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密云县张家坟村的村口，矗立着一座高达5米的花岗岩雕像，一个左手攥着布鞋、右边挎着针线筐的农村妇女向远方眺望，仿佛在期盼着什么。
每年都有许多人慕名而来，对着雕像投去敬仰的目光，当地人也一遍遍地讲述着她曾经的事迹，感受着她对这片土地的贡献。
这个雕像上的人就是“英雄母亲”邓玉芬，许多人将她比作“当代佘太君”，因为在战争时期，她亲自把丈夫和6个儿子送上了战场，自己也在后方倾尽全力协助作战。
令人悲痛的是，她的丈夫和6个孩子一个个牺牲了。
当噩耗接连向她袭来时，她没有倒下，反而更加坚定了要战斗到底的信念。或许连命运都不忍心将她逼至绝路，多年后她失散的三儿子活着回来了，可她却一生没有给他好脸色。
“记住，咱们是中国人”
1891年，云蒙山深处的水泉峪村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伴随着一声啼哭，接生婆高兴地说：“是个姑娘！”父母对于女儿的到来还是满怀欣喜，给她取名“玉芬”，这两个字蕴含着他们对于女儿的美好祝福。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邓玉芬从记事起就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可她从未怨恨过父母，因为当下的生活也是父母尽力维持的结果。年幼的她就知道要帮家里做事，减轻一点负担。
随着邓玉芬一天天长大，日子却并未好转。为了减轻一些负担，她的父母做主将她嫁给邻村的任宗武，此时的邓玉芬还没成年，正该是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纪，却稀里糊涂成了家。
本以为日子会轻松一些，谁知夫家的状况没比自己家好多少，新婚的小两口连婚房都没有，只能到亲戚家借住，自家没有田地，要租地主的地来种。好在她和丈夫都是踏实肯干的人，在他们看来，只要努力，总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夫妻二人整日在地里埋头苦干，期盼着日子能够一点点好起来。家中人口也逐渐兴旺，先后添了七个孩子。眼看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一切又发生了变化。日本在东北成了伪“满洲国”，1933年5月邓玉芬的家乡也被占领。
在日本人的践踏下，大家的生活变得愈发困难，邓玉芬一家原本就生活困顿，这下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为了谋生路，一家人只好搬家到张家坟村东南方的猪头岭上垦荒度日，而已经长大的几个儿子也要外出打工。
生活上的困苦尚能忍受，最让邓玉芬不能接受的就是当“亡国奴”。在她看来，自己一家本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脚下踩的是中国的地，可日本人却要求他们自称是 “满洲国”人。改变的不仅仅是称呼，当地人平时也要过日本的节日，遇到日本人还要停下来行礼以示恭敬，连小孩也要学习日文，用日语交流。
日本人的这种做法，无非是要割裂大家记忆中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彻彻底底变成一个日本人。邓玉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不识字的她一直保留着祭祖的习惯，每年祭祖时都会把蜡扦擦干净，插上蜡烛点燃摆好，然后带着儿子们进行祭拜。
她还时时叮嘱孩子们：“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记祖宗！”
“别惦记家里，安心打鬼子！”
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日军也加紧了对占领区的统治，压迫百姓的手段也更加残酷，生怕他们和中国军队联合起来。但百姓们却日夜期盼着自己的队伍赶快打过来，把这些侵略者赶出中国。
1940年4月，白乙化带领着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10团来到了北平，根据“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丰滦密联合县也随之成立。
