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耆自画像》，图片源自网络）
□卢江良
在中国的绘画史上，沙耆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早年在上海昌明艺专、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习画，1937年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深造，画作与毕加索等著名画家共同展览。后因精神疾病被迫回乡，蛰居作画三十多个春秋，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其中最高被拍得451万元。他，被戏称为“疯子公公”，亦被尊称为“中国梵高”。而在他充满传奇的人生中，有一个绕不开的处所，那就是他的家乡“沙村”。
沙村，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梅溪水库东侧，历史悠久，因村民多姓“沙”，故名“沙村”，现以“沙氏五杰”闻名。沙耆系“沙氏五杰”同族堂弟，原名引年，1934年“沙氏五杰”老大沙孟海为他取艺名为“耆”。在他的一生中，有三个时间段在沙村度过——1914年出生至1929、1947年至1962年、1969年至1982年。期间，除了短暂地外出读书和治疗精神疾病，长达四十年蛰居于此，几乎占据其整个生命历程的一半。
（沙耆故居外景，图片源自网络）
不过，与同为画家的黄公望对于富春山、王蒙对于黄鹤山不同，沙村于沙耆，并非其自觉自愿的选择。如果说，第一个时间段的居住，是由于命运的安排——它是他的出生地，由不得他自主选择；那么，第二、三两个时间段的居住，同样皆非他的本意——精神疾病使他无法独立生活，必须由人照管，所以只能被安置于老家——前一个时间段，由他的母亲照料；后一个时间段，经当时的沙村大队安排，由邻居沙良红一家照料。
据说，沙耆蛰居沙村的日子里，虽然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从1952年起由浙江省委统战部每月发放津贴40元，可他毕竟是一位没有自我生活能力的人，深陷潦倒的困境是必然的结果，尽管他患病后从未放弃痴爱的绘画，但没有绘画工具、油画颜料、画布画纸，只能用毛笔、木炭代笔，画在板壁和报纸上，甚至满地肆意涂鸦。如今，在沙耆故居，尚可见板壁、墙面、地板上，画满了各种画，有裸女，也有雷锋头像。
（沙耆故居内景，图片源自网络）
应该说，长期蛰居于沙村，对沙耆来说，是一种命运的不幸。倘若，没有精神疾病，他必定会离开这个闭塞的乡村，要么留学或定居海外，要么供职于院校或画院，为自己的人生闯出一番广阔的天地。而沙村对于他，或许会像雷婆头峰对于潘天寿一样，成为他心头的一种念想和作品中的一种具象。可在残酷的现实中，沙村是沙耆半生的“囚禁地”，完全将他与外界隔绝，他只能在母亲或邻居的看管下，在村子里晃来荡去。
然而，事物总有其两面性。长期蛰居于沙村，对沙耆的命运自然是一种不幸，但恰恰又是他艺术上的幸运。因为乡下环境的封闭，加上自身的疾病，让沙耆远离了政治和艺术领域的各种运动，也无缘参与对那个时期流行的艺术流派进行追随，更不会去关切因绘画而产生的社会效益。如此一来，反而排除了外界的干扰，让他可以安静而“特立独行”地进行“涂鸦”，无形中找到了“表达”的自由，成全了艺术创作中的真诚。
（画在报纸上的白鹅，图片源自网络）
于此，沙耆相比同时期积极投身于时代浪潮中的画家，在艺术实践上要持久和深入得多，在艺术成果上也要丰富和丰硕得多，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油画史上的一颗灿烂的彗星”，为油画艺坛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华，著名油画家詹建俊在2001年为《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撰写的前言中曾这样评价道：“这是一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画家，然而，这又是一位将永远留在我们的美术史上、并激发我们去对艺术的意义不断思考的画家。”
那么，作为长期蛰居的家乡，沙耆又是如何看待沙村的？是心仪？是厌倦？是依恋？是仇恨？是木然？鉴于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我们无法轻易地下定论。当然，这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沙村——这座拥有独特山水和人文气息的古村，不管是沙耆人生的“囚禁地”，还是艺术的“避风巷”，都毋容置疑地成了他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处所，它记载了其作为“疯子公公”的特殊的生存状态，见证了其作为“中国梵高”非凡的一生。
2024.5.17于杭州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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