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却和日本文部省打了32年官司，人生的最后40年都在为揭露日本历史真相而努力。
他就是家永三郎，一个几乎改写了日本历史教育格局的“非国民”者。
1913年，家永三郎出生于名古屋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永直太郎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十七期。他的同期同学出了好几个陆军大将，可是永直太郎性格耿介刚直，官场失意，退休时只是个少将。
家永三郎作为精英军人的后代，当时最好的选择自然也是成为一名军官。
可是命运的齿轮在他考试那年卡了一下——以优异成绩通过陆军士官学校考试的家永三郎，在体检时因慢性肠胃病被刷了下来。
未能如愿进入军校，他只好转报旧制东京高中，之后考取以培养“天皇的官吏和学者”闻名的东京帝国大学，即后来的东京大学。
一次阴差阳错的落榜，让日本少了一个军官，多了一名学者。这对中国人来说似乎是件幸事，起码中国战场上少了一个屠戮中国人的刽子手。
1937年，家永三郎从东京帝国大学国史业毕业，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今东京教育大学）教授日本思想史。
1948年，他的史学研究成果获得日本最高学术机构日本学士院（相当于中国科学院）的“恩赐赏”。
这是日本最权威的学术奖项，是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日本人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
此时的家永只有35岁。
有了研究成果，名誉也随之而来。
家永三郎没能成为为天皇效忠的军官，却做了天皇的老师——
他非凡的学术地位和特殊家世受到皇室关注，被请去为昭和天皇和皇太子讲授日本史。
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帝师”。
教授天皇并未让家永沾沾自喜，相反，他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思想转向，深入研究日本战争和天皇制，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
1890年10月，明治天皇颁布了一份关于国民精神和各级学校教育的诏书 ，就是后来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教典”的教育敕语。
其内容主要源自旧日军的《军人敕谕》，通篇强调日本的“皇国观”和天皇拥有一切权力的思想，臣民必须绝对效忠天皇。
敕语不仅神化天皇，也成为孕育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温床。
安倍内阁会议曾于2017年4月宣布将教育敕语作为全国教材使用，被认为意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遭到日本各界和邻国的强烈反对。
家永三郎对“教育敕语”深恶痛绝，他有着和他父亲一样刚直的性格，批评起天皇也丝毫不留情面。他的过激言行，一度被其他学者指责为“变节”。
可是家永三郎解释说，自己对皇室的看法会发生变化，一是因为战争的后遗症，再就是自己认知水平的提高，与节操并无关系。
批评了天皇，家永三郎并不满足，他认为要想让日本社会正视历史，必须从教育入手，把真相写入历史教材，让民众有正确的历史观。
很快，他就等来了这个机会。
战后不久，家永三郎受日本文部省（相当于我国教育部和科技部的合体）委托，编写历史教科书《国家历程》，1952年又独自编写高中历史教材《新日本史》。
一人独自编写历史教材，在日本可谓空前绝后，可见家永三郎学术水平和地位之高。
编写过程中，家永三郎坚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讲述历史，并对战争有真诚的反省。这套教科书后来受到日本教育界高度评价并被广泛采用。
可是10年之后的1962年，文部省在当年的教科书检定中认定《新日本史》不合格，认为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侵华战争、“731”部队以及冲绳岛之战的叙述，把战争写得太阴暗，不够热爱大和民族，不符合“以爱国主义为纲”的要求，应该描写日本民众拼命支持战争的光辉形象。
日本右翼则认为家永三郎在向学生灌输“自虐史观”。
什么是“自虐史观”？就是指论述历史时忽略提及本国人正面之处，过分强调本国人负面之处，在历史描述中“自虐”自身形象。
推行了10年的教科书被突然否定，家永三郎极为愤慨，他认为文部省是国家权力机关，否定《新日本史》，就是滥用国家权力，违反了宪法关于思想和学术自由的规定。
再就是，文部省裁定教科书不合格，在学术和事实认定上也不合理。
因为在15年的战争中，很多民众在国家的操纵下死心塌地地投入到战争中，与文部省的说法恰恰相反。
1965年6月，家永三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撤销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裁定。
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他这个民告官的官司一打就是32年，而自己生命的后40年几乎全部耗在与文部省关于历史真相的斗争上。
漫长的32年间，家永三郎和文部省共打了3场官司。
