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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被誉为“世界工厂”，工人群体也成为重要角色，并在市场改革和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下分化成两个群体：老工业基地的下岗与退休工人，以及出口导向型工业地带全球工厂中年轻的工人。《国家转型中的劳工 ——中国老工业基地和出口导向型地区的劳工调查》 （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一书对这两个群体的典型区域辽宁和广东深入研究，在纺织服装、机器制造和家用电器工厂中做了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大量的访谈，从中发现了被世界所忽视的中国劳工形势，展现出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以及转型中工人的命运，是劳工史、社会史、口述史的综合研究成果。
Ching Kwan Le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在该书的第六章中，作者认为，中国的农民工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农村既是他们的退路，也使他们无心追求更好的劳动权益，“打工”是一时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婚姻、住房与教育上的想象，以及更容易实现这些想象的地方都在农村。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书摘来自《国家转型中的劳工》，“第六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打工”。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拖欠工资的普遍问题影响着中国南方的千百万农民工，……从一个更为世俗的层面来说，在失业和拖欠工资期间，工人们如何生存呢？
本章为回答这些问题，将考察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环节和消费环节，以补充前文对生产和交换环节的劳工政治的分析。本章还将分析工人们在农村和城市对国家权力的经验，以及他们对农村社会主义的集体记忆。本章跟第四章地位并列，第四章处理的是老工业基地的工人们的同样问题。只有超出狭窄的单一的“生产”环节，并恢复一个整体的活着的劳工的生存语境，我们才能理解一种作为人类现象和历史现象的工人政治，及其伴随的矛盾和细微差别。更确切地说，我认为，为了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供应一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又温顺的劳动力，我们必须将劳工的世界跟农村的世界联系起来，城乡关系中最重要的链接在于农村的土地权利制度。农民工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有赖于农村土地及其功能，这降低了雇主付给农民工足够生存资料的负担……。换句话说，对几千万农民工而言，“打工”，或者说将劳动力卖给老板，尽管其含义意味着一种城市生活经验，实际上却是一种脚踩两只船的生活方式，一半在农村，一半在城市。这种双重生存方式同时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捕捉到这一维度和农村经济与农民工社会的集中性，对于理解他们的利益和苦难以及他们在城市中争取权益的限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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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讨论“打工经济学”。第一部分从暂时失业或在找工作间隙回乡的农民工开始。所讨论的是，农民工的农业土地权利、农村的家庭承包经济和劳动分工如何使农民工的双重生存方式成为可能，将农民工塑造成农民加工人。耕种土地和在工厂做工相辅相成，互相要求对方的存在。对很多农民工来说，农业提供生存的基础，而城市工作带来家庭的物质改善，给予下一代更好的生活机会。对那些忍饥挨饿的家庭和村庄来说，打工不是一种选项，而是必须如此。对这样的农民来说，农业收入的不足导致必须通过获得额外的现金收入来维持生存。总体上，必须强调的是，村庄是劳动力社会再生产的场所，这意味着，村庄中的资源和社会关系允许农民工进行代际再生产，并在打工的工作不可获得的时候维持生存。很多结了婚的农民工积攒在城市里的收入，主要是为了最终能永久回乡生活。对单身的年轻农民工来说，回乡在他们的前景计划中显得非常突出。这对于劳工政治的意义在于，工资和工作条件，而非公共服务（集体消费），才是农民工们在城市中主要考虑的，所以也是最重要的抗争诱因。农民工的土地权利允许他们在失业的时候能生存下去，但是这也构成了阻止工人激进化的缓冲。
