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omina Boccia，Ivane Nachkebia
来源：加图研究所（Cato）
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常常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提供方面的一个异类，有批评者认为美国的福利提供在规模和范围上异常低下（见图1）。曼哈顿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Chris·Pope在他的文章《战争与欧洲福利的特殊性》中指出，欧洲福利国家的扩张需要一个解释。Pope认为，现代欧洲福利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性的副产品，且其政策特征源于纳粹德国。
Robert Higgs在《危机与利维坦》一书中将美国政府规模的扩张追溯至危机期间、尤其是两次大战期间出现的扩张性政策。Pope受此启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西欧带来了更剧烈的动荡，欧洲大陆的超大福利国家仍然是它们遭受的更大破坏的遗留产物。”
在二战之前，欧洲的福利计划主要针对低收入家庭，养老金和国家提供的医疗保险是根据收入进行调查的，较富裕的公民被期望自给自足。在英国，国家健康保险覆盖了低收入人群，免费市立医院专门为工人阶级服务。战前德国的福利系统由俾斯麦建立，比英国更为广泛，采用强制性的、与收入相关的模式，由工资税资助，不过，参与者仅限于产业工人。在英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收入较高的人依赖私人保险。
战争为欧洲各国政府提供了机会，扩大了政府在各社会阶层福利提供中的作用，并以最小的阻力提高税收。正如Pope指出的那样，“民主政治的暂停（伴随着所有的争论和争议）允许了福利国家的革命，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拥有更多资源和更广泛的责任后，政府从有针对性的福利转向普遍化的福利，扩大了社会计划，不仅包括穷人，也包括富裕公民。福利计划的扩大，导致了市场替代方案的后续挤出。
在英国，战时开支为大规模增税提供了理由，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从1936年的65%提高到1941年的97.5%，并将所得税基数增加了三倍，以包括低收入人群。最初由战时需求驱动的较广泛税基在战争结束后得以维持。此外，战争破坏了私人市场和医疗保险系统的融资结构，促使政府将国家健康保险覆盖范围扩展到富裕人群。此外，从1938年开始，非营利医院被重新用于战时需求，导致它们严重依赖中央政府资金。
重要的是，负责建言英国福利项目改革的学者威廉·贝弗里奇，在1942年发表了一份报告，主张取消国家养老金的经济状况调查，并从有针对性的福利转向普遍的统一标准福利。
受到了纳粹德国政策的影响，类似的发展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在上演。正如Pope所述，“纳粹将全面的社会福利和民族团结原则，视为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在援助穷人操作上的显著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纳粹试图用普遍统一标准的福利系统取代俾斯麦模式中与收入相关的、有针对性的养老金。在1939年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声称，英国反对他的政权是因为他们厌恶“那个对他们构成危险榜样的德国……那个社会福利的德国，社会平等的德国，消除阶级差异的德国——这就是他们所憎恨的！”然而，尽管希特勒有这样的说法，但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系统，主要区别在于其资金策略——纳粹偏好所得税，而贝弗里奇则选择了统一的保费。
由于战败，纳粹未能在德国完全实施其国家社会主义计划，但纳粹政策促成了被占领国家福利计划的转变。奥地利在合并后采用了新的福利政策，如失业救济和广泛的儿童津贴。法国的傀儡政府与纳粹一样，认为将福利限制于穷人是自由主义的概念，于是扩大了医疗福利并普及了儿童津贴。
同样，在1941年纳粹法令下，被占领的荷兰将其最高边际税率从4.8%提高到65%，促使荷兰福利计划显著增长。
欧洲福利计划在战时的转变，为战后多数左倾政府提供了维护甚至增强扩展福利计划的理想基础。
认识到这一机会，战后的英国工党政府通过了1946年《国家健康服务法》（NHS），将市级和非营利医院国有化，为所有英国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正如Pope所说，“将医疗服务社会化所需的艰苦政治工作，都是由战争完成的。”此外，受贝弗里奇报告启发，政府取消了福利资格的收入上限，建立了统一的养老金、失业和医疗福利。
在奥地利，纳粹建立的福利结构在战后依然保留。
在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后，法国临时政府完全取消了资格上限，建立了一个被称为“社会保障”的普遍福利计划。
1941年纳粹法令规定，荷兰的工人和中产阶级必须参加国家医疗保险，该法令一直持续到2006年，直到今天仍在影响荷兰的医疗体系。
纳粹试图在比利时进行的福利制度改革，如同在荷兰的努力一样，遭到了抵抗并最终被放弃。然而，在1944年，比利时临时政府利用动荡局势，在没有咨询其他党派和直接利益相关者的情况下扩展了福利计划。
这些例子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塑造了现代欧洲的福利系统。结果是，现代欧洲政府通常在福利计划上的支出比美国更多。这也意味着现代欧洲福利国家参与了个人生活的更多方面，取代了私人替代方案，并征收了更高的税收，使其公民在设计自己生活方面的资源更少。
Pope的文章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及时的警告。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增加，主要福利项目的无节制增长迎合了扩展福利的呼声。正如加图研究所的Adam Michel所证明的那样，大型欧洲福利国家需要对所有收入阶层征收高额税款。
如果不是战争带来的极端破坏，现代欧洲的福利国家可能会非常不同。美国应该谨慎，不要走上类似的道路。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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