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各省纷纷独立支持革命。
为了能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也为了让革命走上正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不过对于中华民国的建都问题，国内各党派经过了长时间的议论，就连孙中山先生最初也并不想在南京建都，而是提议将都城设在新疆伊犁。
新疆远离经济和政治中心，孙中山先生为何提议在新疆建都？最后又为何选择在南京呢？
一、孙中山的新疆情结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集区，再加上与中原不同的文化所致，尤其是遇到国外势力时，新疆的问题就更加复杂。
在种种历史因素的制约下，许多朝代对新疆的重视程度都不够，将都城设在新疆更是令很多人不理解。
但孙中山先生却早就注意到这块宝地，甚至想将都城设在新疆伊犁。
早在1894年，孙中山先生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过，想要去欧洲强国学习新的农业技术。
回国后到新疆等地考察推广，充分利用新疆的辽阔土地，为国人提供更多口粮。
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新疆确实存在荒凉的地区，也有很大一部分新疆人民还处于贫困之中。
而伊犁则是新疆最为繁华的地区，也是新疆的中心地带，可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来讲，伊犁明显不具备成为首都的条件。
可孙中山先生的眼界，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而是放眼世界提出的在新疆设置都城，所以其曾表示，
“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在孙中山先生看来，中国若定都新疆伊犁，可称霸亚洲。
纵观整个亚洲，新疆的伊犁才是中心地带，且旁边与多个国家接壤。一旦控制了伊犁，便可以对整个亚洲形成制约。
更重要的是，伊犁地形复杂，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环，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列强眼中的肥肉。
特别是与新疆相邻的沙俄，经常利用新疆多民族不同的习俗、宗教信仰等问题，企图将其从清朝版图中分离出来。
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失去对新疆的管控能力，一旦清政府被彻底推翻，列强势必趁虚而入侵略新疆，我国的边境线就会落入敌人之手，内陆的处境将更加危险。
为了保卫我国边境线的安全，也为了将伊犁这个亚洲枢纽控制在自己手中，孙中山先生这才提出将伊犁设为首都。
而且新疆地域极为辽阔，金矿、铜矿、煤、石油等珍贵资源也应有尽有，只要能合理开发利用，就可以使中国国力迈入一个新台阶。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新疆有石油却不能开发利用的问题，孙中山先生曾遗憾道，
“中国有此种矿产，不能开采以为自用，以至外国入口之煤油、汽油等，年年增加，未免可惜。”
在1919年撰写的《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先生还专门提出了先进的新疆发展计划，在大力发展农业、解决贫困问题时，同样应该注重交通问题。
在孙中山先生看来，交通发达了，新疆的经济就上升了，也就拥有了练兵的能力，国防能力也就得到了提升。
在推行种种惠民制度的同时，也有利于民族的团结，让新疆彻底成为中国的领土。
孙中山先生的想法虽好，可结合当时的形势来讲，新疆注定无法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
二、孙中山心中的都城
上文提到过，在革命之初，各起义军虽按照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行事。
但各起义军都设立都督一职，且各自为政无法达成合作，一个省内甚至出现了七八个都督，形势极为混乱。
为了整合各国民军的力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但对于临时政府的首都，各势力间的意见并不统一，甚至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就设想过建都的问题，提出的主要地点有武汉、伊犁、南京、北京、广州、重庆和西安。
在孙中山先生心中，伊犁是最有利于称霸亚洲的地方，也有利于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所以一直想将伊犁设为首都。
可因为新疆太过遥远，且远离革命和经济中心，无法对后续的反清革命提供有力保障。
在很多人的劝说下，孙中山先生也只能放弃这一想法，转而将目光投向其他城市。
1897年，孙中山先生就曾对日本人宫崎寅藏说道，
“建都， 仆常持一都四京之说： 武汉 （都）。 西京 （重庆）, 东京 （江宁）。 广州 （南京）, 顺天 （北京）。”
不过孙中山先生在领导反清革命时，大都是在沿海地区组织革命力量。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他指出北京、武汉南京和广州是最合适的建都地点。
北京是当时清朝的首都，如果攻占北京，势必能提高国民革命的气势，给予封建阶级沉重打击。
武汉控制着长江中下游，一旦攻占就可以扩大到全国，有利于扩大革命战果。
南京地理位置虽好，但必须长江上下游同时起义才能成功。
而一直被称为流放之地的广州，虽然位置较远，但革命氛围十分浓厚。
这四处地理位置各有千秋，只要条件成熟，在哪里建都都可以。
随着国内革命浪潮的发展，最终合适的都城只剩两个──武汉和南京。
1900年，孙中山先生给香港总督上书道，
“迁都于适中之地，如南京、汉口（武汉的重镇） 等处，择而都之，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之程。”
1909年，孙中山先生给美国银行家的信中写道，
“武昌（归武汉管辖）、南京两城，为吾党最得力之地……一旦粤东各省起事，彼等必相率同时揭竿响应。”
