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茶之心
茶觉先生，食茶交友。
大宋第一“理科男”沈括与宋代茶法
沈括是谁？简单说吧，沈括是宋代第一“理科男”。此说绝非夸张，看看沈括一生都干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就明白了。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浙江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一岁时随家南迁至福建的武夷山、建阳一带。这一带，是宋朝最为著名的茶类——“建茶”的出产地区，沈家南迁至此，懵懂之中，沈括就已开始和茶结缘，虽然此时他还不知道，长大后他将要写下宋代茶史，也是中国茶史中最为朴素、也最有经济学价值的一篇茶文章——《本朝茶法》。
发蒙时代的沈括，就开始显示出对世界万物强烈的兴趣和极为较真的精神，因为学习刻苦，十四岁就读完了家中收藏的所有书籍。后来，他跟随父亲沈周做官游宦的脚步，到过福建泉州、江苏润州（今镇江）、四川简州（今简阳）和京城开封等地，增长了不少见闻，也显示出过人的才智。十八岁到南京，他又对医药产生强烈兴趣，差点立志去做了一位职业郎中。但在古代，除了做官，没有任何一个职业是高大尚的，所以，为了高大尚的前途，他只能放弃做职业郎中的梦想，跟随时代风尚参加科考。不过，在参加科考之前，沈括其实已经有官做了。1054年，父亲去世，沈括被朝廷以父荫授予海州沭阳县主簿一职，从此步入仕途。但沈括并不满足这么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吏，也不愿享受“官二代”给自己带来的特权，他要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能耐。于是，他辞去官职，来到哥哥沈披家中，埋头苦读，全身心投入到了科考准备中。功夫不负有心人，1062年，沈括以苏州府试第一的好成绩，获得进京赶考的“入场券”，并在第二年顺利通过省试、殿试，考上进士，并被授予扬州司理参军的官职，迎来人生新的起点。此后，他历任集贤校理、右正言、知制诰、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等重要官职，显赫一时，成为北宋名臣。
从他当官的经历中，看不出他宋代第一理科男的地位，所以，还得看看他的著作。沈括一生著作多达几十种，但是保存到现在的，除《梦溪笔谈》外，仅有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和医药著作《良方》等少数几部。在《梦溪笔谈》这部以笔记体裁形式写成的科学巨著中，内容包括农业、水利、天文、数学、物理、化学、考古、语言、史学、文学、音乐、绘画以及财政、经济等等，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应有尽有。《梦溪笔谈》原有二十六卷，后来增加《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总计三十卷。全书分成十七类，共六百零九条，十几万字，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是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的光辉巨著，被著名汉学家，中国古代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今天，说到宋朝，那种所谓大宋“积贫积弱”陈腐观念正在被重新审视，刷新，修正。如今，一个比较公允直观的印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那就是宋朝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朝代。这种技术含量体现在宋代的科技水平、社会制度设计、军事、生活、艺术等各个层面。因为这种极高的技术含量，使人们看到大宋呈现出中国古代王朝中极为罕有的某些近代文明的气息，故此，有人盛赞宋朝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黎明时代。这种印象的得出，不少依据便来自于《梦溪笔谈》的记载。这部宋代社会、科技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不仅记录了迄止宋时，中国古代取得的各项科技成就，也记录了沈括本人作为一位杰出科学家独有的创见和发明。比如，从其中可知，在地球物理学方面，沈括发现了“磁偏角”。在化学方面，沈括发现了一种能燃烧的黑色液体，沈括将它命名为“石油”。在数学方面，沈括从实际计算需要出发，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也就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方法，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方向。有鉴于沈括数学上的成就，连日本著名数学家三上义夫也说：“（古代）日本的数学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沈括。”在地理学方面，沈括正确论述了华北平原的形成原因：根据河北太行山山崖间有螺蚌壳和卵形砾石的带状分布，推断出这一带是远古时代的海滨，而华北平原是由黄河、漳水、滹沱河、桑乾河等河流所携带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沈括还用“飞鸟图”绘制了《大宋天下郡守图》，得北宋的地图越来越精确。在天文学方面，沈括不仅改进了多种天文仪器，增强了天文观测的精度，还制定了更为科学的历法，虽然当时因为各种阻力而没有被朝廷采用，但却为元朝大科学家郭守敬创立的历法奠定了基础。
