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委接到一封来自中央的急电，要他们查询一个代号为“OX”的人。
山东省委接到中央急电后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手在全省进行了大规模寻找。
经过调查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山东省渤海行政区垦利专区无棣县（今山东省无棣县）找到了代号“OX”的神秘人。
调查人员惊奇的发现，这位中央领导亲自下令寻找的“OX”，竟然是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正在被公安人员管制。
在调查人员的安排下，这名“历史反革命分子”及其家眷被紧急送往了北京，受到了刘澜涛、杨献珍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之后，还享受了干部行政十八级的待遇。
这名“历史反革命分子”，就是牛宝正。
那么，在当时已经被列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牛宝正，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中央急电接回北京，并享受干部行政十八级待遇的呢？
这个故事，我们还要从草岚子监狱说起。
草岚子监狱和牛宝正
牛宝正是山东省无棣县后牛村人，自小家境贫寒，在他23岁那一年，曾担任无棣县警察大队骑兵正目（相当于班长），后来因功升至骑兵大队分队长。
1925年12月，盘踞在直隶的李景林与盘踞在山东的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共同和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
1928年4月，冯玉祥的部队也向鲁西地区挺近，“直鲁联军”虽然有日本人的支持，但仍不是冯玉祥对手，很快战败溃逃。
牛宝正知道张宗昌大势已去，当即选择卸甲归田，之后和几位朋友一起前往北平“找差事”。
经过两年多的奔波，终于在北平宪兵侦缉队长高继武的推荐下，在草岚子监狱找到了一份看守员的差事。
草岚子监狱设在北平（今北京）西城区草岚子胡同19号，是国民党反动派为关押京津地区共产党员而设立的临时看守所，后来被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总院在南京）。
此时的牛宝正不会想到，在草岚子监狱的这段经历，会对自己的后半生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监狱内的“交情”
1930年，中共鄂北特委书记廖划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
廖划平是四川最早入党的一批党员，在我党内部资历深厚，因此他升任北方局军委书记后，地位只在北方局书记贺昌及组织部长阮啸仙之下。
1931年6月，因为叛徒出卖的缘故，廖划平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
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廖划平选择了背叛革命，交给了敌人一份地下党名单，导致我党大量地下党员被捕，中共地下情报网络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共河北省委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被捕后，于9月份被送至西城区草岚子胡同19号关押。
殷鉴等人入狱之后，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迅速成立了以殷鉴为中心的狱中党支部，以领导同志们继续在监狱中和敌人进行斗争。
为了提高同志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党支部决定建立一个“狱中党校”，遂成立了由杨献珍负责的学习委员会，并且订立了严格的学习纪律和学习计划。
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举办学委会无疑是一种大胆的行为，为了避免学习时受到敌人破坏，党支部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严密的防范体系，争取监狱管理人员的支持和帮助，负责管理看守他们的“班长”就是牛宝正。
为了方便区分以及和敌人作斗争，党支部给所有的监狱管理人员起了一个英文的代号，因为牛宝正姓牛，所以党组织给他取了个“OX”（英文中被去势、圈养的公牛的意思）的代号。
党支部观察到，牛宝正班长并不像其他看守那样凶暴残忍，对待“犯人”比较体贴，因此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有一天，牛宝正在执勤时收到了老家来信，信是他母亲写的。
在信中，他母亲告诉他自己生了重病，但是家里人没钱让她接受治疗，因此想让在城里工作的牛宝正赶紧想想办法。
牛宝正收到信后十分着急，想赶紧给家里写封回信，但是他从小就没接受过教育，因此不会写字，有心找其他看守帮忙写，但他又爱面子，不想让同事们知道自己家境贫寒的真实情况。
正在焦急之际，牛宝正想到自己看守的杨献珍似乎是个有文化的人，于是走进杨献珍的监房，请他帮自己写一封回信。
牛宝正告诉杨献珍，自己年过7旬的母亲现在正处于贫病交加的境地，但是自己收入有限，无法给老娘治病，因此想让他帮自己写一封回信，杨献珍对他的遭遇十分同情，当即答应了他的请求。
牛宝正离开后，杨献珍立即向党支部汇报了这一重要情报，殷鉴等人经过研究后指示杨献珍，必须立即做好争取牛宝正的工作，除了要在思想上对他予以热情地开导外，也要在经济上给他适当的资助。
按照党支部的指示，每当牛宝正在附近执勤时，杨献珍都会主动地和他聊天，除了友善地安慰他外，还将自己的钱塞到了牛宝正的手里，让他把钱邮寄给母亲，一来二去之下，杨献珍就和牛宝正成为朋友。
