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北京医院里，一男一女两个老年人坐在病床上握紧了对方的手。
闪光灯一亮，这是他们拍摄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照。
“这双鞋我终于给你做好了。”说话的老妇人叫王泉媛，是老党员，老革命。
她从病床上站起，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布包，里面赫然是一双崭新的千层底布鞋。
同样为老革命的王首道，半躺在病床上把鞋颤抖地接过来时已经是老泪纵横——这双鞋，他足足等了50年……
但很不幸，结婚之后他们只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两天就因为工作分别。
后来王泉媛又被俘虏，受尽屈辱，甚至险些丢掉了自己的党籍，还和丈夫走散将近50年。
再见面之后，两人都已经年过古稀，也都重新有了自己新的家庭，但他们的情感仍然存在，不只是爱，更多的还有深深的战友情。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王泉媛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没有相互寻找过对方吗？是什么阻碍了他们的相见？
“你一个女娃子要什么名字？赶紧嫁人！”
1923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的王泉媛已经十岁了，但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她只有姓——欧阳。
重男轻女的封建老思想让她的童年过得并不愉快，父母对她也不是很好，更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仿佛她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生活，为了填饱肚子，为了嫁作他人妇。
在过去的日子里，她一直都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但父亲说：“你一个女娃子要什么名字？赶紧嫁人！”
这话成了桎梏，锁住了她的未来，也锁住了她的自由。
慢慢地，在她的眼中，好像自己都不太重视自己了，每天跟着父母农忙，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当别的孩子们都在三五成群地玩耍时，她只能扛着镰刀孤零零地站在地里。
坚强的她适应能力很强，也就逐渐接受了这一切，也许童年就这样慢慢过去也很好。
但没想到，就在这一年最普通不过的一天，他的父亲竟然用四担谷子把欧阳嫁给了隔壁茶园村王家做了童养媳。
“你要嫁人了，到了婆家好好做事就算是报答我们了，我们还给你取了名字，欧阳全圆。”父亲说。
终于有名字了，但欧阳却不怎么开心，对于刚年满十岁的她来说，离开家去到不熟悉的另一个家，还做人家的童养媳，当两只脚踏出家门，她就不是欧阳家的人了，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这一离开就是六年，婆家还给她换了新名字——王泉媛，彼时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个名字，将会在不久之后出现在红军的队伍中。
1929年，十六岁的她正式嫁给了丈夫。
走上革命道路
1930年春天，敖城乡发生了农民暴动，刚满十七岁的王泉媛受这场运动的影响，仿佛打开了她人生关闭已久的大门。
为何不换另一种生活方式？这句话成为了王泉媛为革命迈出第一步的信条。
由于表现突出，工作勤奋不辞辛苦，王泉媛备受关注，不久之后，她就成为了当地少年先锋队的队长和共青团干事。
那时候她每天都奔走乡里的各个村，奉命宣传解放妇女和婚姻自由的工作。
虽然王泉媛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从小到大的经历让她练就了远超同龄人的灵活思维和伶俐口齿，工作成果卓著。
于是就在1931年，她被当地干部调任到了少共县委做了妇女部的部长，而这成为了她人生的重要转折。
1933年3月，王泉媛被调到了湘赣省做了妇女部干事。
10月份，她又被选为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到了红色盛放的地方——瑞金，在那里，他认识了王首道。
在瑞金开完会以后，王泉媛参加了马列思想学习班，给她上课的人是毛主席。
毛主席很有才华，讲课不仅有趣，而且通俗易懂，十分透彻，让她感受到了知识的魅力。
由此，她更加认真甚至忘我、贪婪地学习，让毛主席也对她有了印象。
有一天夜里，贺子珍正抱着孩子陪丈夫毛主席散步，中途他们遇到了王泉媛，王泉媛先是问候了毛主席夫妇，随后又逗了逗他们的孩子，画面十分温馨。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呀？”毛主席笑着问王泉媛。
王泉媛连忙站直回到：“主席，我，我叫王泉媛。”言语之中她有些紧张。
“我在家乡做妇女工作。”在听到毛主席询问她的工作后，王泉媛回答说。
