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李思训碑》拓本碑额
《李思训碑》唐朝开元八年（七二〇）刻，李邕撰并书。碑高三四五厘米，宽一六一厘米。行书三十行，行七十字；碑款篆书四行共十六字。碑在陕西省蒲城县。有北宋、南宋、明、清诸拓本。以南宋李国松旧藏本最精。
宋米芾《海岳名言》：“李邕脱子敬体，乏纤秾”。又《书史》：“李邕如乍富小民，举动强屈，礼节生疏。”
明项穆《书法雅言》：“李邕初师逸少，摆脱旧习，笔力更新，下手挺耸，终失窘迫。律以大成，殊越彀率”。
李邕《李思训碑》拓本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黄长睿评张从申书出于李北海，赵子固又以北海学子敬，病在欹侧，若张从申即无此矣。然从申书实似北海之法华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穷，故当胜三舍。余尝谓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言者。”
明杨慎《丹铅总录》：“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为第一。其融液屈衍，纡徐妍溢，一法兰亭。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询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
明汪砢玉《珊瑚网》:嵎山子云：“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见不使人敬，而久乃爱之，……吴兴习之加媚，似犹未得其遒”。
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唐碑行书，的数李北海《云麾碑》，王缙、苏灵芝诸人皆不及也。北海逸气生动，通身贯注，裴休所谓书中仙手也，且有英雄盖世之慨。”“北海书纵横而整齐。”
李邕《李思训碑》拓本
清冯班《钝吟书要》:“董宗伯云王右军如龙、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军如凤、李北海如俊鹰。”
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李北海书气体高异，所难尤在一点一画皆如抛砖落地，使人不敢以虚㤭之意拟之。”又“李北海书以拗峭胜，而落落不涉作为。昧其解者，有意低昂，走入佻巧一路，此北海所谓“似我者俗、学我者死”也。“李北海、徐季海书多得异势，然所恃全在笔力。”
清鲁一贞《玉燕楼书法》:“李北海豪气挺拔，特少韵耳。”
李邕《李思训碑》拓本
李邕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艺术的重镇。如果说王羲之开创了行书隽秀的典型风格，那么李邕则是在继承王羲之行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变。把李邕视为行书豪放派的滥觞，是符合艺术史实的。
行书《云麾将军碑》李邕撰文并书，镌刻于开元八年庚申（七二〇），李邕时年四十三岁，正当奠定豪放风格的基础时间。李邕的风格与王羲之不同之点，从书法形态意义上来讲，仍然表现在笔法与结体的差异。
李邕的笔法猛峭健利，形态比王羲之清瘦，尤其在此碑中用笔豪爽，起落争折，直多于曲，表现出一派天风嗖嗖、迅疾宕荡的神气，而无过多的纡徐盘屈、含蓄不露的姿态。这种笔法有时不免显得挺劲有余而苍老不足，它不是万岁之枯藤，却象寒春之新柳，自有一种鲜明朝气存在。这种笔法比起王羲之来少了点纤秾，更倾向于刚硬的品味。
李邕《李思训碑》拓本
李邕的结体具有更大的创造性。王羲之的行书结构精美，有移一点而眇一目之感，十分讲究精微处的承接呼应，而李邕却能在气势上略胜一筹，不斤斤于点画位置经营，能求运笔构筑中的整体把握，挥洒自如，形势连贯。董其昌评论，“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从意象上指出了他们风格的差异。这种差异正体现在右军偏于精巧，而北海重于大局。
王羲之行书是在夭矫之中保持着动态结构的协衡，有一种温润疏朗的风韵；而李北海的形态变化更为欹侧，造险生奇，笔势开阖幅度较大，这无疑给以后的行书雄肆的风格以强烈的影响。
我们细析此碑的结构，可以发现它主要的特点是字形上部伸展，下部收缩，形成上部布白空虚、下部笔划密实。即使对一竖、一戈的处理也是如此，从而在视觉上造成字形耸立挺拔的感觉。其他横向的字形也力求张弛分明，避免平均，使静态的结构有一种张力感。这样字与字的组合，就形成纵横交错、骨势洞达的总体面貌。
李邕《李思训碑》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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