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2.2万公里边界线，与朝鲜的边界线为1420公里。虽然不长，但两国自满清以来的边界问题却也无可避免。
争议的核心，就是长白山及其主峰以北的天池。
天池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三江源头，在长白山主峰锥体顶部。清王朝和朝鲜王朝都认为长白山是其发祥地。
1712年，康熙帝曾立界碑于长白山天池以南10余里的分水岭上。
1864年，朝鲜高宗帝则把长白山作为缅怀先祖、保留民族记忆的发祥地列入祀典之中，并称之为“白头山”。
此时的中朝两国，仍沿用明朝和朝鲜李朝建立之初的约定，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以长白山为界山。
日俄战争后，朝鲜被日本占领，中日两国于1909年9月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间岛条约》），确定“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至石乙水为界”。
朝鲜内阁总理也批准了这一条约。
这个条约虽然是日本主导下签订，但结果与1887年清政府的主张基本一致，长白山主峰和天池均在中国境内。
1948年朝鲜独立后，逐渐对日统时期签订的边界条约感到不满。
金日成曾借在延边地区搞建国庆典之机，企图扩大朝鲜在这个鲜族人聚居地区的影响，将其划入朝鲜。
不过金日成没有明说，中国也不认为关系这么好的两个国家会存在边界问题，或者说有问题也能很好地协商解决，就没有足够重视。
但是，从两国各自出版的地图来看，双方都在向对方表明自己在边界问题上的意向，即：长白山主峰和天池都在自己境内。
情况在1961年发生了变化——朝鲜突然提出解决边界问题。
当年7月11日，金日成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来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总理提出建议，中朝双方平分长白山和天池。
注意，总理说的是平分，而不是坚持中国以前的主张或遵循旧条约。这显然是对金日成做了让步。
但让人诧异的是，金日成没有接受。
中国为何做出让步？
1960年代初，中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
国内来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行，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物资极度匮乏，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
在国际上，中苏两党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分歧，导致矛盾公开化。赫鲁晓夫一怒之下，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中国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困难。
此外，中印边界冲突带来的国际压力，以及蒋介石一直要反攻大陆的威胁，使得共和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举步维艰。
还有就是，中苏关系恶化后，除了阿尔巴尼亚和朝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几乎都站在苏联那边，让中国陷入外交孤立的困境。
此时，朝鲜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东方堡垒”，中国的盟友，中美对抗时期中国的前哨阵地，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自然要极力维护彼此关系。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金日成突然提出边界问题。
早在1958年7月，国务院就已成立边界委员会，由陈毅领导，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担任主任。
1962年4月，中朝两国就边界问题进行多轮谈判，各自提出了划界方案，而后休会。
很明显，双方各执一词，互不妥协。
不过，最后还是中国作出让步。
两国1400多公里的边界，鸭绿江和图们江作为界河是明确的，有争议的地方是两江发源地的长白山一带，双方地图的画法一直不一致。直到1964年3月，双方才先后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和《关于中朝边界的议定书》，确定了两国边界。
条约和议定书规定：
将长白山天池划为两半，自长白山围绕天池一周山脊西南段2520高地和2664高地（青石峰）间鞍部的大体中心点起，向东北以直线穿过天池，到对岸山脊2628高地和2680高地（天文峰）间鞍部的大体中心点止，其西北部分属于中国，东南部分属于朝鲜。
至于图们江和鸭绿江源头的确定，条约内容均有利于朝鲜。
两条界河也没有使用国际条约通用的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原则，而是规定双方共同拥有，共同管理，河流中间位置的岛屿和沙洲，则由双方协商解决。
最终的协商结果是：451个岛屿和沙洲，中国拥有187个，朝鲜拥有264个。
鸭绿江口外两国海域的划分也有利于朝鲜。
条约之所以没有使用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原则，可能与边界谈判中遇到的河流改道问题有关。
在中朝两国尚未签订边界条约的50年代，朝鲜在两江的己方一侧，修建了大量丁字坝。大坝长度不等，但横面挺入江心，从朝鲜江边向江中延伸，造成江道变窄，江水流速加快。天长日久，江水严重冲刷江岸，江面向中国一方扩展，造成中国领土大量萎缩。
朝鲜的目的和做法，中国自然心知肚明，只是为了维系友好关系而并未表示异议，转而以共同拥有和管理的方式吃了个暗亏。
就这样，原本属于中国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峰（朝鲜改名将军峰）和图们江江源地区大片领土让给了朝鲜，位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主峰以北9.8平方公里的天池，54.5%归属了朝鲜，而中国拥有的面积只占45.5%。
至于图们江江源地区，从1909年的《间岛条约》到1962年的《中朝边界条约》，按照地图比例尺估算，中国出让的领土在500平方公里左右。
中国会作出如此让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在政治上得到朝鲜支持。朝鲜明白中国想要什么，在谈判时就占了主动。
1963年9月在访朝归来途中，刘少奇对随行的新华社社长发稿助理王飞感慨地说：与社会主义国家谈边界问题，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难！
这句话表明，中国的让步，更多是出于困境中的无奈。朝鲜则有趁火打劫之嫌。
陈毅之子陈晓鲁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听到父亲身边工作人员谈到中起谈判的情况——
朝鲜一开始提出要把中朝边界线划到辽河，后来又提出整个延边地区都是朝鲜的，最后才强调长白山（白头山）主峰和天池必须划归朝鲜。
中方谈判人员说起朝鲜人的谈判策略，归结为“头戴三尺帽，准备砍一刀”。
就是说，朝鲜先是漫天要价，胡搅蛮缠，其实主要目的就是想要长白山主峰和天池。
然而，中国的让步并未收获多少。
中朝边界条约签订后，朝鲜对中国的政治支持仅仅维持了3年。
到1966年，由于苏联对朝政策的变化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中朝关系便开始恶化。
说到底，中朝边界问题的解决方式及其结果非常典型地表明，1950-1960年代的中朝关系还没有成熟到正常的、现代的国家关系，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才彻底结束两国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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