第二部分回到作为政治经验的“打工”。工人们对其城乡经验的描述强调了一种双重的无力状态，它是由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在原因和地域两个层面从属于国家的状态所带来的。结果是，他们尽管成为了城市工人，但还是非常怀疑法律合同的权利这一套国家话语。这里的论证在于，农民工对他们在市场化社会中的位置和可能性不抱幻想，即使他们把法律视作能够利用的唯一制度资源。城市和乡村中的支配关系是非常透明的：在城市，经常拖欠工资就表明，工人与受政府青睐的雇主之间是赤裸裸的剥削关系，在乡村，支配关系也是同样实实在在，体现在地方公务员随随便便就征税和罚款。拥有现金收入，可以让一些农民摆脱官僚的支配，这种支配关系将农民当作附着于土地的种姓。活生生的权力经验一直在城市和乡村中持续，在两个地域中都不会消除反抗，但它时时浮在表面，在农民工中间引出有关他们在大范围的社会政治制度领域进行变革的能力的疑问。
第三部分则将“打工”处理成一种集体文化经验。我考察了目前由农民工所建构的“打工”的存在论含义，它也处于一个较大背景的农村社会主义的记忆叙事和工人们对未来的渴望之中。在农民工的城乡世界观中存在的，是他们对与集体化农业关联在一起的贫穷的鲜活记忆与厌恶。这产生了对过去几十年间农村相对“进步”的整体叙述，掩盖或稀释了对当今城乡苦难现实的正面冲击。农民工失去了对社会秩序的替代视角，除了大概还有地方干部政治上更可靠的欲望，农民工主要关注的是个人命运，并且希望在农村经商，以跨越过去的饥饿和当下的艰难。不过，在本书付梓期间，中国的研究者和劳工活动者注意到了新一代农民工——第二代移民——的出现。新一代农民工更坚决地扎根城市。内陆省份的农村一片片的衰落，阻碍了回乡的欲望。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在未来一些年很可能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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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生存的经济学：作为资产和债务的土地
第五章显示了，深圳市的劳动争议经常是由农民工们的“离职时的团结”所引起的。这意味着，在工厂倒闭或者迁址的时候，农民工们尖锐地意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就劳动侵犯事件面对他们的雇主的紧迫性。不过，同样引人注意的是，一旦工厂倒闭或迁址，农民工们迅速四散离去。尽管很多人有找新工作的经济压力，其他人却借此机会回家探亲。彭女士是一位来自湖南的29岁的妇女，在涉及硬盘生产商希捷公司与800名工人的一起劳动争议中，她是四位工人代表之一。争议是因为希捷公司没能在深圳给工人们缴纳养老保险而引起的。该工厂计划在2002年4月迁址到江苏省，遣散大部分员工。与此同时，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们得知，农民工按照法律也该享受由他们的雇主缴纳的养老保险。工人代表开始在同事中间收集签名，雇了一个律师代表他们跟公司谈判并跟公安局交涉。彭女士在希捷工作七年了，嫁给了一个来自湖南的同事。这对夫妇待在深圳继续上访并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彭女士的很多同事在工厂关闭之后离开深圳的宿舍，暂时回了老家。看到同事们回了农村，是斗争中最泄气的事情。彭女士和各位工人代表被各个政府部门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又被一位不负责任的律师收费勒索，他们只好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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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农民工回乡的出埃及记经常会耗尽工人代表的意志，抑制了劳工争议的动员环节。在城市里的经济苦难时刻也会导致农民工回乡，乡下的生存还可以维持。夏先生是一位来自重庆市的30岁的工人，在跟电子厂老板的工资争议开始时，决心为自己和其他工人们的权利而斗争。他不知疲倦地造访劳动局，从在劳动局碰见的其他上访者那里寻求建议，从收集的报纸和当地书店的各种小册子中吸收各种法律知识，他也谈起了回乡。
所有我们来城市打工的人都有一个心理目标。就我自己来说，每年需要有两千元的纯收入，或者说每个月需要有六百元的毛收入。否则离家打工就不值当。深圳的每月五百七十四元的最低工资勉强够用。因为没有订单，我们厂连着三个月没有发工资，生活情况就每况愈下了。甚至连生活费也不发。我们怎么生存？在我老家，种水稻和玉米挣不到什么钱。但是农民可以通过卖蔬菜、粮食和水果每年挣到两千元。我正在考虑回家生活。有些四川来的同事已经回家了。在城市里工作，不值当。