正如孙中山先生预料的那样，华中革命党人率先发动武昌起义，推倒了封建清廷的统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领头羊，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也正是因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得南方各省纷纷起义响应，只有北方少数几个省份还处于清朝廷的控制之下，武昌也由此成为革命圣地。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江浙一带的同盟会元老，却提议将都城设置在上海。
三、建都背后的针锋相对
1911年11月3日，上海光复，杭州和苏州也随后光复，湖北、湖南等11个省先后宣布独立。
就在革命一片红火之时，湖北省政府军及江浙沪精英们，都意识到了没有政府统一指挥的弊端，因此开始争取组建临时中央政府的权力。
11月7日，黎元洪以商量的语气，希望各省代表对组建临时政府一事发表见解。
还没等到各省的回电，黎元洪就在9日时，以强硬语气邀请各省代表前往武昌开会，共同商议组建临时政府之事。
上海是很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更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活动中心许多同盟会骨干都集中在上海。
上海刚一光复，同盟会骨干便想着用上海的影响力，来推动革命进程。
看到黎元洪的电报，陈其美、程德全为首的江浙集团不甘落后。
他们以江浙沪三都督的名义发电报邀请各省代表，前往上海商议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的建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会。
第二天，又发电推动伍廷芳和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
13日，陈其美通电各省承认伍廷芳等人的外交身份，并邀请各省派代表来上海参加国会，商议筹建临时政府之事。
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呼吁各省联合电请孙中山先生回国，共同筹备中央政府，11月15日，国会如期在上海举行。
武昌起义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毋庸置疑，且革命人士如今正在武昌进行战斗，武昌也因此聚集了国内外的目光。
这种情况下，上海只能承认武昌的革命中心和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地位。
但为了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江浙沪集团还是提出将议会设置在上海的建议，看到这种情况，黎元洪于20日邀请各省代表前往武昌开会。
可就在代表们即将出发时，武昌被清军包围起来，各省代表只能前往汉口英租界开会。
上海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召集留在上海的代表商议临时政府和建都的问题，并将建都地点定为离上海较近的南京。
四、短暂的都城
早在三国时期，孙权称帝后就将都城迁到了南京，也就是当时的建业。此后的时间里，包括太平天国在内，共有9个朝代在南京建都。
1910年，孙中山先生曾与伍平一交谈时提出：
“ 金陵可以建都之外，尚有扬州大舰可以进入，民国首都，以交通为主……”
再加上本就对南京和武昌极为看重，南京最终成为了建都的最佳地点。
更重要的是，将南京作为都城，达到了江浙沪集团和湖北革命集团之间的平衡。
一旦政府在武昌组建，上海精英和江浙资产阶级立宪派将无法施加影响力，陈其美等人也势必会位于黎元洪之下，这明显不符合江浙沪集团的利益。
而身为革命军代表的黎元洪，自然也不愿意拱手让出胜利果实。
就这样，南京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首都。只可惜这个首都仅存在了3个多月，便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在民国成立的第六天，孙中山先生面对记者采访时，曾提出将南京作为永远的都城，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正是为了制约袁世凯。
为了让袁世凯结束清朝的统治，加入革命浪潮之中，孙中山先生承诺只要袁世凯逼迫溥仪退位，自己便辞任大总统的职务，推举袁世凯就任总统。
不过袁世凯一直在清朝和革命之间徘徊，企图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为了防止袁世凯做出有损革命之事，孙中山先生对其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保留南京都城的地位，并且让袁世凯开到南京就任总统。
可袁世凯的大本营就在北京，而革命力量则在南方，一旦离开北京前往南京，就意味着袁世凯放弃了自己的势力，必须受到革命人士的制衡。
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极力反对建都南京，反而提倡将北京设为都城。
袁世凯还自导自演了几出戏码，甚至惊动了外国大使馆，声称部队为了阻止自己南下，这才引起了骚动。
为了不破坏革命果实，孙中山先生最终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首都就从南京再次变成北京。
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京才重新成为首都，只是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遗言便是将自己葬在南京。
结语：
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放眼世界，以自己全部精力领导革命，为后世革命者做出良好的榜样。
甚至一早就意识到革命中心的重要性，更以敏锐的眼光看出新疆、武汉、南京等地的重要性。
只可惜受到实际情况的限制，孙中山将新疆设为首都的愿望没能实现，最终将都城设在了南京。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埋葬在南京，这也是其与南京的特殊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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