为了联系群众，八路军的战士到乡村里进行抗日宣讲，猪头岭也在其中。
邓玉芬听了宣讲，觉得每一句都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深深体会到只有跟着党走，才能和敌人对抗，才能实现自己改变生活、摆脱困苦的愿望。
不久后八路军开始组建游击队，邓玉芬思虑了许久，拉着丈夫说道：“抗日不只是军队的事，也是我们的事，咱没钱没枪，但是咱有人。把儿子们叫回来打鬼子吧！”
说做就做，任宗武连夜赶路找到了在外打工的大儿子任永全和二儿子任永水，让他们赶快回家。
7月，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成立了，16人的队伍中，有两个都是邓玉芬的儿子。两个月后，邓玉芬的三儿子任永兴因为受不了地主的欺压，跑了回来，此时游击队正在扩招人手，邓玉芬连忙将三儿子送去报名。
随着游击队的规模越来越大，组织决定将其升编为主力部队，派到外地去作战。就这样，邓玉芬与三个儿子分开了，临别前，邓玉芬拉着三个儿子的手郑重地说：“别惦记家里，安心打鬼子！”
但她觉得这样做还不够，便用瘦弱的身体承担起了家中的一切，让丈夫专心给八路军运送军粮弹药，传送情报。
邓玉芬还主动承担起照顾八路军和伤员的工作，对于第十兵团的八路军来说，到了邓玉芬家，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一样。从烧水做饭到洗衣缝补，邓玉芬从来不让他们动手，总能自己一个人干净利落地做完。
所有在她家养伤的伤员，都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连端屎端尿这样的事都没见她皱过眉头。最让邓玉芬头疼的还是粮食问题，她把家里的大部分粮食都留给伤员，自己和孩子只吃野菜、粗糠果腹，可是以她家的条件，剩下的粮食也不过是一些粗粮。
对于伤患来说，吃得越精细越好，长期吃这种粗粮，对于身体恢复毫无助益。每次看到伤员吃粗面窝窝头难以下咽的样子，邓玉芬就十分难受，自责没能给他们准备更好地吃食。
为了改变现状，邓玉芬做了许多努力。
她用家里的积蓄买了几只母鸡，等它们下蛋后就攒起来给伤员补营养。为了让粗粮更好下咽，她找来了一个煎饼鏊子，把小米、玉米磨碎和成面糊，加入鸡蛋摊成煎饼，吃起来又香又软还有营养，最适合伤员。
每次她摊煎饼时，她的孩子们都只能眼巴巴望着，因为妈妈告诉他们，这些要给八路军叔叔们吃，让他们早点康复，好继续打鬼子，等把敌人赶走了，大家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些伤员在邓玉芬眼中，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总想给他们最好的。
平日里家中的杏仁、杏干、倭瓜子这些小零嘴，她也不许自己的儿子吃，而是要攒起来留给八路军。每次有伤员痊愈要离开时，她都会仔仔细细检查一遍，看看衣服是否洗干净了，有没有哪里破了没补到，还会给他们塞许多干粮，一边送一边叮嘱要他们照顾好自己，她做到了所有妈妈会为孩子做的事。
“我们胜利了！”
1941年，日军为了断绝附近抗日根据地的粮食来源，对丰滦密地区进行了“大扫荡”，实行“四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片光。其中片光就是要把青苗除光，防止来年长成粮食。他们还逼迫百姓迁往“部落”里，在附近制造“无人区”。
邓玉芬不愿意向敌人屈服，和一部分百姓躲进深山里。
敌人一遍又一遍地扫荡，一发现房屋就要放火烧。邓玉芬等人在山中搭建的草房被烧毁，他们就搭建新的窝棚住，可敌人的残忍远超出他们的想象，生活用具、家禽家畜都被抢走，许多反抗的人惨遭杀害，一切都令邓玉芬十分心痛，可她坚决不屈服。
为了继续和敌人作斗争，她又让丈夫把在外打工的四儿子和五儿子找了回来，让他们三人去参加自卫军模范队。到了冬天，天寒地冻，敌人依旧没有放弃扫荡，成年人尚且能够坚持，但老弱妇孺却禁不起折腾。安全起见，丰滦密抗日政府动员大家暂时离开“无人区”，去亲友家过冬。
邓玉芬看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只好服从命令，住到了山外的亲戚家。
