但人总有爱好，爱钱爱权的荣耀与有卵无卵没啥关系。

且宦官久处宫内，毫无见识，至少没有处理政事的基本素质，军事更是一塌糊涂，历史上倒是出现过聪明伶俐，能玩点计谋，搞些争斗的宦官，但从没有一个宦官在军事打仗方面有任何好消息。破军亡命的倒不少，比如明土木堡之败。

但唐肃宗却让宦官李辅国做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行军司马，这相当于参谋总长。结果，没有李辅国的批准，谁也见不到皇帝。

又派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黜置使，虽无元帅之名，却有其实。节制十节度使，讨伐安禄山余孽，结果大败。

唐德宗更幼稚，因不相信将领，而把禁军交给宦官，且指挥战斗的中尉，竟然也是宦官。

从此，唐皇帝的禁军，一直在宦官手中。皇帝未必差使得动。

而历史上宦官的第二次权力欲望急剧膨胀，因为禁军掌握在他们手中，相当于皇帝的人头在他们手中，他们想怎么来怎么来。

他们已经不再是毫毛，而是利器了。

将宦官比喻为“毫毛”的唐宪宗李纯，最后便被一个叫陈弘志的“毫毛”谋杀了，人们连作案工具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之后，是宦官们的利益对峙。唐天子禁军分为左、右神策军，这两派宦官首领想拥立的新天子人选不一致，于是刀兵相见，右神策军胜了，把对方和对方的天子人选李恽 [yùn]一起干掉，改立李恒。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宦官做主。皇帝唯唯诺诺，保命都难。

之后的唐敬宗李湛，亦为宦官所杀。

最惨酷的是其继任者李昂，宦官把他推上去，却遭宦官所杀，连带着当时的朝臣，包括宰相在内，几千人全被宦官屠杀。

自李纯之后的唐天子，历经近百年，从没在宦官跟前抬起头来，朝不保夕，毫无天子之威。

宦官的得权后的行为为什么那么肆无忌惮？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想，

第一，皇帝不信任别人，或者找不到信任的人，只能信任宦官，所以，他信宦官的话，因为皇帝本身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有很多不敢，比如不敢骗自己。

这增长了宦官的胆气。

他们于是敢为所欲为，因为这些人玩阴谋斗心眼、撒谎的本事非常厉害，即便不会，也很快就能学会并适应。

第二，宦官有特殊的渠道，可以狐假虎威。

因为他最靠近权力的中心（皇帝），而他又有渠道左右别人的性命，比如一纸密告，即便统帅，也能人头落地，家破人亡。

安史之乱时，唐第一位讨伐安禄山的统帅高仙芝，以及副帅封常清，不愿监军宦官的勒索，宦官便密告二人谋反，高、封二人被斩。高仙芝还是一位恒罗斯人，为了大唐，就这样死了。

但当安禄山兵进潼关时，告密诬陷的宦官边令诚，第一个投降了。

扑灭安史之乱的大将之一仆固怀恩，为了大唐江山，一门之中，战死十六人，女儿为唐和亲，远嫁回纥。但得罪了宦官骆奉仙，被诬告谋反，只好反叛。因为他不想当第二个高仙芝。

第三，宦官不用担责任。

宦官既然是皇帝的替身，出了事，一般会说是皇帝的主意，因为他只是个传话的，尤其爱遥控指挥前线战斗的皇帝，宦官只是个传令官，不是下命令的人。

当然，宦官也不敢怪皇帝。但可以撇清责任，他们在军中，收揽丁壮为护卫，耀武扬威。一旦失利，他会说是统帅的责任，自己只是监军，又不指挥打仗。一旦胜利，他会说是自己的功劳。

因此，宦官到军中，是全军的责难。诗人元稹做小官的时候，住宿驿站，后来的宦官仇士良把他赶了出去，抽他鞭子。

皇帝李纯得知之后，震怒。他骂元稹没眼色，把元稹贬官江陵。

李纯再糊涂，恐怕不至于如此完全是非不分。这过程，汇报的宦官相信一定有一番说辞，把无错的元稹说成罪大恶极，甚至诬陷其贻误军情、无视皇威，也不是不可能。

唐后期的屈辱，跟宦官脱离不了关系。但皇帝应当负最大责任。宦官固然无见识，但不见得没欲望。

是人都会有欲望，无论有卵无卵。

但具体要看放在什么位置，要怎么认识不同的人。互联网上如宦官之行者甚多，但却有人奉为圭臬，那恐怕连宦官都不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