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贺子珍和她的兄妹——贺敏学、贺怡，在大革命时期就勇敢地投身革命，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经历了数不清的坎坷曲折、磨难与不幸，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58年，当贺子珍得知哥哥贺敏学被组织安排到福建工作时，关心地说：“福建是前线，敌特经常来破坏，特别要注意安全啊！”
贺子珍、贺敏学两家合影
叶飞向中央提议贺敏学担任福建省副省长
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发表后，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沿海工业经济。1958年5月，根据中央成都会议“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决定”精神，决定将中央直属的建筑企业下放，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中央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考虑到贺敏学领导的西北建筑工程局的10万建筑大军，业已提前3年完成了中央交办的72项重点建筑工程，西安已不能容纳10万建筑大军了，遂向国务院汇报，并得到国务院主管领导同志的支持和批准，同意将西北建筑工程局的10万建筑大军分别调往各地，散布建筑种子，作为骨干，带动各省的建筑业。
贺敏学的工作岗位，中央也作了安排，决定他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当时，已将他及全家的户口、粮油供应、工资介绍等关系迁入北京。他打算在西安办完移交，稍作休整就去上任。
贺敏学
这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正在北京向中央要人，并且建议中央调贺敏学到福建省任副省长，主管工业工作。
叶飞当时向中央的请求中这样谈到：“贺敏学同志与我在新四军时期共过事，他是一员战将，工作也合拍。福建是沿海地区，面临作战前线。贺敏学抓建设有经验，福建要搞战建结合的基础建设，他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建议中央认真考虑我的请求。”
叶飞首先找到中组部副部长宋任穷，请他出面做贺敏学的工作。
宋任穷首先向西安打电话，与贺敏学交谈之后，委派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局长专程去西安，把贺敏学接到北京。他俩是井冈山时期同在袁文才、王佐的红三十二团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老战友，见面后无所不谈。
宋任穷再次征询他去福建工作的意见时，贺敏学风趣地说：“我好似一个要出嫁的姑娘，叶家要娶我，你在中间作媒。你是老井冈战友，他是新四军时期的上级，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不去也得去。”
宋任穷
宋任穷见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随即问贺敏学还有什么困难要帮忙的，贺敏学回答：“你还不晓得我的脾气啊，我从来不在亲朋好友面前谈困难的。去福建时，麻烦组织向叶飞他们交待一下，请那里的同志相信和支持我的工作就行了。”
贺敏学回到西安办完移交，便携带妻子、女儿、秘书一行人到了上海，在那里休息了个把月。期间，他还看望了妹妹贺子珍，并且把组织决定他去福建工作的消息告诉了她。
贺子珍听说哥哥要去福建，认为那里的基础太差，又面对台湾海峡，她关切地对贺敏学说：
“哥哥年过半百了，这些年来劳累奔波，头发也白了。你是带着战争年代的伤痛坚持工作的呀！希望哥哥自己多注意休息和保重身体，福建是前线，敌特经常来破坏，特别要注意安全啊！”
贺敏学笑了笑，说：“子珍妹，你放心吧，我们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人，还怕老蒋来这个？倒是你要保重身体，不要想得太多。”
中间为贺敏学
他的秘书孙海林一行，提前到福建 打前站作准备，这时由西安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建筑工人都基本走完，分配到福建的是原建筑工程三公司，加宝鸡工程处，还选调了100名工程师，组成“福建省建筑工程第一公司”共1万余人，分乘4列专列赴闽。途经上海时，贺敏学带眷属同时登上了火车。
贺敏学穿着8年前做的一套米色中山装，精神抖擞地迎着8月炽热的阳光，奔赴福建，出任福建省副省长兼建设委员会主任，担负着建设福建的新的历史使命。
座座“丰碑”都凝聚了他的心血
1958年，台湾海峡两岸正处于激烈炮战之中，贺敏学上任后，按照叶飞的意见：“不怕打破坛坛罐罐，要保卫祖国，建设福建，尽快结束福建工业落后的状况。”他在精心设想，勾画建设福建的宏伟蓝图。
贺敏学