使得回乡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的，是农村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制度。土地权利对于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工几乎是普遍具备的。从1956年开始，中国废除了所有的私有土地权：城市土地和自然资源属于国有，这占到1996年中国领土面积的53%；占全部国土面积46%的郊区和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们被划分进生产队，生产队又组成大的单位，例如生产大队和公社。农业土地实行集体耕种，只有一小部分土地被分给家庭作为自留地。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开始，随着采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生产队和公社解体。村集体或村委会以合同的方式将土地承包给农村的家庭，按照家庭的规模和组成来确定承包土地的大小。土地合同的期限最初设定为三年，在1984年延长为15年以上。根据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为了保障土地经营稳定，土地承包又延长了30年。土地承包周期性地根据出生、死亡、妇女嫁入嫁出而产生的人口变动进行调整。到90年代末，至少80%的中国村庄进行过至少一次的土地分配调整。不同村庄的农地规模和质量千差万别，不过1997年时全国平均的人均耕地面积是1.2亩。例如，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来自四川的农民工的典型情况是，每户的合同包括一到两亩稻田和同等数量的旱田。一位四川妇女的情况很有代表性。她的土地合同在1998年又延长了30年。她和她丈夫都在深圳工作，她的婆婆和亲戚在家替他们种地。
农村土地是一种资产还是负债？很多工人认为两者都是。三十多岁的工人，对务农的收入、支出和税收比年轻人更有感觉。不过，共识还是，土地起着一种非正式的社会保险的作用。农民工把土地看作与生俱来的特权，跟国家给予城市居民的商品粮和退休金是同等的。在我去四川省中部造访一些农民工的老家的时候，他们反映，因为粮食价格持续下降而化肥和农药价格持续上升，单纯种地不划算。加上副业生产，如种菜和养家禽，还有城市打工的收入，才足够维持收支平衡。在我采访的35个家庭中，农业生产和基本生活的平均花费大概在每年每户3000—5000元之间，教育、医疗和通讯支出需要另外3000元。平均的家庭财政赤字是每户每年2000—3000千元。此外，对四川省农民工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农民工在1999年寄回老家的汇款平均数额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每年每人2853元。1999年全国的情况是，非农业收入占到农村家庭收入的40.7%。
这些数据必须在中国广大的地区差异的背景之下进行解释。学者们传统上把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强调农村地区间巨大的收入差异。在2000年，东部省份的人均收入是2994元，中部省份是2030元，西部省份是1557元。2001年，全国的农民人均收入是2366元，上海的农村是6860元，一些西部省份只有大约1000元。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大部分农民工主要来自中部和内陆省份的中等收入地区，当地农村产业很不发达，农业仍然是地方经济的主要支柱。例如，四川农村在1999年的人均收入是1843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210元。在城市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有些农民工利用务工收入来改善住房或者送孩子进城上好点的学校，另一些家庭则依赖务工收入来维持农业生产。但是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很多农民工反映，他们2/3的收入来自城市打工。所以，打工收入无论是作为生活的必需还是作为维持务农的一种补充，它都成为了农村经济的关键因素，对地方政府和农村家庭都是如此。例如，四川省总共有6800万农村人口，其中农民工有1500万，他们在2002年总共寄回家450亿元。这相当于该省财政收入290亿元的1.5倍。
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婚姻、住房与教育