总之一句话，沈括是宋代“理科男”第一人，科学家第一人，他的头脑，代表了宋朝理科的最精微深邃的头脑。如果要给他戴帽子，他可以当之无愧地戴上杰出科学家、政治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气象学家、军事家、医学家、农学家等一大堆帽子。
大宋茶香氤氲，大宋第一“理科男”沈括的一生自然也浸润了浓郁的茶香，而他对大宋茶香的回报便是一篇《本朝茶法》。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极富创新与实践精神的沈括满怀热情地参与了这一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开始担任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
就在担任三司使（类似今日的财政部长）这一职位期间，习惯记笔记的沈括写了《本朝茶法》这篇文章，把它放在《官政二》这一章节，收进了《梦溪笔谈》里。在这篇一千五百多字的文章中，沈括认真记录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北宋初年到仁宗嘉佑年间与茶叶有关的法律、条例情况。从记载中可知，宋朝从开国之初就对茶叶实行国家专营和征税。北宋实行的征税法最初主要是贴射法，其后又有三分法。沈括没有具体解释这些法律条例，是因为当时人们对这些是熟知的，用不着多说。但从下文中，还是很容易明白这些法门的含义。所谓贴射法是指，民间商人向茶农买茶贸易，必须经过官方验看，官方居中估价，发给凭证，官方收取估价与实际交易价之间的部分差价作为税款。由于这种税款曾经允许用茶叶作价顶替，再加上茶商与茶农有了此种交易，官方茶场征收或低价购进的茶叶往往质量不高，所以后来又改为直接征收茶叶交易税，税款以香料、犀角、象牙等实物与政府发行的一种代金券“茶引”按一定比例缴纳，此种方法称之为“三分法”。后来又改为全以现钱缴纳或现钱、茶引、香料混合缴纳。从沈括记载中还可知，朝廷对茶叶立法十分重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如宋仁宗天圣年间，由于茶叶立法失误，众多官员受到处罚，包括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三司使这些副宰相级的高级官员被降职或罚款，负直接责任的官员甚至受到流放的重罚。
其二，记述朝廷在各地设置的主要茶税征收机构、官茶专卖机构的茶叶经营、收入等情况。从沈括记载中可知，当时宋王朝在首都和各主要产茶区设立六个茶税征收、管理机构，名为“榷货务”；另有十三个官营茶场。“榷货务”和官营茶场都从事官茶的买卖，上缴国库的利润称为“祖额钱”——“祖额钱”本应指国家出的购茶本钱而由经营机构返还者，但后来演变为官茶利润的代称了。文中还开列了各“榷货务”和官营茶场的茶叶买卖数量及收入情况，十分详细。从文中可知，北宋中叶的六个“榷货务”和十三个官营茶场平均每年卖茶一千五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茶叶，能得“ 祖额 钱 ”（ 利润 ）二百二十五万四千四十七贯（一千文铜钱为一贯）零十七文铜钱。
《本朝茶法》虽然篇幅不大，但沈括以“理科男”的较真精神记下的文字，却是字字珠玑，成为研究宋代茶叶制度的第一参考文献。在沈括之前，无论是蔡襄还是丁谓、周绛、欧阳修、宋子安，还是后来的宋徽宗赵佶、唐寅、曾伉等人，他们写的宋代茶学著作，大都是关于宋代茶叶生活艺术的，极少涉及茶叶贸易、制度等茶法内容。和他们的著作相比，理科男沈括的文字或许缺乏文采，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在看重道德文采和空疏议论，缺乏实证科学精神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沈括这种理科男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可以从“数目字管理”上了解古代茶叶制度的可能，所以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古代茶法的一手资料细节，也可以从中窥探到许多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许多细节。
