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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御史流芳
编辑｜御史流芳
<<——【·前言·】——>>
纵观中国历代文人墨客，凭借“俗”而招致恶名一骑绝尘的，首推北宋词人柳永。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诸多批评家口中，“俗”几乎可以作为柳词的代名词。
事实上柳永是词史上第一个专力写词的词人，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以赋为词大量创作长调慢词，打破小令长期一枝独秀的局面，使得慢词和小令连镳并驾，后世诸多文人深受其影响，在词的发展史上可谓是功不可没。
柳永这个曾经在词的体制形式上具有开创之功，赢得当时受众空前欢迎，在词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词人，在历代批评家的口中却颇受争议。
究其原因，则为柳词具有“雅俗并陈”的矛盾性，导致大多文人一方面既排斥柳永“尚俗”的词风，另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赞赏柳永高超雅致的词艺。
<<——【·“雅郑之争”·】——>>
宋初词坛还未脱去五代词风，大多词作还是贵族遣宾娱乐的产物，词被看作“诗余小道”为体不尊，内容上失去了民间词的艺术本真，体制上也没有改进和发展。
到了南宋，人民生活趋于安逸稳定，守旧享乐思想弥漫，娱乐场所得到充足的发展，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等诸多原因，使得词这一文学体裁在南宋得到长足发展。
除了时代背景下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之外，词得以高度发展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文坛诸多名家完成了词体的建设，在题材内容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的领域，艺术风格上也是争奇斗艳，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浓丽相竞。
说到词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柳永，柳永一生专力写词，开拓出长调慢词，创制大量词调，以赋为词推动了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
在词这一文体高度发展的宋朝，评价柳词除了“骩骳从俗”“词语尘下”之外，其实也一直存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见解。
“《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 屈原的《离骚》在古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以凄凉《戚氏》对应千年前的《离骚》，可见对柳词的拔高。
而造成这种两极评价的原因实际上一方面是，柳词具有“雅俗并陈”的矛盾性，另一方面就是贯穿宋词发展始末的“雅郑之争”。
所谓的雅俗之争，就是在宋以前，因受九品中正制的影响，上层阶级以稳定的世家门阀为主，因宋代科举制度的迅速发展，大开恩科，允许捐官，地位的变化造成了大批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
一方面那些推崇“尚雅”传统，秉持“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积极维护封建统治，提倡文学为封建政治而服务。
另一方面，宋朝在科举制度上大开恩科，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逐渐从“独善其身”转变为“兼济天下”，但受困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许多文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兼济天下泽被苍生的理想破灭后，陆续走上了独善其身逍遥自得的人生道路。
<<——【·俗中有雅、雅不避俗的柳永词·】——>>
柳词并非一味浅俗，大都俗中有雅，不乏风致。”进而可以得出“柳词实质上是雅俗并陈的”。
柳词具有“雅俗并陈”的风格特征，“雅”主要是指柳词在艺术手法上，借鉴赋的表现手法，运用白描勾画环境，遣词造句引经据典，刻画生动情景交融，都体现了他雅的特色。
“俗”主要是指柳永在题材上多写一些市井阶层的生活体悟及男女之情，语言上也较多使用浅近卑俗之语，特点是多用方言俚语俗语，具有通达晓畅的艺术效果。
柳永俗词取材于汴梁市井底层花街柳市、依红偎翠的生活之中，以现实世界的男欢女爱为创作题材，其词内容多为展现市井情调，刻画社会底层平民和青楼歌妓的现实生活，一改前人辞藻华丽、含蓄内敛的审美情趣。
以柳七《定风波》为例，词作奉行“以俗为美”的创作理念，“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直接表现世俗女性的大胆爱情和生活愿望。
实际上柳永的创作题材不单单局限于俗世爱情的俗词这一面，文人所热衷的“雅”题材柳永词中也多有表现，柳永多篇词作生动诠释了北宋繁华富庶的社会生活。
除此之外，柳永词在创作内容题材取向上展现出一种自我化的趋势，这在柳永之前的五代词和宋初小令中并不多见。在柳词中，抒情女主人公的角色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注重个人情感和生活体悟的抒发。相比于前代作品，柳词传达的内容更为独特，情感表达也更为丰富和个性化。
<<——【·雅俗并陈的柳词在宋元明的接受·】——>>
在两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有一颗爱词的心，无论是上层社会的深深庭院还是下层市民的酒肆瓦舍，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 ，“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出使的宋朝官员在西夏也能听到大街小巷传唱柳词，“凡有井水饮处，即可歌柳词”的说法确实有迹可循。
到了元朝结束了宋、金交战的局面，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宋、金、元多民族的文化交融汇合，城市规模也日益扩大，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业逐渐恢复。
但由于元朝四等人的民族制度，许多文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在理想
和现实的碰撞之中，选择了走向市井民间，走向书会。元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和柳永如出一辙。
因元代士人和柳永相似的生活处境，他们对柳词中展现出来的放浪形骸、张扬人欲表现出十分的肯定。
在明代诗学观念向“主情近俗”转变，绮语情真的柳词符合了主流审美情趣，柳词凭借至情至性的特点也迅速博得了文人士大夫这一读者群体的推崇，在这一时期，柳永雅词、俗词都被众多词籍大量著录。
<<——【·后世名家对柳词雅俗并陈的承续·】——>>
柳词之所以在词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不单纯因为他在民间的传播力度广，更是因为柳词渗透到了文人士大夫的阶层。以其高超的词技或大张旗鼓或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同时代乃至后世的诸多词人。
柳永将敷陈其事的赋法引入词中，大量铺叙白描，达到情景兼容，在扩大诗词题材的基础上，巧用对句，领字起笔，打破了借歌妓抒情的代言体格局，开拓了自我抒情主体的道路，确立了长调慢词的新体式，开启了宋词发展的新纪元。的发展。
继柳永之后，苏轼以其卓越的才华横空出世。他在继承柳永的基础上，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将词转变为一种独立于音乐之外的抒情文体。他的词作在遣词造句、主题情结以及对词体的发展贡献等方面，都堪称卓越，这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柳词的精髓之后取得的成就。
周邦彦被称为婉约词派的集大成者，本就师承柳永，他借鉴柳词赋法为词、长于铺陈等技巧，将婉约词发展至登峰，其词作特点被称为“清真范式”。
随着金元汉族知识分子地位的骤然下降，入仕之路愈发蹇滞，大量的文人走向市井，走进书会。在仕途上四处碰壁的知识分子们带着和柳永相似的心态混迹市井，大量创作小调、元曲、杂剧，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
金元知识分子不只单纯的学习柳词的技法，更是因为和柳永现实处境的相似，对柳永价值取向的认同而在元曲、杂剧中大量塑造了柳永式的人物形象。
明人在诗词创作上学习、继承柳永的情况俯拾皆是，其中以明代初期台阁体诗人在词的创作上对柳永词的学习最为突出。
<<——【·结语·】——>>
柳永词饱受争议，究其根本是其词作雅俗并陈的艺术特征和尚雅抑俗的时代文化背景之间的冲突造成的。
而且“雅”与“俗”不是两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两种不同的审美观念。
“雅”和“俗”之所以能够在柳永词中共同呈现，是因为柳永用雅词的表现形式来反映民间的俗人、俗语、俗事，他以朴实率真的语言改变了雅词华而不实扑朔迷离的风格，把雅俗质素有机地融入词中，做到了雅俗并陈、雅俗共赏。
<<——【·参考文献·】——>>
[1](春秋)老子.道德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春秋)孔子编.诗经.中国商务出版社,2017.
[3](战国)孟子.朱熹注.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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