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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总部从第42军第125师抽调2个营，与朝鲜人民军部分人员一起编为两个支队，分别由该师副师长王淮湘、茹夫一（兼参谋长）率领，插向敌后，在孟山、阳德、成川、江东、顺川等地展开活动。
1、要不要进行“游击战”？
彭德怀十分重视这一行动，将其定位为“为了直接配合本战役作战，由部队直接派出的游击活动”。
他要求志愿军各军均应“将现有的侦察部队组织起来，携带电台，配合人民军部队及地方工作人员插至敌后”。
他认为，在战役中，这支力量的作用将是很大的。
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游击战不仅具有直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战役作用，更有其战略地位。
彭德怀在报告中亦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
“到南朝鲜去开辟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那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如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也就保护了人力物力，积蓄了自己的力量，也就削弱了敌人的人力物力，从战略上分散敌人，配合主战场歼灭敌人；使广大人民受到革命教育，而少受敌人的奴化教育，替将来战略反攻准备战场。”
他分析，根据目前情况，在南朝鲜开展游击战争完全是可能的，因为人民军还有力量在敌后，只要有正确的政策和军事指导，是能够发挥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的。
在这次会议之前，彭德怀曾委托朴一禹向金日成提出开辟敌后游击战场的建议，并就此问题进行商谈。
后来的实践表明，朝鲜战场上的敌后游击战，没有能够取得彭德怀预期的效果。客观地看，朝鲜半岛地理空间狭窄，虽有山多林密的有利地形，但回旋余地不大，使得游击力量难以在敌后长期生存。
从主观上讲：
朝鲜领导人当时虽同意彭德怀开辟敌后战场的意见，但并没有真正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认识，加上政策和作战指导上的失误，敌后游击战最终未能广泛持久地开展起来，初期开辟的几个敌后战场也未能得到巩固，这就使敌人逐渐失去后顾之忧，得以逐步地将全部美军和大部韩军投入三八线以北战场作战，增加了志愿军正面作战的负担。
至于志愿军侦察部队深入敌后的行动，实际效果也没有预想的好。邓华后来分析说，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电台联络，动作未能密切配合”，使敌军“未受到更大的阻碍和必需的打击。虽然我们也派了一些部队到敌后破路，但成效不大”。
对在国内战争中，以打游击战为拿手好戏的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个事先估计不足的情况。
根据毛泽东关于从根本上扭转朝鲜战局的战略意图，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集中研究了下一个战役的打法。
2、双方的兵力判断
确定战役打法，要以对敌情的判断为前提。
对此，彭德怀作了如下分析：
现“联合国军”总兵力共 36.7 万人，包括 17个师、3个旅、7个团另1 个营。其中，美军 7个师（步兵第 2、第3、第7、第 24、第 25 师，第1骑兵师、第1陆战师)、1个空降团（第187空降团），计13.12万人；
英军2个旅（第27、第29旅)，计1.7万人；韩军10个师（第1、第2、第3、第5、第6、第7、第8、第9、第11师和首都师)，计10.8万人；
其他还有1个土耳其旅，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菲律宾、泰国、波多黎各等营、团级单位计1.14万人。
全部兵力成一、二线分布，第一线又分西、东两线。
西线指平壤以北，德川、孟山以西地区，共有8个师、1个旅、1个团，计10.5万人，内有美英军4个师1个旅，共6.8万人；韩军4个师，共3.7万人。
东线指云山以北，德川、孟山以东地区，共有5个师、1个团，计8.85万人，内有美军3个师6.3万人，韩军2个师2.4万人。东、西两战场一线兵力计13个师、1个旅、2个团，共19.27万人。
二线部队为4个师、2个旅、5个团、1个营，共73950人。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与第一次战役相比，“联合国军”一线兵力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增加的部分主要是战斗力较强的美英军。
志愿军一线作战总兵力为9个军30个师，比第一次战役增加了3个军12个师。东、西两线兵力分布：
西线6个军18个师，23万人，比第一次战役时增加2个师；东线3个军12个师，15万人，比第一次战役时增加10个师。
解方对敌我兵力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
由于第9兵团3个军入朝担任东线作战，志愿军在朝兵力已达38万余人，是敌军前线作战部队的1.7倍：其中，东线敌我兵力对比为1：1.66，西线敌我兵力对比为1：1.75。这样计算，东、西两线，志愿军兵力均占相对优势。
战后，经过对各方材料加以比对发现，当时志愿军掌握的“联合国军”总兵力数要低于其实际拥有数，也就是说，当时对“联合国军”总兵力的估算少了。
实际上，“联合国军”新一轮总攻势发起时，其总兵力已达 55.3 万余人，其中，地面部队 423313 人（包括美军 178464 人，韩军223950人)，空军5.5万余人，海军 7.5万余人。
与可投入一线作战的志愿军38万余人相比，兵力对比为1.45 : 1, “联合国军”方面占优。
并且，这个比例，对“联合国军”来说，是包括它的海空军在内的，而志愿军只是清一色的地面部队。在制空权、制海权起关键作用的现代化战争中，若将海空军兵力折换成地面作战力量计入总的兵力对比，无疑还应乘以一个不小的系数，才足以反映其在实际作战中的倍增器作用。如此算下来，“联合国军”的兵力优势就远不止 1.45：1了。
