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解放前夕，马占山去看望傅作义，问傅，打算怎么办？
傅作义说有三条措施：一是把张家口的精锐部队调来守北平；二是保不住可从海上将部队撤往上海；三是万不得乘飞机走。
马占山说：这三条路你都行不通，张家口形势吃紧，军队你收不回来；天津已被包围，你从海上也走不掉，从空中只能走你一个，我是东北军，你是西北军，蒋介石根本就不得意咱们，你一个光杆司令到蒋介石那里能领到什么奖赏！
傅作义说：大哥，叫你说我简直没有办法了。
马占山说：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们都是60岁的人了，还能活几个60岁？蒋介石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永远也不会改变。不要因为你傅宜生一个人，而把千年古都，一二百万人民生命财产毁于一旦，做一个历史罪人。我看你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我出个主意，你把邓宝珊接来，他是个文人，早跟那边有接触，叫他帮你分担点，他的主意多，看怎么办好。
马占山这一辈子，是见过风浪的，关键时刻，有主见，且不怕流言。
在奉劝傅作义之前，其实他自己已经有了主意，用他的话说：“咱们不能跟老蒋走，不能手背朝下跟别人要饭吃。”
当时，在平津一带，马占山虽然没什么权力，但还是能够影响一部分部队的。
原东北挺进军（马占山是总司令）的新骑兵五师，当时被傅作义改编为104军269师，师长慕新亚就是马占山的人。
马占山对慕新亚说：“南下咱们不去，我由东北把这些人带到西北，现在抗战已经胜利，好不容易回到北平，携家带眷人数不少，眼看就能回老家，离别多年的骨肉可以团聚了。你再把他们带到江南，因为你不是黄埔系，就连你也难保原职，更不用说那些跟我们多年的下级军官了。或许不等到了江南，你也就成了赤手空拳的光杆师长了。”
为了应付突变，马占山又要求栾乐山、刘化南两个师长，叫他们到时候都要听从慕新亚的指挥，坚决不走。栾刘两个师，是由伪军改编来的，早在东北时期，就是马占山的旧部。抗战胜利后，他们各自改编为一个师，由傅作义指挥。
在这些旧部看来，马占山是生存大师，对大趋看的清楚，于混乱当中能抓住根本，局面再乱，他也能找到一条可靠的路。
这三个原东北军的师，加在一起，也有一个军的力量，所以，马占山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更为关键的，几方激烈博弈，老江湖很会办事，确实能够找到突破口，打破僵局。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他点拨傅作义，咱们都是局中人，身份敏感不方便，把邓宝珊叫来，僵局就有望突破了。
当时在平津，傅作义、马占山、邓宝珊，构成了一个有非常价值的历史三角——马占山推动，邓宝珊破局，傅作义拍板。
当然，他们三人能构成这样一个“金三角”，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渊源足够深厚。
1930年中原大战时，老蒋派吴铁城到沈阳拉拢张学良，阎锡山派傅作义到东北游说张学良，傅作义因此在沈阳结识了马占山。
西安事变时，傅作义曾受阎锡山密令，坐飞机前往西安面见张学良，中途因飞机故障而未能成行，由此可见，傅作义与东北军的关系相当深厚。
抗战初期，日军攻太原，阎锡山派当时35师师长傅作义死守太原。这一仗35师损失惨重，傅作义仅率少数部队突围出来。到了河曲，收集残部不到3000人，见到马占山、何柱国、邓宝珊时，傅作义坦承，太原一战，阎百川是借刀杀人，有意牺牲自己。
马占山三人听罢，很仗义，当即联名给老蒋拍电报，要求重用傅作义。
傅作义由此被委任为35军军长，从此起家，乃至成为“华北王”。
邓宝珊早年因于右任的关系，很早就当了国民党甘肃、绥远省主席，论资历，他算是傅作义的前辈。后来，傅作义、马占山、邓宝珊三人互换兰谱，结成了金兰兄弟，抗战时期，三人同在一个战区，傅作义是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马占山是副司令长官，邓宝珊是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马占山建议邓宝珊出面接洽和谈，是北平和平解放至关重要的一步棋。
傅作义听从马占山的建议，当天就派飞机把邓宝珊接来。邓宝珊到北平的当天晚上，马占山以给邓宝珊洗尘为名，在马家研究了办法。几天后，邓宝珊出城和谈，代表傅作义完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任务。
非常遗憾的是，北平和平解放不久，马占山就病倒了，而且是重病。
那时候，马占山看到政府修马路，疏浚北海，非常服气。他常感慨说：“咱们国家现在行的才是正道，过去中国受外国欺负，这回租借地都收回来了，社会安定，欣欣向荣，真是好哇！”
1950年6月，抗美援朝开始，马占山那时已是肺癌晚期，却写了一份请求参战的决心书，英雄气概令人钦佩。
因为肺癌晚期非常痛苦，有人劝他，实在不行，就抽点大烟，缓解一下疼痛吧。
马占山硬是不同意。
马占山逝世前两个星期，想写遗书，儿女们伤心地哭了，他反过来安慰孩子们：“我要是在东山里让日本鬼子炮弹炸死，你们连骨头渣子都捡不着，人总得死，别哭了。”
临终前，马占山嗓子里有痰，自己使尽全力吐了出来，在场的医生感动地说：“都这样了，还能自己吐！”
有人评价说，老英雄刚强，临终吐痰那一下，是他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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