对单个家庭来说，农村的土地权不只是当下的生存资源，更是长期的社会投资和社会再生产的所在。农民工定期回乡，不只是为了从长期紧张的城市工作压力下获得缓解。有些工人在失业的时候不得不回乡。在人生中的某些阶段，年轻人将农村视为结婚成家的理想场所，之后再进入城市闯荡。还有些工人回乡是为了照顾老人和小孩。1999年在两个最大的农民工输出地四川省和安徽省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56.6%的回乡者回家是因为就业困难，其他的人回家则主要是因为家庭原因。在女工中间，一个常见的做法是，在达到结婚生子的年龄时放弃城市工作几年。一位年轻的母亲曾在深圳市的工厂和餐馆工作了四年，然后回家结婚，丈夫来自老家的邻村。在四川老家，她抱着七个月大的女儿，坐在自己母亲旁边，解释了为什么最好回家找对象。
尽管我不相信包办婚姻，但还是在老家找一个更靠谱。这里的熟人更可靠。在深圳，你见到的是来自各省的人，很难分辨好人坏人。……我们结婚后，我丈夫回深圳打工。如果以后他想回来，就可以在附近城市找个工作，或者在家养猪。但是我们需要工资来维持生活。我们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来自打工。或许我的孩子会放弃农村和务农，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挣足够的钱供她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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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长期在深圳工作并且承担家庭责任的工人来说，在工作间隙回家，可以探望配偶、父母和子女。在一些个案中，女工因为这些家庭义务而放弃农民工的职业。一位33岁的妇女有着两个孩子，在深圳市一家电子厂工作了五年后回了四川老家，因为她公公得了癌症，孩子需要接受教育。
待在村里的农村妇女一般都是有老人要照顾。如果他们［老人］生病，就没人照看孩子。现在 既然我不能在城里打工，就必须养更多的猪、鸭子和蚕，或者编竹筐等其他副业。我的大女儿刚开始上小学。不只是每学期要交一千块学费。还得有人辅导她的功课。
教育支出确实是农民工家庭最大的支出。他们将教育看作下一代实现社会流动的最佳投资策略。很多农民工相信，对下一代来说，好的教育背景比城市户口更重要，所以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是首要关注点。农村地区一个孩子上高中大约每学期花费600—800元，食宿费另外花费两三百元。有些农民工把孩子带到城市上学，需要交“赞助费”。其他人花钱送孩子到老家附近的城市上高中。所有人都有强烈的愿望，希望孩子实现社会流动，上升社会阶层。没有辛辛苦苦的城市打工收入的话，就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愿望。一位女工回忆起，自己儿子择校上高中需要的花费。
因为我们没关系，我们儿子就比分数线低十分，学校就要额外收费。最初他们 说每学期交六百元，我说我是个穷农民工，拿不出那么多。他们降到每学期三百元，另外交五百元食宿费和杂费。为了他上学，我是花了不少钱。
另外一位男工人，为了女儿能在老家附近的城里上实验中学，每学期需要交500元学费、200元食宿费另加800元赞助费。但他遇到了很多农民工父母没有遇到的两难处境。父母不在身边，给孩子的学习造成很大影响。
孩子需要父母的监管，否则学习很吃力。我们离家工作，给孩子们的爱和指导都很少。她在电话里总是说希望她妈在家，说她想我们……奶奶惯她惯得太厉害。但在这个社会，这就是个矛盾：你想让孩子受教育，有个好的未来，你就得打工。但是打工意味着，你必须离开家，不能照顾他们。我希望她能成为一个教师或者医生。那取决于她是否能上大学。我只能尽我所能给她提供机会。我的知识有限，也没有其他选择。但我不希望她一生待在农村。农村太苦太穷了。
一位女农民工在广东各城市工作了12年，为自己侄子的经验感到悲痛，反映了同样的关切。
如果女农民工从城市回乡，通常是为了孩子。我就是个例子。如果我不回去，我的孩子很可能中考上不了线。对我们来说这是两难。如果我不在城市工作，即使他成绩好，我们也供不起他。但如果我们俩都去城市，没人辅导他功课，他功课不会好。……我妹妹有个九岁的孩子。她整年离家打工，她婆婆看着孩子。孩子不大会说话，他也不爱说话。
一位20岁的姑娘说起她如何长大而父母离家打工对她的学习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曾是个好学生，但是一上高中，我的成绩就下滑。我很惭愧，感觉没脸再上下去。一方面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我感到没有依靠、没有保护、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村太远。没有像样的路，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每天，我们都要单程走一个小时去上学。下雨的时候，路就没法走，我们必须带一个饭盒、一个书包、一把伞。太艰难了。