“好！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且你又年轻，要做的工作比半边天还多！好啊！好啊！”毛主席一句话说了三个好称赞王泉媛，这让她受宠若惊。
正所谓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尤其是在工农光芒的照耀下，真心为人民做奉献的王泉媛迎来了更多的机会，也迎来了自己最爱的人。
闪闪红星下的恋人
1934年1月，王泉媛到共产主义大学深造了五个月，在这期间，她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随后，王泉媛又做了中央妇女部的委员，这与她的顽强拼搏是分不开的，9月，王泉媛和剩下的8名出色的女子被编入了红军总卫生部妇女工作团。
10月，我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陷入了危难时刻，为了防止反动派继续迫害我军和我党根据地，红军只能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伟大奇迹——长征，开始。
18日，王泉媛和战友们一起踏上了长征之路，走在毛主席的身后，毛主席还用他的马帮她驮过枪。
在这个过程中，她一边做护理工作，一边做宣传工作。
跨越雪原的时候，天气恶劣，路途坎坷，好巧不巧那个月她来了例假，由奔波引发的腹部剧烈疼痛让她每一步都迈得撕心裂肺，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休息的她只能咬牙坚持，等到了一处据点，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
医护人员赶紧对她救治，这下，她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这还没完，不久之后她收到了家中哥哥送来的一封信，在信中她得知自己在家乡的丈夫因病去世了。
虽然王泉媛是被迫成为了王家的妻子，原本没有太深的感情，但多年来的共同生活，已经让她接受了那样的身份，所以看四下无人，她还是偷偷流下了泪水。
斯人已逝，活着的人还要生活。
王泉媛也根本没有时间伤心，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她眼中，革命必须像永动机一样，要不断转动，把人民群众和红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否则过去的努力就可能有倾覆的危险。
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遵义，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王泉媛奉命参与宣传活动，而和她一起工作的人中，就有她的熟人——王首道。
这个温文尔雅又积极向上的男人，从那次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给王泉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她后来还会偶尔想起他。
王首道对王泉媛非常照顾，经常关心她的精神和身体状态，王泉媛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动情地对待。
一段时间的工作，让这两人相互产生了爱慕，大家也都看在眼中。
“你觉得王首道这人怎么样？”这天，同为女战士的蔡畅、李坚真等人问王泉媛。
一听这话，她羞红了脸，轻轻点了点头，引得周围笑声一片。
进入遵义的第七天，王泉媛要离开了，但战友们却要她去见王首道。“砰！砰！”专门去见心上人，要让她的心跳得很快。
“我把人交给你了啊，你可要对她好一点！”一直为两人的情感操心的蔡畅说完就和其他人离开了房间。
房间里安静得只能听见两人的心跳，王首道攥着王泉媛的手，说出了他一直想说的话，也是他唯一有机会能告诉她的：“泉媛，我喜欢你。”
战场上，王泉媛是挥洒热血的猛将，长征路上，她是不畏风雨的战士。
但这些从没让她的心跳得这么快过，他滚烫又颤抖的手让她明白王首道心中有说不完的话。
“我也喜欢你。”说完这句话，王泉媛抱住了王首道。
“你能和我结婚吗？就今晚。”王首道的声音颤抖得很厉害，她轻轻点了点头。
下午，王首道和王泉媛在组织的见证下结婚了，婚礼很简单，简单到只有两顶军帽和两支蜡烛。屋外还是很寒冷，但屋内满满的都是温情。
“在我老家，新婚的妻子都要给丈夫亲手做一双鞋子，但现在来不及了，我以后给你补上。”红色蜡烛下，王泉媛眼睛泛着泪光说。
“那你可不要忘记了。”王首道攥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王泉媛要走了，王首道也一样，这对新婚夫妇还没有说完体己话就要因为工作而分开了，离开的时候，王首道走得很慢，不时回头看向妻子离开的方向。
“从瑞金出发之前，组织就告诉我们在长征路上先不要恋爱，恋爱的不要结婚，结婚的不要生子。”后来王泉媛回忆说，“我是个特例。”
这也是没有办法，毕竟当时形势严峻，不适合做这些事情。
