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展开了殊死较量，在这场较量中，日本空军占尽了优势，牢牢地控制住了制空权。
为保障地面部队行动顺利，摆脱日军空军的打击，蒋介石决定空袭日本本土以消灭其工业基地和空军根据地，夺取制空权。
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蒋介石并不是临时决定，此计划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年底写入了参谋本部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当中。
随着战事的发展，制空权便显得越发的重要。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3号，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重新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预计空袭时间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中旬。
空袭计划里，作战飞机准备从浙江的宁波机场出发，选定日本的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作为袭击的目标，一方面可以打击日本海军，另外一方面可以摧毁日军战争的补给线。
马丁-139WC轰炸机
这个空袭计划虽然听起来可以给侵略者沉重的打击，但现实情况是从宁波市到日本八幡市的距离为980公里，跨海飞行来回就是2000公里的航程。当时就只有德制的亨克尔He111—A中型轰炸机和美制的马丁-139WC型轰炸机符合这个要求。
德制亨格尔He111—A中型轰炸机航程2500公里，配备了三挺7.9毫米口径机枪，可载弹1000公斤，航速每小时309公里。美制马丁-139WC型轰炸机，它的航程只有2200公里，但也足够了，它配备三挺7.62毫米口径机枪，可载弹1030公斤，航速每小时346公里。
如此一比较，很明显中国空军决定选择美国制造的马丁-139WC型轰炸机来完成远征日本的任务。
当时考虑到外籍的飞行员更熟悉飞机的性能，宋美龄找到了一位美国退役的上尉，希望他能够出马，谁知那个人竟然狮子大开口，要价10万美元。而当时一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也就值五万多美元。
蒋介石考虑，如果让外国人替中国人去轰炸日本，那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万一行动失败，损失的不仅仅是几架飞机，其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会更大，反而会让我们陷入更为被动的局面。蒋介石最终决定不使用雇佣兵，要用中国自己的士兵。
国民政府空军上尉徐焕升在得知蒋介石想要找人去轰炸日本的消息之后，立即主动请缨，准备执行轰炸任务。经过缜密的部署，航空委员会决定把这个机密而又危险的任务交给了空军神鹰中队的中队长徐焕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最终批准了徐焕升的请求，同时叮嘱：“此项任务非比寻常，是我军第一次远征倭土，在世界上也无此纪录，意义重大，引国际间瞩目，故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徐焕升
徐焕升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军官，毕业以后又到意大利和德国的航空学校深造了六年，回来以后在舰桥中央航空学校当教官。徐焕升的驾驶技术在空军中是数一数二，当时他是蒋介石专机的飞行员。
徐焕升接到秘密远征任务之后，难题也随之而来，他第一个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把马丁139WC型的轰炸机从外籍飞行员的手中调过来或者抢过来，他既要把飞机安全顺利的抢到手，但又不能伤了和气。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16号，武汉王家墩机场，一声刺耳的防空警报响了起来，机场上立刻有人高喊，日本飞机来了，这不是演习，日本飞机来了。很快根据指令，外籍飞行员立刻分别驾驶四架马丁轰炸机飞往成都的凤凰山机场，他们停好飞机前往驻地休息。徐焕升立刻派人包围了飞机，并且下令禁止任何人接近这四架马丁轰炸机，很显然，这是徐焕升自导自演的一出调虎离山之计。
第二天，当外籍飞行员返回机场之后，徐焕升出示了有关证明，说明他已经被任命为第14中队的队长，并且奉命接管这些马丁轰炸机。外籍飞行员们顿时傻眼了，最后航空委员会立即以作战不力、军纪涣散为由解散了这支雇佣兵队伍。
徐焕升得到了马丁轰炸机的控制权之后，蒋介石又秘密从全军当中选了七名优秀的飞行员，组成了特别轰炸中队，出动两架飞机注备执行此次任务。
钱大钧
知道这一计划的所有国民党高层都希望要狠狠地扔炸弹，就在一桌子人气氛热烈讨论该用什么炸弹的时候，有人却站起来说，我不赞成用真的炸弹。这个发出反对声音的人正是这次任务的负责人，时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主任钱大钧。
他给各位高官算了一笔账，每架马丁139WC轰炸机的载重是1吨，由于航程过长，每架飞机都得腾出载重量在带上500公斤的油，也就是说，两架飞机合起来，撑死了也只能装一吨炸弹。这样一吨的配重能够装多少炸弹？轰炸机配备的炸弹大的一颗就有200多公斤，一架轰炸机总共只能装这样四枚炸弹，这四颗炸弹丢下去，能造成多大的杀伤力？
会议开到这儿，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蒋介石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倒是宋美龄示意钱大钧接着说下去。钱大钧接着说道：既然用真炸弹达不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为什么不进行一次政治轰炸？一吨的载重，只能装四枚炸弹，装传单就能装上百万份，这样既展现出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又能让更多的日本民众觉醒，这不比真炸弹好得多吗？
蒋介石听完后十分赞同，他立即命令这次远征日本的轰炸机不投炸弹，只撒传单，而宋美龄也给这次行动起了个名字叫“人道远征”。
蒋介石对这次远征十分关心，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空军飞倭土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会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促之觉醒也。”
宋美龄
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则亲莅汉口南湖机场，召见徐焕升等，询问演练情况，鼓励之后，郑重承诺：“死有重于泰山、轻似鸿毛之分，为国家民族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还是成仁，党国决不辜负你们。”徐焕升代表机组朗声回答：“誓达使命之成功，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随后徐焕升带着十几名飞行员进行了严格的长途飞行训练，期间还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盲目飞行培训。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19号的天气好转，常委会突然接到了徐焕升从宁波发回的电报，请示立即执行任务。蒋介石下令，可以执行。
当晚23：30全部准备就绪之后，队长徐焕升向最高统帅部拍发电报，以示参与此项任务之光荣，并发誓以最大之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徐焕升和他的战友们踏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