冬天一过，邓玉芬就决定带着孩子回到了“无人区”，响应政府的号召，进行春耕。亲友知道她们要垦荒种田，送了许多农具和种子。邓玉芬让丈夫带着这些东西先回“无人区”，自己准备准备稍后便去，谁知这竟是夫妻二人的永别。
几天后有人传来噩耗：任宗武和两个儿子在百梯子遭到了敌人的偷袭，四儿子被俘，任宗武和五儿子惨遭杀害。
一夕之间失去两位亲人，邓玉芬几度昏厥，却并没有就此退缩。在接受了这一事实后，她擦掉脸上的眼泪，对两个小儿子说：“走，回家去！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到底了！”
亲友们都不放心让她回去，纷纷过来劝说。可邓玉芬执意要带着孩子回去。
回到猪头岭后，她拿起镐头不停地种地，把内心的愤怒与仇恨都变成了力气，她知道自己没办法给丈夫和儿子报仇，只有多种地多打粮食，支援部队，让他们消灭敌人。可是更大的噩耗还在后面等着她。
1942年秋天，大儿子任永全为了保卫盘山根据地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次年夏天，被敌人抓走关进鞍山监狱的四儿子去世；秋天，二儿子在作战时受伤，被安排回家休息，最终却因为没有药物治疗导致伤情恶化，在家中去世。
面临着亲人一个个离去，邓玉芬早就哭不出眼泪了，她的心里除了对亲人的思念，就是对敌人的仇恨。她不停歇地做着抗日工作，垦荒种田，春播秋收，制作军鞋，照料伤员，从早到晚手上一刻不停。
看着身边两个还没长大的儿子，她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拉扯他们成人，然后送去部队，抗日救国！
邓玉芬
1944年，敌人展开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要对“无人区”进行肃清，百姓们只好躲进更深的山林里。慌乱之中，六儿子与邓玉芬走散了，情况危急，容不得回头寻找，邓玉芬只好忍痛背起刚满七岁的小儿子，跟随乡亲们来到深山，各自找一处山洞躲着。
敌人在外面不停歇扫荡了七日，她也只好在山洞里一直躲着，几天几夜没有饭吃，再加上山洞阴冷，小孩子难以抵抗，很快小儿子就发烧了。年幼的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躲在这里不回家，他哭着对妈妈说想回家，想吃饭。
邓玉芬含泪抱着小儿子耐心哄着，可病痛令他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开始哭闹。
恰逢此时敌人又开始搜山了，如果听到哭声，一定会发现他们，附近的山洞里还有其他百姓藏着，一旦被找到后果不堪设想。邓玉芬焦急地哄着小儿子，可哭声却丝毫没停，眼见敌人越走越近，她一狠心从衣服里扯出一团棉絮塞到了儿子嘴里，并用手捂着防止他哭出声来。
过了一会儿，敌人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向另一边走去。
邓玉芬连忙松开手，把棉絮掏出来，可由于捂的时间太久了，小儿子的脸已经因为缺氧变成了青紫色，气息微弱。邓玉芬连忙一边呼喊一边摇晃，许久才又听到儿子的呼吸声。
此时的小儿子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断断续续地对邓玉芬说：“妈妈。我饿，饿……”
邓玉芬心痛如绞，恨不得立刻出去找点食物，可她明白自己不能拿这么多人的生命去冒险，只能紧紧抱着儿子，希望他能坚强一些，熬过去。
谁知当天晚上，小儿子就在她怀中去世了，邓玉芬感受着孩子的体温渐渐消失，悲痛难忍，一声痛呼后便晕厥过去。
等她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猪头岭，守在她身边的乡亲们告诉她敌人已经撤走了，大家把她的小儿子埋在了山上。
邓玉芬找到了小儿子的坟茔，小小一堆，就像是没有长大的他一样。她坐在旁边守了一夜，当天亮起来的时候，她仿佛又成了之前那个坚定的邓玉芬。
面临着乡亲们的劝慰，她反而说：“只要大家平安，小七死了也值！”