就是单看双方一线地面部队，实际的兵力对比，志愿军也并不占优。
如西线战场，“联合国军”总兵力实际为24.1 万余人，内有美军12万余人，英军 1.1万余人，而西线志愿军为23万人。24.1万比23万，在总兵力上，“联合国军”方面还要略多一些。
不过，由于志愿军只有少数部队担负侧后海岸警戒任务，其他所有兵力均可投入正面战场作战，而“联合国军”却要分出一部兵力用于平壤及后方地区警备，以及留在二线作预备队，这就减少了直接投入一线作战的力量。
所以，彭德怀估计，西线敌人一线作战兵力只有13万余人，这样一来，志愿军反倒拥有 1.66 倍的优势。
3、下一个战役的打法确立
按彭德怀的判断：
经过第一次战役，“敌人气焰未打下去，还是想进攻的。如我们与其对峙,就得不到休息整训。加之在狭小地区内，集聚了志愿军和人民军四五十万人，当地人民是吃不消的”。因此，志愿军必须在年内再发起一次战役，歼敌至少六七个团，迫使敌人由攻转守，造成志愿军大举反攻的有利条件。
在分析敌情的基础上，彭德怀阐述了“下一个战役的打法”，指出：
“下一步作战，我们仍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
这个打法，便是第二次战役具体的作战方针，是前面确定的“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总的军事指导方针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具体运用。
诱敌深入、各个歼敌的打法，符合朝鲜战场敌我双方装备水平相差悬殊，志愿军完全没有制空权、制海权，地面兵力对比亦未形成相当优势的实际情况。在气势汹汹的进攻之敌面前先退一步，迷惑、骄纵敌人，造成其错觉和不意，将其引诱到于已有利的预设战场，然后趁其不备，予以各个击破。在国内战争中，这是屡试不爽的招数。
据此，彭德怀提出：
下一战役, “我们准备诱敌至大馆洞、温井、妙香山、平南镇一线，让敌人进来”。
彭德怀认为这种打法有四大好处：
一是运输线短，减少补给困难；二是地形熟悉，敌情明了；三是敌兵力相对分散,有利我各个歼灭；四是敌后交通线易受我袭击。
要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首先得做出一副示弱的姿态，这难免会造成舆论上的一时被动，让敌方有几天嚣张。
彭德怀胸有成竹地说:
“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能打胜仗，即可一扫而光。”
会上，有人提出：
如果敌人不来怎么办？
彭德怀回答:
“如果敌人不进来，我们就只有打出去。打出去有两个办法，一是围点打援，调动敌人，准备包围永兴附近美三师一个团，让敌人来增援，从运动中来歼灭敌人；二是集中三十八军、四十二军从德川打出去，直插顺川、肃川，如力量不够，再将四十军调过去。总之集中力量作战。东线战场则完全由九兵团负责，首先求得歼灭美陆战一师两个团。”
这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起到了在高级指挥员中理解战略意图、统一作战思想的作用。
4、严格的保密措施
中国组建志愿军出兵朝鲜，一开始就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当天，毛泽东致电东北局之外的各中央局领导，通报“志愿军决于本日出动”，同时指示：
“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部署上有所准备，此点请各中央局加以注意。”
志愿军在严格保密状态下进入朝鲜境内。入境后，继续采取一系列战略欺骗和战役伪装措施,以迷惑敌人，隐蔽自己的作战企图和行动。
这些欺骗、伪装措施，许多是毛泽东亲自设计和掌握运用的。
为隐蔽企图和行动，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均改换了新的代号。
官兵们摘下原来佩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换上没有任何标志的朝鲜人民军样式的服装。
部队渡江时，每日晚 18 时 30 分开始，至第二日凌晨 4时结束，5 时前全部隐蔽完毕。过江后，一律采取夜间行军，黄昏后出发，拂晓前宿营完毕，进入宿营地后即利用天候地理条件严密伪装，各项活动均实行严格管制措施。发现敌机时，任何人不得暴露目标，违反者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
军、师以下电台一律实行无线电静默，不得随便开机。这些措施如此有效，以至志愿军数十万大军深入朝鲜境内逾百公里，竟能让拥有最先进的空中侦察和无线电技术侦察手段的美国人毫无察觉，连散布在北朝鲜各地众多的韩方谍报人员，也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这不能不说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志愿军的伪装隐蔽措施，有效达成了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不仅确保在第一次战役中给当面之敌以猝不及防的打击，而且直到这次战役结束时，上至华盛顿军政高官，下到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将领，仍如置身于云里雾里，面对着一个很大的谜团。
这种情况，给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时，再度达成作战突然性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战争史上，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相同的地区,面对相同的对手，以几乎相同的方式一再重复这样的突然性，这样的战例实在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5、如何“只做不说”？
按说，自 10月 25 日志愿军打响入朝第一仗起，中国军队就在朝鲜战场上公开亮了相，开战前那层“窗户纸”自然也就被捅破了。但是，一则由于美国军方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昏聩，二则由于中方惑敌措施运用得十分有效，弥漫在战场上的那团迷雾仍然笼罩着整个美军。