她在初中毕业后放弃上学，她现在的目标是在深圳工作，挣足够的钱，攒够一万块钱去老家附近的城里上成人高中。同时，她的业余时间都在深圳市一家电脑学校学习。
我花了九百元学习一个项目，它教授网络、Photoshop和其他软件。没有固定的学习时间。我们想上多少课，就上多少课，直到学会。我每天午饭时候去那里，休息日也去那里，从早到晚。
大部分农民工最主要的物质目标，是修建一所新的农村砖瓦房，以取代过时的茅草房。甚至那些在10到15年间只回过几次家的人，攒钱在老家盖房也被视为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首要考虑。首先，茅草房不只容易坏、住着不舒服、难看，住着还危险。还有，盖新房是家庭社会地位、物质成就、个人能力和辛勤劳作的终极象征。正因为它象征社会地位，所以在父母给孩子找对象的时候是一个必备品。第三，它还是一项对未来的投资，因为农民工终究要回乡过上农村生活。即使他们不再种地，他们也需要永久住所。所以，盖房子不能被视为非理性的、非生产性的消费。一位四川民工在老家的亲戚如此说：
农民工家庭在村里的地位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百分之八十的家庭盖了新房。不再有茅草房了。这不只是一种象征，更是实际需要。茅草房危险，维持不了多久，随时都能塌。即使不内部装修，新房住着也安全多了。
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回乡农民工的田野调查也确认了，无论各地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盖房都是主要的关切。例如，瑞秋·墨菲（Rachel Murphy）在江西省发现，对农村打工者家庭来说，迄今为止，建房是家庭汇款的主要用途，随后是教育、日常生活和务农投入。萨利·萨吉森（Sally Sargeson）总结了比较富裕的浙江省农村的建房热的各种动机。
房子……是对家庭未来的主要投资。新房越来越容纳多样的个性化生活方式，所以允许家庭扩张。它向世界传达了居民的财富和地位的信息，使得儿子找对象有更大的选择余地。这样年轻夫妇就不背债务，可以把钱花在经营和投资方面。最后，新房给外出的农民工提供了安全和庇护所，并提供一个渠道，让他们将挣的钱返还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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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对夫妻在深圳待了13年。丈夫是建筑工人，妻子在成为扫街道的清洁工之前在好多厂里打过工。他们的长子在老家上高中，小儿子在深圳上初中。他们的很多近亲来到了深圳，所以他们在春节时觉得没必要回老家。他们三四年才回家一次。不过，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借钱在老家镇上建了一座房子，租出去挣点外快。房子和宅基地就是未来的保险。
我们花了六万元盖新房。一般的钱是从我妻子的哥哥那里借的，一万块是从我自己兄弟那里借的。房子在镇上路边，离我们村大概三里路，房子建在镇子扩建新征的地上。 现在我们按照每年一千两百元租给同村一个村民。现在既然我们有了房子，如果我们将来回家，我们还可以划船去农田。即使我们将来不种地，也至少有个住的地方。如果我们等到那个时候，镇上可能已经没有土地和房子卖了。
当我在四川省采访一些深圳市劳动争议中涉及的农民工的老家的时候，农民工的亲属几乎总是吸引我关注新房和旧房的巨大反差，这些新旧房子往往错落分布。对这些农民来说，这些新房是辛勤劳作换来的社会地位和自尊的坚实证明。一位深圳的农民工王常武（音译）趁着等待法院对他跟雇主的劳动纠纷的最后判决的时候，休息一段时间。被从上一份工作解雇之后，他找到了一份短期的电工工作。一年多以后，他决定回老家看看新盖的两层小楼，看看他的父母和妻儿。他把房子的一层租给老家另外一户人，那户人用此处做场所来生产建筑工地用的竹板。五六个工人操作简易的机器将竹子切成片，用手工把竹片编织成长方形的竹板和容器。他带我走过这个工作间，向我解说他对房子第二层的设计。二楼房子的空间有110平方米，显得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饱经风霜的木几和一台电视机。他指着房间内一块高出来的平台，有滋有味地谈起他的设计。“这块高出来的部分将会用作小餐厅。我还需要做一些内部装修，挂一些布帘等等。我们盖这座房子花了十几万。现在没钱买家具了。我们从亲戚那里借了三万，又从农业信用合作社贷了三万。”他妻子在深圳工作六年了，但在公公确诊患癌症之后回了四川老家。治病花去了在城里打工好几年的积蓄。他妻子养猪贴补家用，每一只卖500元。
很多个案中出现的讽刺事情是，积攒建房材料必须要延长离家时间。家庭的物质富足和感情完美之间总是存在张力。雷娟（音译）的故事是感情难以完美的最生动的例子。她的童年时代远离父母，家里的新房自从盖好之后一直空着。雷娟现在20岁了，从2001起在深圳打工。她母亲是一位清洁工，她父亲在建筑工地工作。他们跟其他两个家庭一起合租了一处房子，有三个上下铺的床，每个家庭付280元月租。她父母在她两岁时就去了深圳，她跟她弟弟都是被各个亲戚带大的。