两人成为朋友后，杨献珍决定开始行动。
有一天，杨献珍趁牛宝正执勤时，假装失落地说道：“兄弟平生没啥嗜好，就是喜欢看看书读读报，但兄弟进来几个月了，既看不了书又看不了报，心里实在闷得慌，希望牛班长方便时能帮兄弟买点报纸进来，兄弟一定予以重谢。”
牛宝正自从收了杨献珍的钱后，一直有心报恩，因此听到杨献珍的话后，当即拍胸脯表示：自己一定帮他买报纸进来。
当时一份《华北日报》只值1块2角的法币，但为了刺激牛宝正的积极性，杨献珍慷慨地付给了他一块“白洋”（银元），当时一块儿“白洋”可以至少兑换三、四块的法币。
在利益的驱动下，牛宝正不断地从社会上给杨献珍等人购买报纸，偶尔还会带进来一些言情、武打方面的小说，丰富了杨献珍等人的生活。
当杨献珍等人的“狱中党校”开办起来后，却发现一个头疼的问题：他们没有足够多的革命书籍供大家学习。
当时北京市面上革命书籍十分的稀少，牛宝正就是想帮他们买“马恩列斯毛”的书籍也买不到。
正当焦急之际杨献珍突然想到，北平台基厂附近有一个六国饭店，饭店的老板是个法国人，法国共产党在饭店里开办了一个“国际书报流通社”，专门出售各种外文版的革命书籍。
于是他再次找到牛宝正对他说道：“兄弟之前是个教书先生，在外边的时候教别人英语。我怕在这里蹲久了把看家本事给忘了，因此麻烦你去六国饭店，帮兄弟我买几本外国的书看看。书名我帮你写下来，你到饭店里照着买就行。”
狱中的“战友”
牛宝正在这几个月里帮杨献珍买了很多的书籍、报纸，他经济拮据的情况也得到有效缓解，再加上他觉得杨献珍是个实诚人，不会坑自己，就爽快的答应了他很多请求。
从此以后，我党成功开辟出了一条输送革命书籍的通道，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源源不断地送到杨献珍的手里。
杨献珍把这些革命书籍翻译成中文，并抄写出来后，供党员们学习与交流。
后来杨献珍等人甚至还创办了一个叫《红十月》的刊物，供党员们发表论文以及通报外面的新闻。
在这段时间里，牛宝正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他因为工作的缘故，每当监狱审讯共产党员时，都需要在旁边陪同，共产党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威胁时，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受刑时，仍然不放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让牛宝正感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虽然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内心深处仍然有对正义的向往，共产党员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让他深受触动。
虽然他不理解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之间的区别，但是他的政治立场不自觉地产生了转变，对这些所谓的“犯人”也产生了相应的同情心，在杨献珍等人对他做了充足的思想工作后，牛宝正成为了一名对我党保持同情、友好态度的人士。
从此以后，牛宝正开始为监狱党支部传递外面的情报和消息，同时尽可能地对杨献珍等人提供帮助。
比如每到探视日时，监狱外的地下党组织就会派人来监狱同殷鉴等人联系，而牛宝正就是负责监视他们会面过程的人。在党员们开始交流情报时，牛宝正总会找借口离开，并为他们“放风”。
正在“监狱党校”举办得热火朝天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狱政机关收到了模糊消息称：“有共产党员在监狱里举行秘密的组织活动”，决定对所谓的“犯人”们进行监视和侦查。
牛宝正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立马将此事通报给了狱中地下党负责人。
因此，国民党反动派面对早有准备的监狱党支部，什么也没查出来。
1936年年初，党中央派刘少奇任职北方局书记，当时日本人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越发明朗，而白区内的党员干部比较稀缺，人手紧张的北方局需要大批经过考验的领导干部，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运动。
因此刘少奇专门向中央发电，请求中央允许北方局采取相应的政策，对沦陷在草岚子监狱内的同志们展开救援行动。
党中央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深入研究后，予以了批准。
刘少奇将救援任务交给了组织部长柯庆施负责。
柯庆施接到任务后迅速和牛宝正取得联系，请他转交给了监狱党支部一封写有党中央重要指示的秘密信件。
这是监狱党支部收到的第1封狱外党组织的信件，党支部经过商讨后认为，这是敌人搞的一次圈套，于是决定不予执行。
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局又一次向监狱内的党支部传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尽快从监狱脱身，并强调这是中央的命令，希望他们早做安排。
监狱党支部初步相信了信件的真实性，但是他们想要脱身却有巨大的困难。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分化拉拢中共党员，曾专门出台过一个规定，要求在狱中刑期超过五分之一的“政治犯”，只要在公开报纸上刊登一则宣称自己放弃革命信念的启事，不再是党员，就可以出狱。
杨献珍等人认为，如果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这篇“启示”必然有叛变之嫌，自己等人就算能出狱那也洗不清了。
因此通过牛宝正向北方局提出了监狱党支部的意见：如果党组织坚持让狱中党支部成员出狱，那么登报的责任将由组织负责，同志们出去之后必须按照正式党员安排工作，无需进行立案审查。