两人这一别就是一年半，1936年6月，王泉媛随军到达四川的两河口，王首道已经在这里工作多时了。
两人得知对方在，都充满了喜悦，连忙向上级请假，他们终于又见面了。
那一夜他们在藏族同胞的小房子里有说不完的话——只怪时间太短。
又是第二天，又是突如其来的分别，又是绵长的牵挂和思念，但他们谁都没想到，这次分别竟然长达了46年！
我的爱人你在哪？
1936年10月，为了打通国际交通线路和计划“宁夏战役”，我军在四川成立了西路军，王泉媛就在其中。
本来她要去陕西学习，但突发变故，她临危受命担任抗日妇女先锋团团长，与徐向前会合抗击敌人，这场战斗正是被称为我党历史上最悲惨的——河西大血战。
以“四川王”马步芳为首的反动派“马家军”对我军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徐向前带领两万多战士深陷危险，唯有强渡黄河才能脱困。
另一边，支援部队竟然还没到地方就遭遇了胡宗南的部队，双方亦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40天后，等到徐向前部脱困，六千八百多名战士牺牲，受伤无数。
渡河前，“你们走，我们掩护！”王泉媛让妇女团的女战士们剃成短发佯装成男人，她说：“等你们走了，我们简单伪装成农妇，比你们好脱身。”
然而，她们的计划失败了，被反动派围困在河西走廊。
王泉媛24岁，带着仅剩的5名女战士与敌人周旋了1个月，最后不幸成为了俘虏，她受到了严刑拷打，但没有说出关于组织的任何情报。
随后，妇女团的女战士们又被迫许配给了反动派的士兵们，王泉媛成了土匪头子马进昌的小妾。
随着局势的转变，王泉媛没有再受到迫害，但她的心根本就不在那里。
1939年3月，王泉媛终于逃脱，第一件事就是回到组织，但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有接收她。
因为当时国民党经常派人潜伏到我军，组织只能定下：“失踪一年接收，失踪两年调查，失踪三年不接收”的规定，王泉媛多次寻求无果被迫脱离了组织。
“好，麻烦帮我转告组织我永远都是党的人！”王泉媛对八班的工作人员说道。
没想到，这句话后来竟然传成了这样：“我王泉媛不做红军了！我也不去延安了！王首道，我再也不会见你！”
当时很多人都听说王泉媛给王首道留了这样一封信，但王泉媛却不知道，后来她才知道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无依无靠的王泉媛决定回家，于是她徒步到了甘肃、云南、四川等地，相当于又经历了一次属于她自己的长征，流亡3年才回到了老家敖城。
1942年4月，她终于到家了，此时她已经衣衫褴褛，步履蹒跚，满是憔悴。
然后她开了一家小饭店谋生，中间她也想找到组织但未能实现。
1948年6月，她长期被家人怀疑是“逃兵”，忍无可忍只能离家出走，与泰和县一村子的村民刘高华结婚了。
解放之后，她脱离以前的身份，凭借自己出众的能力，再一次有机会为人民和国家工作，做过生产队长和妇联主任。
即便是这样，她的生活也仍然像停摆一样，王首道还在不在？在做什么？组织什么时候会接收她？这是她想不通的问题，也是她夜以继日的期待。
另一边，王首道知道王泉媛所在的部队会来延安会师，但他等来的不是妻子，而是关于她“绝交信”的传闻。
一时间王首道也心如死灰，他有心想找到她，可这天下之大，她不在老家又能在哪呢？她又是不是真的不愿意见他？
“我的爱人，你在哪？”千里之距，他们不约而同地呐喊这个问题，呼唤着对方……
半世纪后的再见
1962年，王泉媛受当地妇联邀请参加抗日女战士会议，战友终于重逢，她们听说了王泉媛这些年的经历，专门写了多封证明信反映给上级，想帮她恢复党籍。
也是这时候王泉媛得知王首道还在，但她已经有丈夫，就没有去见他。
1982年，72岁的王泉媛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她要开会，还要恢复党籍，同时他也要去看一眼王首道。
46年，他们终于见面了，岁月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深深地痕迹，一时间他们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能默默哭泣。
“革命伴侣战友情。”这句话最能形容他们此时的关系，两人都有了自己新的家庭，那场婚姻就像在艰难岁月里的一场美梦……
王泉媛得知了“绝交信”的事情，对王首道做出了解释，这场误会也终于化解，但失去的岁月不能挽回，遗憾不能消失。
1989年，王泉媛恢复了党籍。
1994年，王泉媛终于把那双鞋子交给了王首道，而他送给了她一件大衣。
1996年9月24日，王泉媛打开电视，得知了王首道去世的消息，她打开了尘封的相册里拿出了两年前拍摄的照片，没说一句话却仿佛有千言万语……
2009年4月5日，王泉媛因为脑血栓和并发症逝世。
这个故事很遗憾，它是那个年代的缩影，为了革命、国家、人民数不清的王首道和王泉媛被迫作出了牺牲，甚至因此委屈、风雨半生。
可即便这样，他们的心中仍然充满对民族和战友最纯粹的情感，愿革命战士之花永远绽放在民族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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