1995年以前，我们有一处泥瓦房。现在翻盖了砖房。但是房子差不多都空着，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之外没有其他家具。我们都没在那房子里住过。我父亲从1988年开始在深圳做建筑工，我母亲在我两岁时跟我父亲出门了。我弟弟跟我首先是由我六姨带，接着是我三姑带，后来是我大伯带，轮来换去。有时候，由不同的亲戚家带我和我弟弟，为了不给同一家造成太大负担。
乡村中有关权力和弱势群体的生活经验
如果说种田为生的可能性和最终回乡的前景削弱了农民工们在深圳市维持集体活动的意愿，他们在农村中有关权力的生活经验也造成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有关农民工政治活动效果的无力感。从1949年开始，农村户籍的中国人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内在于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来自城市的欺负和偏见。国家通过中央计划的虹吸效应，利用强制低价统购粮食，将资源从集体化的农业领域吸到城市重工业领域。不只城乡流动被严格管制，而且农村居民在一系列的资源和服务再分配——如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中遭遇不利局面。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社会结构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分。有些观察家甚至比较了这一结构的根源和种姓社会中基于地域的不平等制度。中国的农村人口被集体性地定义为“农民”，这是一个政治文化范畴。中国政府发明了这个术语，其涵义意味着，农村人口是“‘落后的’，是中华民族发展和获得救赎的一个主要障碍。对他们（政治精英）来说，中国农村仍是农民的封建社会，在知识上和文化上受‘迷信’的毒害”。甚至在改革开放25年之后，即使缓和的城乡流动政策允许农民在城市旅行和工作，本研究中的大部分农民工仍然明显有着根深蒂固的藏在心底的自卑。杨琴（音译）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在深圳市是很多同事和广西老乡的非正式大姐。她不无得意地谈起，她在几起劳动仲裁中获胜。当谈话主题转到农民身份的时候，她的口气变得非常玩世不恭。她强有力地表达了对没文化的农民的鄙视，包括自己。“作为农民，我感到天生低人一等。我说不出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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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加剧了农民在心理上的低人一等。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官方的城乡收入比率从2.51∶1上升到了3.23∶1。一位四川农村的教师强调了当前社会秩序中金钱的重要性。在当前的社会秩序中，农民总是发现自己是最低收入群体。
有钱人看不起穷人。我是个农民，但我自己也瞧不起农民，因为我们这么穷。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职业不存在等级，只是劳动分工不同。但当你看到农民的衣食住行都低人一等的时候，你怎么还能坚持这种观点？农民在这个国家人数最多，但是也最穷。
本文作者 李静君(Ching Kwan Lee)，社会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生于香港，上世纪80年代于香港中文大学求学，随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曾历任香港中文大学和密西根大学教职。本书获得美国社会学会2008年度劳工研究图书奖，并入围社会问题研究学会（SSSP）C·赖特·米尔斯奖提名。著有《性别与中国南方奇迹：女工的两个世界》（获得美国社会学会1999年度最佳图书奖），主编《在中国工作：劳动与工作场所转型的民族志》，与杨国斌合编《中国革命再设想：当代中国集体记忆的政治学与诗学》，与邢幼田合编《改造中国社会：新的社会行动》，与Sarosh Kuruvilla和Mary Gallagher合编《从铁饭碗到信息化：中国变化中的市场、国家与工人》。
译者 张绍欣，男，1984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法律理论、政治理论、宪法学、西方法律史，发表学术论文和译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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