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
第一，不是所有“古人”都称已婚女性为太太，这个称谓，是明代才有的。
第二，即便在明代，一开始也不是所有“已婚女性”都称太太，中丞以上官员的“媳妇”才可以称太太。
第三，再后来，大约在明末清初，凡士大夫官僚的妻子，就都称太太了。
有人或曰，明代已经没有“中丞”的官职。
但不妨看明万历年间胡应麟《甲乙剩言.边道诗》里的一段话——“有一边道，转御史中丞，作除夕诗云：‘幸喜荆妻称太太，且斟柏酒乐陶陶。’”
他说，一个边远地区的官员，转任御史中丞，作了一首除夕诗说，高幸啊，我的拙荆之妻，也被称作太太了；于是，斟满一杯美酒，心里那个乐呀！
胡应麟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字里行间，不无嘲讽之意。
董其昌，是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其在《节寰袁公行状》中曰：“中丞台皇遽无措，檄公往解散。”所言“檄公”，是登莱巡抚、兵部尚书袁可立。这是袁可立逝后，董其昌手书的他的“生平”。
明末崇祯时期文学家张溥写过一篇名为《五人墓碑记》的碑文。其云：“是时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这是说，当时“抚吴”的苏州巡抚这个“大中丞”，是魏忠贤的人，他抓捕了“周公”——因对朝廷不满，辞官会吴县老家的周顺昌。
无论如何，一周到明末，人们还是以“中丞”称呼巡抚等二品以上高官的。二品以上高官的“媳妇”，被称作太太。
问题是，“太太”一词何以兴起的呢？
大概是如下的“发展线索”——
“太”字，古通“大”。所以，“泰山”，古称“太山”。
对人的称谓来说，“太祖”本作“大祖”。
《诗.周颂.雝.序》：“雝，禘大祖也。”《传》曰：“大祖，谓文王。”因为“大”通“太”，所以后世称开国帝王为“太祖”或“太宗”。
这个时候，称“大祖”的妻子，亦为“大”，如文王之妻称“大姒”。《诗.大雅.思齐》云：“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文王的祖母，被称为“大姜”；文王的母亲，被称为大任（妊）；武王的长女，被称为“大姬”。
这些“大”，都通“太”，且读为“太”，表崇敬。
秦汉以后，还有“太后”、“太妃”之称，一是对先秦称谓的传承；二是转为下对上的尊称。
明代，继秦汉、唐宋之后，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帝国时期。此时，文化上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完全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
“太太”称谓的出现，也是如此——一方面，是对过去帝王妻子尊称的继承；另一方面，又随着官员队伍的壮大、“扩编”，对一些高官的“媳妇”，也以“大”，此时已改为了“太”而称之了。因为“媳妇”们人数大大增加，不方便把每个人的姓赘于后，干脆就创造了“太太”一词作为泛称，通用。
这个进程，在明末清初，又进一步扩大到适用于所有官员“媳妇”。
请注意，“太太”虽然表尊重，但尊重的是男权。中丞以上官员的“媳妇”可以称“太太”，因为“先生”是大官儿。后来，凡士大夫官员的“媳妇”都称“太太”，其实大多省略了前面的夫姓——张太太、李太太，是张家李家的太太。
还请注意，“太太”在使用当中，一是同级同僚为表尊敬；二是下官及下人以下称上。
一般来说，皇上绝不可能称臣下之妻为太太；一开始，也很少有上级官员称下级官员妻子为太太。
再到后来，“太太”就与“小姐”、“先生”称为通用的尊称了，又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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