比如，在文中，我们可知茶叶专营虽然开始于唐代，但从宋代才开始形成较为完备的立法、制度和管理。从《宋史·食货志》中可知，从唐德宗建中年间开始，茶叶贸易就被政府垄断，也就是实行所谓的“茶禁”。但在唐代，茶叶贸易规模还不大，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不上重要地位，所以茶禁也就时断时续，没有认真执行。但到了宋代，茶叶贸易发展急遽扩大，茶叶之利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开始与盐、酒之利并列，因此宋代也实行了严格的官茶制度。那么，北宋政府从官营茶中一年能得多少收入呢？沈括在《本朝茶法》中列出的数字是二百二十五万四千四十七贯（一千文铜钱为一贯）零十七文铜钱。而《本朝茶法》并不是《梦溪笔谈》中所有关于茶的文字。在此文之前，也就是《官政二》中，沈括还有一段文字列出了仁宗嘉佑年间数个年份的政府茶利收入情况，并且列出了年平均收入数。这是多少呢？沈括说：“国朝茶利，除管本及杂费外，净入钱禁榷时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九万四千九十三贯八百八十五，内六十四万九千六十九贯茶净利。”也就是说，北宋政府年平均茶利收入为二百万贯左右，其中有六十多万贯的净利润。这笔钱有多大？宋辽檀渊之盟，北宋政府用金钱换和平，每年需给辽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折合成铜钱，就是四十多万贯。仅用每年的茶利，支付每年需给辽国的这笔费用，就绰绰有余了。这还只是北宋中前期嘉佑年间的收入，其后，茶叶贸易还有更大发展，到了宋徽宗致和年间，宋代茶法进一步完备，茶利年财政毛收入竟达到了惊人的一千多万贯，即使按沈括所记的三分之一左右的净利润，也能达到三百多万贯的纯收入。
正是因为茶利丰厚，宋朝政府对茶叶的专营管理也极为严峻，丝毫不敢放松。除了上面说到的沈括所记的一次茶法失误，让政府损失惨重，数位副宰相级高官受到处罚之外，对普通违反茶法的百姓处罚更加严厉了。《宋史·食货志》记载：“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值论罪……凡结徒执仗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兴国四年诏，鬻伪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没有官方允准，贩卖私茶一斤，就杖一百，不把人打死，也打残了。卖二十斤私茶，就要当众处斩，这也忒狠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的茶叶贸易确实获利丰厚，几乎就是一本万利，所以才有许多人铤而走险，贩卖私茶，因此也才会有这样严峻的茶法。这说明宋朝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的冗官、冗兵的负担，财政开支巨大，社会经济虽然发达，政府收入虽然丰厚，但财政压力也是极其巨大的。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千方百计搞钱，对茶叶也是下了狠手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宋代茶文化，不应该忘了除了宫廷京畿那些华楼广宇中优美典雅的斗茶艺术外，还有许多人喝到的茶，其实是带着鲜血的。
说到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宋代茶文化虽然盛行，但除了产茶区之外，普通百姓还是很难喝到茶的。尤其是那些离茶产区遥远的地区，更是如此。比如当时的朝鲜，正当高丽王朝时期，茶文化虽已在宫廷流行，但高丽百姓其实是喝不到茶的。喝不到茶喝什么？只好把大麦烤了，泡着水喝，名曰“大麦茶”。今日流行的韩国“大麦茶”就是这么来的。不得不说，这种习俗，怎么都有点望茶止渴的味道。
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据沈括《本朝茶法》所记，仁宗嘉佑四年，就下旨罢茶禁。也就是说，从这年开始，让利于民，贩卖私茶合法了。宋仁宗赵祯对茶放手，是难得的仁爱之举，当然是值得赞美的。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庞大的财政压力之下，这种善举不可能延续太久。之后，茶禁又恢复，并且更加严厉。这也难怪，在古代以农业为根基的社会里，政府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田赋、盐利、茶利、酒利等少数几个行业，怎么可能对茶利这一大进项放手？
还是回到理科男沈括来说吧。今天了解宋代茶法，乃至古代茶法，我们都要感谢他在《梦溪笔谈·官政二》中为后人留下了《本朝茶法》及其它有关茶法的文字，让我们能从具体数目字管理上了解北宋和中国茶法的细节。对此，我们怎么感谢他这位宋朝第一理科男都不过分。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理科男的事，与茶无关，而与宋代“第一文科男”、写下第一茶诗《汲江煎茶》的苏轼（苏轼和这首诗见笔者《苏轼，命名中国茶之魂》一文）有关。