尽管某些头脑冷静一些的战地指挥官，开始觉察到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对手，但从总体上讲，直到第一次战役结束时，几乎没有一个美军高官在中国军队入朝参战问题上，得出过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判断。
其实，中国方面采取的欺骗和伪装措施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也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奇招，归纳起来，就是政治上、战略上：
执行“只做不说”的策略，部队行动主要利用夜暗等天候条件和树林、山沟等地形地物进行隐蔽伪装。真正不容易做到的是，志愿军各部能在完全陌生的异国环境里将这些措施毫不走样地落到实处。
数十万大军，令行禁止，不动如山，难知如阴。仅此一点，足以展现出这支军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和组织能力的高强。
战役发起前，毛泽东指示各部：
要注意与当面之敌保持一定距离，派出的先遣侦察队均应伪装成朝鲜人民军模样，并且不要前出得太远，特别是要求在预定地区隐蔽集结的主力部队不要过早与敌方接触，避免提前打响而暴露作战企图。这一手相当有效。
后来，各路志愿军与敌军遭遇时均能抢占先机，先敌展开，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先敌发起冲击，相当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战前对与当面之政接触和非接触关系拿捏得当。
战役打响后，毛泽东亲自决定战报发布的时机和方式，并对其内容字斟句酌，仔细推敲，这也起到了重要的惑敌作用。
10月25日，第 40军第118 师在温井附近两水洞取得歼敌1个营的战果，志愿军总部拟以朝鲜人民军总部公报的形式发一则新闻稿，文中未提中国的志愿军部队，只是称“我军于25日全歼狂妄北犯的敌军先头部队”。
彭德怀于26 日将此稿用电报传给毛泽东审核，毛泽东第二日回复：“暂时不宜发布作战新闻，待战役告一段落再发表为宜。”
根据毛泽东这个意见，第一次战役期间，志愿军总部始终没有对外公开发布战报，中国国内报刊也没有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任何报道，即使在朝鲜人民军总部公布的战报中，也没有涉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消息。
采取这一做法，目的是让对手挨了打还弄不清究竟是谁出的拳。
11月 5 日，第一次战役结束当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
为了迷惑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但在战报中应当有几句话，提到此次作战，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简称志愿军部队，对外不称志愿军，对内则称志愿军）参加，并且打得很勇敢。战报起草后请发来看过，然后发表。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很关心如何向外公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消息，他找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商议，希望能在他的演说中“公开说明中国志愿军已来朝鲜协助作战”，以此“向全军全民指出胜利前途，以提高胜利信心”。
柴军武发电请示国内，毛泽东于11月7日批复周恩来：
“请拟复，金演说中应提到有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之下配合人民军反抗侵略者，有几句即可。演说的主要内容，应说人民军各事。”
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恩来通过外交渠道向金日成转达了中方意见：
“对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简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不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下参加作战事，可以公开发表”；但说法应以中方公开宣传口径为准，“有几句话略为提到，不必多说”。
所谓“略为提到，不必多说”，就是要把更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留给敌方，让他们既略有所闻而又不明其详，若明若暗，似有似无，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11 月 7日，新华社以发自“朝鲜北部某地”电讯的方式，首次报道志愿军总部起草的战报，消息来源却注明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发表公报称”，题目为“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参加下，朝人民军获重要胜利，十一天歼敌六千收复广大地区”。
这则报道，既公布了志愿军作战战果，又隐去了志愿军部队的编成行动、企图等核心内容。
这既对国内人民作了必要的交代，又给敌方造成一个谜团：这支来自中国的“志愿部队”是正规军成建制的大规模介入，还是将小部队编入朝鲜人民军内以增强其力量？关键之处，语焉不详，全凭对手揣测和遐想。
总之，从第一次战役结束到第二次战役发起，志愿军参战一事对外仍保持一种模糊状态。这好比是一道烟幕，为志愿军准备和实施下一场目的更为坚决的战役制造出相当有用的伪装，而对美方来说，他们也因此而有了一个足够大的想象空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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