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像，图片源自网络）
□卢江良
作为“元四家”之一的画家王蒙，与同样位列其中的画家黄公望一样，在艺术生涯中有一座山脉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前者为“黄鹤山”，后者是“富春山”。倘若说，富春山对黄公望“晚变其法，自成一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黄鹤山几乎贯穿了王蒙的整个艺术人生。
黄鹤山，地处杭州市临平区星桥街道一带，旧属仁和县，系天目山余脉，山高百余丈，关于其名称的由来，南朝梁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黄鹤山者，仙人王子安乘鹤过此，因名。”北宋乐史则在《太平寰宇记》中云：“黄鹤山旧有黄鹤楼，黄鹤权乘鹤至此修道，故名黄鹤山。”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古人谓之“虽不甚深，而古树苍莽，幽涧石径，自隔风尘”。
或许鉴于黄鹤山“灵秀神奇，林泉幽野”，至正元年（1341），当过小官、刚过而立之年的王蒙，可能为避时代之动乱，携妻赴此隐居，将居处取名“白莲精舍”，并在山巅筑“呼鹤庵”，自号“黄鹤山樵”“黄鹤山樵者”“黄鹤山人”等，过起了樵耕、读书、会友、作画的闲适生活，直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受张士诚政权招引，才下山出任长史一职。之后，由于张士诚被俘，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重归黄鹤山，至洪武元年（1368）离开为止。
这也就是说，从1341年到1368年，在这漫长的二十七年里，王蒙除却为张士诚政权服务过四年，基本上都隐居于黄鹤山。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状态，王蒙在《谷口春耕图》中以图文结合的形式，有过生动的描绘：远处群山叠起，山势峥嶙，幽泉悬瀑，林木丛布；近处溪水淙淙，杂树乔林，茅庐数楹掩映其间；谷口，稻畦数亩，有人躬耕。在画的左上部自题：“山中旧是读书处，谷口亲耕种秫田。写向画图君貌取，只疑黄鹤草堂前”。
（王蒙《谷口春耕图》，图片源自网络）
众所周知，山水画与文人隐居自古紧密相连，作者生活的地域往往与其创作息息有关。可以这么认为，王蒙之所以能形成别具一格的“山石皴法”，创造出生动繁茂的江南山水意境，显然是黄鹤山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和精神的滋养。而王蒙这种独特画风的形成，不仅与元代文人画的审美趣味相契合，同时反映了当时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可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山水画艺术的审美形态和精神内涵。于此，清孙琮评价道：“至今尺幅上，古法人独宗。”
然而，王蒙终究不像黄公望那般钟情于富春山，最后还是选择离开了黄鹤山，《浙江通志》载：“洪武初，为泰安州知州。”据说，他的这次离开，是半夜从杨维桢家逃走的，杨基《黄鹤生歌赠王录事叔明》曰：“龙君（杨维桢）劝不止，竟触龙君怒。手挽黄鹤衣，醉叱黄鹤住。黄鹤不敢去，飞绕三花树。夜深铁龙醉不醒，黄鹤高飞不知处。”之后，黄公望、倪瓒等好友屡次写信劝他归隐，倪瓒还寄诗：“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烟波一钓徒！”但王蒙始终没有回应。
可正因为这次入仕，为王蒙日后死于非命埋下了伏笔。据《明史·文苑传》记载：“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尝谒胡惟庸于私第。与会稽郭传、僧知聪观画。惟庸伏法，蒙坐事被逮，庾死狱中。”洪武十八年（1385），王蒙因牵扯胡惟庸案，难堪折磨惨死于狱中。尽管他当时的画艺已被倪瓒盛赞：“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但作为反贼党羽，时人怕受牵连，将收藏的他的作品尽数烧毁，好不容易留存下来的，也大都被刨去了他的姓名和图章。
应该说，在“元四家”中，王蒙年纪最小，却最具才华。本来，他可在黄鹤山悠哉度日，完美走完自己的艺术人生，可入仕之心一直未曾泯灭，甚至于不介意做“叁臣”，以致名节不保，未能善终。为此，清张庚在《浦山论画·论心情》中对其人品作出了这样的评语：“未免贪荣附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仍不失为中国山水画史上极富创造性的一代宗师，其传世作品在元以后常被奉为范本，广为传模，影响至今不绝。而这一切，不能不说是黄鹤山成就了他，难怪他死后选择归葬于黄鹤山，永久地与这片热土融为了一体。
2024.5.4于杭州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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