苏轼是大宋第一“文科男”，也是大宋第一文字公案——“乌台诗案”的男主，相传，沈括也是这一公案的涉案人员，并且是其中的第一丑角。但若细致参详，事实未必如此。沈括比苏轼大五岁，却晚苏轼六年中进士。但是两人很有缘分，都在北宋“皇家图书馆”——崇文院做过同事。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进入崇文院，而沈括在前一年调入。短暂的同事经历后，苏轼于1066年父丧后回乡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东京，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进行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从此，苏、沈二人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沈括受王安石器重，官运一路亨通，直至晚年因和西夏的战事失利受牵连被贬。而苏轼却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组成著名的反对派。“保守党”长期失势，苏轼也跟着命途多舛。1071年，作为多言多嘴的反对派代表，苏轼被驱离朝廷，下放到了杭州担任通判一职。之后，沈括作为“中央督察”，到杭州检查浙江农田水利建设。相传，临行前，宋神宗交待沈括要他对在杭州做通判的苏东坡好一点。到了杭州，沈括热情地“与轼论旧”，苏轼也对老同事、好朋友毫不设防，政治上谈不拢，二人就拣高兴地谈茶，谈酒，谈诗。苏东坡把数百首新作拿出来炫，沈括赞美之后，抄录了其中百余首，说要带回京城为苏传扬美名。回京之后，沈括立即以理科男的精细，用附笺的方式，把苏诗里有所谓诽谤新政，嘲讽皇上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和发挥，然后进呈神宗皇帝，揭发苏轼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以致龙颜大怒。不久，苏轼便因此入狱130天，险些丧命，出狱后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文字狱——“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这场文字狱的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四人，但在传说中沈括却是始作俑者。后世为文之人，常以这一案例拿沈括说事，说沈括这样理科男干出这档子缺德事，证明理科男也需要人文道德的良好熏陶，否则，他们不整人则已，一旦整起人来，也有理科的精准、狠毒。
但需要留意的是，沈括涉案的唯一“证据”来自南宋王铚于绍兴九年（1139年）完稿的《元祐补录》中的一则记载，这则记载后来又由同朝的李焘于宋孝宗淳熙十年（1143年）引入完稿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王铚记下沈括这一涉案证据时，距离案发已过去68年。从案发直至北宋灭亡时，与沈括和苏轼的同代人中，并无一人提及此事，为何68年后，南宋的王铚却偏偏记录下这么一则沈括的丑事，王铚并未交待材料来自何处，所以李涛将这一记录录入《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时也特意说明此事存疑。按照常理来说，宋代士风尚存，就连另一位著名大宋茶人丁谓这样被后人列入“奸佞传”的人物做事为人都不乏底线，告密这档子烂事在大宋文坛更是人人切齿，羞与为伍，若沈括这样的著名人物真干了这样的丑事必然人人口诛笔伐，定会留下大量“犯罪证据”。但既然沈括同代人对他诬陷苏轼一事绝无一语提及，那最大的可能便是此事根本就没发生。按照史学“孤证不立”的原则推论，沈括的这一涉案证据便难以成为证据。所以，历代的史学家，对沈括诬陷苏轼这事儿也大多从不采信！
更关键的是，这一案件中的男主苏轼在他一生丰厚无比的文字中也从未提到此事。相反，在他的文字里，倒有这么一条《书沈存中石墨》说：“陆士衡与士龙书云：‘登铜雀台，得曹公所藏石墨数瓮，今分寄一螺。’”《大业拾遗记》：‘宫人以蛾绿画眉。’亦石黑之类也。近世无复此物。沈存中帅鄜延，以石烛烟作墨，坚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岂此物也耶？”苏轼这则笔记写于元祐年间，那时乌台诗案已过多年，苏轼正春风得意，正在从杭州外放回京城的路上。途经润州（镇江），便去拜访正贬谪在家养老的沈括，沈括送了他一块自己当年用石油做的墨，苏轼便把此事记了下来。苏轼虽然宽厚迂阔，但做人的原则却不能容忍小人。他和沈括是当年的老同事，关系虽然说不上多好，却也算互相尊重的朋友，若沈括当年真对他做过那样的恶事，在苏轼心中便是不折不扣的小人，此时过其家门，应该捏鼻绕行才是，怎么可能前去拜访他，还欣然接受他赠送的一块用石油的烛烟做的老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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