为了抗战，她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五个儿子，她告诉自己，一定要亲眼看到敌人被赶出中国。很快这一天就到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邓玉芬再次落泪，哭着向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宣布这一好消息：“我们胜利了！”
“把我埋在大路边，看着十团的孩子们回来”
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内战。
眼看硝烟又起，邓玉芬无法置身事外，她决定让六儿子去参加县支队。可前脚刚把儿子送走，后脚她就后悔了，当初丈夫和其他几个儿子一个个离开自己，如今自己只剩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还下落不明，身边只有六儿子这一个依靠，万一他也在战场上有个意外，自己将来怎么办？
想到这里，邓玉芬坐不住了，她连忙赶往县支队，想要把儿子领回来。可是到了地方，她又张不开嘴了，因为这里不止自己的儿子一个人，看着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她清楚这些孩子也有父母，他们的父母肯定也十分不舍。既然别人家的孩子都能去，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不可以？
六儿子任永恩见母亲赶来，以为有什么事，谁知她只是叮嘱自己：“记住你爸和你哥是咋死的，好好打仗，立了功回来见妈！”
任永恩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第二年就在战斗中立了功，受到了嘉奖。可还没等他回来见邓玉芬，就在另一场战斗中牺牲了。
至此邓玉芬失去了6个儿子，坚强的她再也撑不住了，一下就病倒了。缠绵病榻三个月，她才有了好转，可内心却无时无刻不被悲痛萦绕着，她心底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没有音讯的老三或许还活着。
谁知一年之后，她真的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三儿子任永兴，巨大的惊喜冲击着她，令她再次支撑不住昏了过去。
等醒过来之后，她含泪问儿子这些年的经历。在得知儿子参军后再一次作战中掉了队，被国民党抓到，为了活命，他只好隐瞒自己的身份，还给国民党当了一个月的马夫，最后瞅准机会才逃了回来。
虽然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但邓玉芬还是十分生气，气儿子没有气节，不愿意再给他任何好脸色。任永兴知道母亲是个怎样的人，不怪她对自己甩脸色，毕竟父亲和兄弟都牺牲了，母亲为了抗战付出了许多，自己确实有愧，只能尽心侍奉母亲，给她养老。
邓玉芬所奉献的一切也换来了党和人民的回报。在解放之后，政府特意为邓玉芬在老家盖了两间瓦房供她居住，一年四季都关心着她的生活，就连最困难的那三年，也给她提供了足够的细粮。邓玉芬并没有因此忘记自己的初心，她自己省吃俭用，把政府给她的粮食和衣物拿出来分给周围的邻居，帮大家一起渡过难关。
邓玉芬
1956年，国务院内政部决定把她接到北京居住，邓玉芬去了几天就着急回家，她觉得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不想给国家添麻烦。
临走前，一位同志带她去逛了逛商店，让她挑一些东西，国家出钱替她买。商店里的东西多得邓玉芬看不过来，她这里瞧瞧，那里摸摸，最后什么也没要。
她对陪同的工作人员说：“政府对我那可是一百一，我很知足，眼下不缺吃不缺喝的，怎么能再给国家添麻烦呢。”
这便是英雄母亲邓玉芬的宽广胸怀，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却不因此居功自傲。
1970年2月5日，大年三十这一天，大家都沉浸在即将迎来新年的喜悦中，邓玉芬却在医院因病去世。临去前，她抓着亲人的手嘱咐道：“别把我埋在深山里，要埋就埋在大路边，让我看着十团的孩子们回来......”
为了纪念她，政府在张家坟村口修筑了“英雄母亲邓玉芬”主题雕塑，一手拿布鞋、一手挎针线筐的她眺望着远方，仿佛真像她所说的那样，一直期盼着十团的孩子们凯旋归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