没过多久，狱中党支部就收到了北方局的回信，在信中北方局除了对他们的要求表示同意外，还附带了党中央的批复，以证明自己的这个决定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
狱中党支部接到信件后当即决定，立即执行出狱行动。
多达数十名所谓的“政治犯”，突然一齐要求出狱，并愿意发表“退党启示”，监狱方面当即认定其中必定有重大阴谋，没有批准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请。
一个月后，北方局又一次通过牛宝正向狱内党支部传达了要求他们“迅速出狱”的指令，党支部经过研究后认为，还是分批次出狱比较妥当。
1936年9月，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9人提交了出狱申请，并顺利获释。
不久之后，赵林及其他20名党员也顺利出狱。
按照这种方法，前前后后有61名党员发表“启示”顺利出狱。
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61名党员出去之后分散活动，大家就算在路上碰面也不说话，就像不认识一样，之后他们分别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接受了新的工作。
与此同时，牛宝正作为我党在监狱内的“第一联络人”，为一些仍在监狱内的我党成员提供了大量帮助。
可惜的是，虽然牛宝正在办事时已经保持了高度警惕，但是他在“帮忙”期间难免出现疏忽，最终还是受到了监狱方面的怀疑。
1936年年底，牛宝正在配合我党营救其他被捕人员时，突然被国民党当局以“有通共嫌疑”为由逮捕，并遭到了严刑拷打。
然而不管是国民党反动派如何软硬兼施，牛宝正仍然不发言，宁死也不肯招供，气急败坏国民党反动派决定“枪毙”他。
北平中共地下党知道此事后，迅速对牛宝正展开了营救。
经过同志们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正式枪毙前将牛宝正营救了出来，并协助他和他的家属逃出了北平，此后牛宝正就失去了和我党的联系。
寻找“恩人”
1949年，共产党成功推翻了不得民心的国民党当局，并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当初在草岚子监狱服刑的“犯人”，如今已是共和国功勋级人物。
草岚子监狱的“狱友”们，没有忘记当初帮助自己等人的“OX”的恩情，以及他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他们趁着参加开国大典相聚北京之际，共同回忆起当初在监狱内的生活，一致认为应该给予那位“名义上为敌尽忠，实际上为我效劳”的牛班长予以照顾，想安排人接他前往北京。
但是他们只知道牛宝正是山东人，并不清楚牛宝正的详细住址。
抱着一线希望，领导人们向山东省委发了一封急电，要他们代为查询代号为“OX”的牛宝正的下落，如果找到的话就安排他和家属进京。
山东省委接到这一急电后不敢怠慢，迅速展开了侦查工作。
巧合的是，有一位曾在山东渤海抗日根据地工作过的同志和牛宝正是旧相识，并向省委提供了牛宝正是渤海行政区垦利专区无棣县人的重要情报。
1950年4月，无棣县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学德接到通知，让他去找一个叫牛宝正的人。
无棣县委书记张雨村当面交代他：寻找范围在城关附近，时间紧任务重，找到人之后迅速安排赴京。
当时张学德跟随县委机关迁入县城时间不长，对于城关附近并不熟悉。
因此他只得采取“人海战术”，骑着自行车奔赴城关，要求参加村委会议的乡村基层干部四处散发“寻人启事”，帮忙找人。
这种笨方法果然产生了奇效，没过多久，就有人向张学德反映：在县城东关有一个正在接受公安机关管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就叫牛宝正。
惊喜万分的张学德赶紧调阅了牛宝正的资料，失望的发现此人档案中，没有任何与我党有过联系的记载，张学德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此人真的是那位代号“OX”的人吗？为了慎重起见，张学德决定亲自和牛宝正见一面。
当天晚上，在县人武部干事的陪同下，张学德和牛宝正在村办公室见了一面。
牛宝正被带到村办公室后，表现得十分拘谨，他那黑而微黄的脸庞上，呈现出微微恐惧的神态，张学德明白，此人是误以为自己是来向他训话的了。
为了消除牛宝正的顾虑，张学德以谦恭的姿态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使牛宝正进入放松状态并进行交谈。
通过交谈，张学德得知自己面前的牛宝正正是当年的“OX”。
当初他们一家人被送出北平后，便返回了山东老家。
1937年山东沦陷后，牛宝正一家开始在老家务农，8年后无棣县迎来了解放并建立了人民政权。
不过当时的人民政府，因为没有认清牛宝正的政治面貌，因为他曾经在监狱当过看守，就将他错误地划分到了“历史反革命分子”中。
确认了牛宝正的身份后，张学德告诉牛宝正：当初他在监狱里帮助的人，现在已经在中央工作了。
中央领导人没有忘记你当年的贡献，因此决定邀请你携家眷进京。
牛宝正听后当即表示，自己对共产党没有太大功劳，共产党这么厚待自己，内心着实有愧，而且自己唯一的儿子现在在外地施工不在家，自己不便远行。
在张学德和县委同志的劝解和安排下，牛宝正终于同意远赴北京，他儿子也在不久后和他在北京团聚。
牛宝正到了北京后，受到了刘澜涛、杨献珍等领导人的接见。
并被安置到北京公安系统的一所监狱内工作，享受干部行政18级待遇，他儿子也在北京分配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党和国家从来不会忘记这些为了革命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
向牛宝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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