首先是广泛听取意见，通过开调查会，找干部谈话，查阅档案资料等方法，掌握到了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认为三明市（当时是个公社）处于福建腹地，离沿海较远，紧靠鹰（潭）厦（门）铁路线上，交通便利，地形优越，把福建的重工业基地放在三明最为理想。
贺敏学将这一设想，向省委、省人委作了详细汇报。省委、省人委多次开会，反复论证，同意了贺敏学的意见，决定把福建的重工业企业建设在三明市。
他的设想得到省委批准，心情格外兴奋。贺敏学率领一支短小精悍的工作班子赶赴三明，为三明钢铁厂、三明化工机械厂、三明焦化厂等10多个大中型工业群体选址定点，着手组织施工前期工作。
他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顽强的毅力，雷厉风行的作风，白天跑现场，晚上开会研究决策，常常拿着面包加油条，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直到把问题解决了才算了结。贺敏学在那里连续干了44天，为福建新的工业基地铸造了雏形。
他为了三明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晚年贺敏学
他由于连续作战，疲惫已极，竟然在一次会议中突然病倒，其时高烧体温已达39.6度。当时，在场的与会人员都劝他休息，可他根本不听劝说，硬是坚持到会议结束，才去医务室打针服药。高烧稍退又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他的办公室，伏案进行紧张的工作。
贺敏学在三明，跑遍了周围的山山水水。在凤凰山山坡上，贺敏学指点着翠绿的群山、俯视平坦的大道，豪迈地对工程设计人员说：“我们在这里建起福建的‘乌拉尔’（指苏联战后建成的工业基地），结束福建‘手无寸铁’的局面。”
在省委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工人的艰苦创业，三明，终于建成了福建省乃至全国的重工业基地。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所在地福州市，50年代的状况是道路不平，街道狭小，电话不灵。贺敏学认为，为了赶上时代的步伐，力主在东街口建邮电大楼，把五一路拓宽，兴建华侨大厦等高层建筑。他对建委干部说：“搞基本建设不能近视眼，要看到今后30年的发展前景，要为后代人造福。”
说完他又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搞高层建筑，能够节约宝贵的土地，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
贺敏学（前排左二）
当然，对他的主张，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人反对。于是贺敏学就主动做这些人的工作，据理力争。由于他的极力主张，并得到省委支持，才能在当时力排众议，建成了后来的邮电大楼、五一路、华侨大厦。要知道，在当时的50年代，他能够根据福建的实际情况，排难而上，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并且获得这样大的成绩，也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与拥护，的确是不容易的，这都是他倾注全部心血得来的。
贺敏学在工程建设时，眼光远大，又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极大地发挥群众的智慧与力量，群策群力，把每个工程建设好。建筑福州邮电大楼时，工程师们把设计图纸交给贺敏学审查。他看后，觉得有修改的必要，但他不武断，找来专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场办公，集体决策定案。
贺敏学指着图纸说：“5层太低，用发展眼光看事物，应建8层。大厅搞双排9根大圆柱，缺点很多：一占面积，二不雅观，三是群众进入厅堂不仅碰碰撞撞，而且挡住视线。”
福建邮电大楼
他提出修改意见：“取消双排9根大圆柱，改用3根17毫米螺旋钢筋横梁，楼面木板改钢筋水泥，厅堂两侧放木制靠椅，人多了，不会拥挤，一些人办业务，一些人坐下休息，交叉进行，不是便利群众了吗？我们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想到为大多数人服务。”
在场的几位领导及工程技术人员，认为贺敏学的修改方案是可取的，采纳了他的意见。
后来，邮电大楼建筑已几十年了，质量仍然是福州市城建第一流的。
当时的一些建筑技术人员，追溯他在上海、西安那些年代，发现，贺敏学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以坚强的党性，顽强的意志，忘我地工作。他总是以艰苦的作风出现在人民群众中，带领广大干部工人，开创上海建筑业，建设了中苏友好大厦等一流工程。在西安领导的10万建筑大军，更是提前3年时间完成了130多项国家建设工程。这些都是贺敏学用辛勤的汗水，亲手为社会主义建起的座座丰碑，每座丰碑都凝聚了他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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