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那架飞机的坠落,在国内政坛、军界都引起了大“地震”,原先出自四野的将领成为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各大军区都有不小的人员变动。

当时有三位大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韩先楚、许世友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没有隔离审查,但依然当众做了检讨。

这就比较奇怪了,当年对涉案人员的处理都是比较重的,同为大军区司令员的梁兴初没阻止一些内容传播,就被撤职审查了。

杨、韩、许三人要是没牵扯其中,不会需要检讨,但既已确定相关,为何又只需要检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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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三人跟林的关系都不错,杨得志是“双一”出身,曾长期在林麾下战斗,建国后双方也有过联系;

韩先楚虽然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与林接触不多,但他打出“旋风司令”威名时,正是在林的指挥下。

1959年的庐山他去拜访彭老总、黄克诚,差点被人借题发挥,是林说了一句“对韩先楚的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坚决地使用”,让他过了关,这肯定是有感情的;

许世友战争年代跟林的接触不多,长征后许世友在红军大学策划“拖枪逃跑”事件,林还主张要枪毙。

但九大之后林的地位非常高,许世友也曾登门拜访,1969年4月30日林跟许世友会面时还特意说过“讲团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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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是因为私交而做的检讨吗?并非如此,主要在于三封从北戴河搜出的信。

九届二中全会时,南京军区张政委最初被另一个集团攻击,很多人觉得他不应该留在军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持这个看法,就让秘书李文卿帮自己代笔写信,准备呈给中央。

当李文卿写好拿过来给许世友签字时,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正巧在一起聊天。韩先楚好奇写了什么,许世友签过字直接递给他看。

结果韩先楚看完说这跟自己所想一致,让许先别急着往上交,自己也去写,到时一起交。

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住在韩先楚隔壁,有天串门时获悉了此事,立马表示也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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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三封内容相近的信就呈递上去。按照规定,大军区司令员有重要工作必须向军委及中央做书面汇报,内容会先交由林总批阅,等他批示后再送往毛主席处。

但“林办”的叶主任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没有往上递,而是将信给扣了下来锁在北戴河的住处,事情坏就坏在这里。

九一三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负责调查涉案人员,林生前的居住、办公地点被搜了个遍,三位大军区司令员的信也被找了出来。

李德生看后深感为难,只好去询问周总理该如何处理。周总理把三封信认真看完,半晌没有出声,然后慎重地做出决定:

这里面都没有实质性问题,所以到此为止,概不追究,信件交给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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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的这个做法非常明智,当时局势敏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即便三位司令员并未说什么献媚之语,但如果被人知道了,一顿借题发挥,完全可以颠倒黑白。

不要小看谣言的力量,三人成虎,到时传播范围一广,中央只能进行审查。

因为涉及到的事务和人员过多,一审查往往就需要几年时间,如此,涉案的个人和军队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时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武汉军区等大军区都有人员变动,福州军区政委也已被隔离审查,不说人心惶惶,至少已经很多人不安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能稳则稳,不宜因为一些捕风捉影之事再生动荡。特殊年代,周总理用巧妙的方式保护过很多人,这次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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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三封信,后来毛主席也看过,同样的,毛主席也认为不用严肃处理。杨得志、韩先楚、许世友都是深受主席信任的爱将,主席相信他们绝不会背着自己乱来。

杨、韩、许的信主要是针对南京军区张政委,并没有什么勾结的内容,所以主席让他们都做了检讨,此事就算过去了。

1973年5月,毛主席接见韩先楚时,说了一段话:

路线出感情,我知道,你们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这是希望打消韩先楚心中的疑虑,也希望韩先楚能代为传达、打消杨得志和许世友心中的疑虑。

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都选择用影响最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过三人的信也让主席察觉到一点——林在军中的地位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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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林是中央主力的军事指挥官,建国以后,他担任过主管军委的国防部长,可以说但凡是军队的高级将领,或多或少都跟他打过交道,其中的关系错综复杂,如何解决就是大难题。

既不能一棍子都打死,也不能任由发展变成隐患,思虑再三,主席便在1973年底来了个“突然袭击”,在八大军区司令员未得到任何消息的情况下,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完成对调。

在该政策下,杨得志由济南军区司令员调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由福州军区司令员调为兰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由南京军区司令员调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没对任何人进行惩罚,同时又把人员关系动一动,这样既不会让人产生不满,又可以防微杜渐,非常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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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韩先楚、许世友三人也很诚恳,知道自己毕竟还是“有过之人”,所以1974年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他们都做了检讨。

韩先楚还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到了错误,诚恳道歉。这个态度,得到上下的一致认可。

人非圣贤,有错能改就是好同志,三位高级将领仍然得到中央的重用。杨得志、许世友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都负责了一条战线,指挥大军保卫我国西南领土安全。

韩先楚1980年自感年事已高主动辞职,但中央仍在1983年委以重任让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总的来说,这三位名将都比较幸运,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保护下,避开了一场可能会被冲击的风波。做做检讨,也没有影响到后来的任职,这方面胜过了很多四野出身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