第一次是1965年，案件在日本政府的操纵下，家永三郎败诉。
第二次是1970年，家永三郎状告文部省检定他在1966年编写的《新日本史》不合格与事实不符。结果家永三郎一审、二审胜诉后，文部省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案子被发回重审后，家永三郎再次败诉。
1984年，家永三郎提起第三次诉讼。
这次诉讼的一二审，家永三郎仍然胜诉。
可是最高法院只部分认同了他的观点，裁定文部省对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以及731部队等问题上的检定违法，但在冲绳战、甲午战争时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以及南京战时日军强奸事件等问题上，承认文部省的检定。
家永三郎后来无奈地说，自己只赢了半场官司。
这场持续了30余年的诉讼，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也让家永三郎获得大量拥趸。
家永教授30多岁就获得“恩赐赏”的极高荣誉，此后著作等身，获誉无数，让无论是文部省还是法曹界都对他颇为忌惮，不敢轻视这位瘦小老人的每一句话。
对日本民众来说，一名学术精英挑战政府机关，本就引人注目。尤其是在30多年无数次的庭审中，家永教授几乎每场必到，让拥趸们像对待领袖一样自发聚集在法庭外，用鲜花和掌声迎送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这些人不只是精神上支持，在1984家永三郎第三次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时，已发展到3万人的“声援教科书诉讼全国联络会”，曾组织代表团前往中国，到卢沟桥、柳条湖、平顶山、南京和731部队旧址考察访问，以获取支持家永教授的更多证据。
而调查南京大屠杀的记者本多胜一、调查揭露731罪行的作家森村诚一、“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华团团长藤原彰教授等30多位日本著名的“非国民”人士也聚集在一起，纷纷自愿出庭作证。
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删除教科书中有关“731部队”、南京大屠杀等4处内容的行为违法，责令对家永三郎作出国家赔偿40万日元。
家永三郎独自一人力战日本政府，赢得日本社会的普遍尊崇，赢得世界的敬意，也间接地给日本国民上了一课，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历史教科书内容的取舍，使审定基准有所修改，顾及了战时被侵略国家的感受。
有人因此评价说，家永三郎的名字，是当代日本历史观形成过程中无法绕过去的一个里程碑，他的出现，可以视为日本社会战后文明程度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天日本历史教育的格局。
这场诉讼的结果，使日本教科书越来越接近真相，却也让日本右翼无法容忍。一些人跳出来攻击《新日本史》被马克思主义史观所控制，属于自虐史观。有人则开始编纂新的历史教科书，如备受指责的扶桑社出版的教材。
家永三郎后来写了《教科书审判》一书，细述这场诉讼的前因后果。他在书中这样剖析自己的心境：
“1937年，我没有迎合、投机战争，埋头保护自己一个人的良心，没有为阻止那场悲剧做过任何抵抗性的尝试，旁观许多同龄人陷入悲惨的命运之中。我的良心因此深受重创。今天，如果我再次放弃，以保护自己一人的良心而告终，能不重复同样的后悔吗？”
在他看来，每个日本人都不可逃避对战争罪行的个人拷问，即便是普通国民，在道义上对战争也负有连带责任。
基于这个前提，他在《战争责任》一书中说：
“出生于战后与战争毫无关联中成长起来的纯战后一代人，完全不会有责任的问题，这是按常识进行的思维……如果说战后一代人不继承战前一代人的遗产就不能形成自己的话，就理所当然也要继承战前一代人遗留下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日本人都是有罪的。
家永三郎对战争责任的反省赢得世人敬重。2001年，来自世界各地的144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知名人士，联名推荐家永教授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可是当年和平奖授予了联合国及其时任秘书长安南，家永三郎与其失之交臂。
漫长的诉讼生涯，让家永三郎生活极不安定，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加上身患肠胃病等7种疾病，让本就瘦小的他羸弱异常。中国作家张承志赴日探访时，得知83岁的家永教授体重只有38公斤，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
即便如此，张承志仍能从老人瘦小的身体上感知到巨大的能量。他感慨道：
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的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所坚持的正义。
2002年1月29日，家永三郎与世长辞，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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