在皎洁的月光下，远征队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到宁波栎社机场加油后，径直飞往日本。
两架马丁轰炸机沿舟山群岛南端飞行，避开日军防空警报系统，风浪声也掩盖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八名勇士驾驶着轰炸机直指日本方向飞去。
然而，任务并不是一帆风顺，5月20号0：47，地面电台收到了来自空中的第一封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飞机刚飞到东海，就遇到了日本军舰的炮击，好在当时天气不好，没有被击中，面对军舰的炮击，这八名勇士早有准备，在两个多月的训练当中，领航员已经练就了盲飞的本领。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20日凌晨2：40，在云海中航行了近三个小时的徐焕升和战友们终于顺利到达日本本土上空。
此时的日本还在沉睡当中，两架飞机飞临日本九州、长崎上空，飞机开始降低高度，当降至3500米时，徐焕升看到地面闪烁的灯光时，不禁欣喜若狂。他果断地发出命令，注备投放，两架飞机的炸弹仓打开，无数的纸片被投出，飘向日本的领土。陈光斗是通信员，也是负责扔“纸片炸弹”的人，“飞机下面有个洞，没有自动投弹装置，只凭两只手往下丢啊，一扎一扎的传单都是靠手扔的。”
两架飞机在长崎撒完传单之后，又折向福冈方向，3：45到达福冈上空，洒下剩余的所有传单。4：32，编队飞越北九州上空，将剩余传单全部投放。之后，飞机掉头向西南沿原路返回。5：23，双机飞到公海。
最终两架飞机在日本本土洒下的传单总数超过100万张。
这些传单上都是面写了些什么内容？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20日清晨，日本长崎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打开店门，突然发现门前到处是传单。传单上印着汉日对照的文字：“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逊，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日本安保部门立即在辖区内进行搜索，并将传单交由王子制纸八代木工厂进行化验，证实传单的确来自中国。消息传出，当地民众十分恐慌，并对当局所称“日本本土防卫固若金汤”表示怀疑。
当天，同在九州岛的福冈市和北九州市也发现了大量中国警告日本的传单。
慌乱中日军寻不到目标，又不知中国空军来了多少，既未发射高炮，也未升空拦截。
这属于日本本土首次被攻进的情况，日军对此完全没有准备，也无法及时对中国空军的行动进行阻拦。等到在长崎投下了“纸炸弹”之后，陆续又在熊本、久留米、福冈、佐贺、佐世保野等地投下了两百万份的传单，投完以后徐焕升便带着自己的小队回到了中国。
另一边处在台湾的日军知晓了这个消息，于是派出了空军对回中国的小队进行拦截，想要将他们留下来，但因为中国飞行员驾驶技术娴熟，最终还是安全地回到了中国。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20日8：40，1404号机经宁波在江西玉山机场降落。9：24，1403号机经临海在南昌着陆。9：30，所有机队人员接到通知前往汉口汇合。11：30，两架马丁-139WC轰炸机在空中编队后，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
捷报先已传到了武汉，三镇军民奔走相告，不期而集王家墩机场内外，欢迎徐焕升等胜利归来。11：20，凯旋的战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大街小巷爆竹连天响，万众仰望欢呼。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也到机场迎接。
当徐焕升等八勇士摘下航帽出现在机舱口时，欢迎人群里彩旗、手帕、帽子挥舞如波涛翻腾，军乐声、鞭炮声、鼓掌声、欢呼声声震耳膜，中外记者与电影摄影师争前恐后把镜头对准了他们。一名英国记者以敬仰的口吻对中国同行说：“徐队长等都是绝对的英雄，假使我是个女的，马上会爱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夹道欢呼声中，徐焕升等乘车前往空军政治部，所经之处万人空巷，追前逐后，争睹远征英雄的仪容风采，欢呼叫好声此起彼落。
5月22日，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吴玉章、罗炳辉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飞行员进行慰问，并赠送锦旗一面，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还发表了讲话，赞扬他们的成绩和英勇行为，并与徐焕升和佟彦博合影留念。
纸片轰炸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当局十分惊慌，日本官方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十分的严厉，不允许任何人有这个传单。如果有人发现传单不许看，必须立即上交，上交足够的量，还会得到奖励，这次空袭同样也给日本当局带来了不小的后遗症。
很快，人道远征行动轰动了世界，世界舆论也为之震惊。各国的电台、报纸争相报道，予以高度评价。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报道。著名的《抗战》三日刊在5月23日第74期上刊出了邹韬奋的《空军远征日本与新的抗战力量》文章，该刊著名评论家余仲华在同期的“战局动向”栏目中也指出：传单给日本一个警告，百万张传单可以变成百万吨炸弹！《大公报》也于5月21日在头版刊出《空军夜袭日本》的社论。
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重大，亦饶有趣味。”苏联《莫斯科新闻》也不吝赞美之词：“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在未来无疑将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其他世界主流媒体也认为，中国空军夜袭日本本土，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妄言，狠狠地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飞行员的良好形象也得到了充分展示，尤其指挥官徐焕升获得了外国同行的“世界一流飞行员”的美誉。
这次人道远征，实际上是对日进行的心理战和舆论战。参与这次人道远征任务的八名勇士飞行员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空袭任务，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信心。在这次人道远征行动中，中国飞行员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精湛的飞行技巧，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褒奖和敬佩。
六年后，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世界著名的12位飞行员的照片，徐焕升位列其中，他的照片上标明：“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将军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1966年，日本漫画家宫崎骏画下了一组漫画，名叫九州上空的轰炸机，其中有一句话：中国飞行员们的斗志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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