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好人不当官。并不是好人没有能力当官，而是在官场生态下，容不得好人当官。
官员们“不事稼穑”，不种地，只是靠收租税活着。官员越多，收的租税越多。皇帝本来只是摊派一定量的租税，经过官员们层层加码，到了农民那里，就成了重税。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不交还不行。外国有经济学家说过，“税收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农民成了鹅，而官员们成了拔鹅毛的人。即便有鹅叫，官员也会禁止鹅叫，只当听不到，也就暂时没事了。可是，时间长了社会矛盾必然激化，会造成农民起义。并不是农民们愿意起义，而是被生活所迫，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才会起义。《水浒传》说得好，“官逼民反”，没有官逼，哪里会有民反？
在古代，好人不当官，当官的不是好人。对于大多数官员来说，道德只是挂在嘴边上的说教，而不是真正的行为准则。他们做事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而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私自加税，几乎征税的官员都这么做，即便皇帝知道了也无可奈何，怎么会有惩罚降临呢？官员能不能飞黄腾达，就看胆子大不大了。胆子大的官员征收税目多，获得的利益多，用于运作的银子也就多，获得升迁的机会也就多。甚至在一些朝代，皇帝公然卖官鬻爵。上行下效，官员们也开始卖官鬻爵，弄得官场乌烟瘴气。好人做了官，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汉灵帝曾经让宦官们征收税务，理由是用来修缮损毁的宫殿。可是，宦官们胡作非为，私自加税，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民间矛盾激化，但汉灵帝并不会惩治宦官，而是惩治了阻挠宦官随意征税的地方官。最终汉灵帝的朝廷分崩离析，不得不说和宦官们胡作非为有关系，而宦官的幕后主使就是汉灵帝。还有明代的卖官鬻爵，大多弄得好人做不成官。
按理说，官员应该是人们推举出来的，应该是道德完善的人来做。在部落时期，部落首领都是人们推举出来的，虽然没有什么实惠，但能获得人们的信赖，还能为人们谋福利。部落首领发号施令，部落中的人都听话，也都跟随他。到了封建时代，皇帝的皇位实现了世袭，官员要靠一些知识分子担任，而官场的秩序已经成了铁板一块，即便改朝换代，也大多换汤不换药，只是换了官职的名字，分管事务的多少，却没有改变官场秩序，没有引入民主制度，也没有给做官的好人一席立足之地。官员要征税，眼看着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好人哪里能迫害老百姓呢？在老百姓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征税，岂不是雪上加霜？而坏人做官，就会依据上级的要求，强力征税，甚至逼得老百姓家破人亡，而他们自己却赚得盆满钵满。
1919年以后，军阀混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一些村庄征税，说是征税，其实是勒索。一些不愿意勒索村民的村长离开自己的职位，做了普通农民。因为他们是好人，不能完成军阀摊牌的任务。而这个时候，一些坏人上位了。他们有捞油水的手段，可以逼迫农民缴税，同时自己落得很多财富。如此一来，村长就成了借助军阀势力搜刮民间财富的恶人。即便是唐宋元明清的官员，也大多有如此手段。倘若官员是一个耿直的人，要对抗苛捐杂税，还要保持清廉。那么，他们就会被大多数官员群起而攻之，甚至被构陷入狱。剥削制度本身就不是对底层人友好的制度，从根子上出了问题，也就排斥好人，吸收坏人做官了。吴思在《恶政是一面筛子》一文中指出：“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邀请你走人。……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两千多年以前，孔子说过：“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是君子只干有道德的事，不干违背道德的事。而小人无所不为，即便是违背道德的事，只要有利益存在，他们就会蜂拥而上，如苍蝇逐臭，如蚊子吸血。小人做事没有下限，一旦抓住权力，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大搞权力寻租，把道德抛诸脑后。当他们的权力不受监督和限制的时候，就是官场腐败大量产生的时候。他们不像君子那样温文尔雅，爱民如子，而是会疯狂逼迫农民交税，甚至弄得农民群起而攻之，却还是不肯放松逼迫。
君子是好人，做不了官，而小人大多成了坏人，要做官，要为自己谋福利。即便古代官员说着爱民如子的话，说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顺口溜，也只是显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优势，真做起事来，就成了小人的勾当，不能深究，也不能明说。而好人一般看破之后，就不愿意做官了。倘若好人还要做官，那么好人就会变成坏人，也就和其他官员同流合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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