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1905-1982），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青年时代从苏联流亡美国，以其小说和哲学闻名于世。小说《源泉》1943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并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该书至今仍以每年超过10万册的数量再版。1957年《耸肩的阿特拉斯神》出版，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被誉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10本之一，累计销售超过8000万册。

安·兰德崇理性，认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理性；她不顾传统舆论的偏见，力倡个人主义，认为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大伸张的社会，就不是理想社会。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处20世纪50年代起风靡美国校园，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她本人也成为美国青年崇拜的偶像。安·兰德一生著述百余种，根据她的生平拍摄的记录片和故事片曾获奥斯卡奖。1982年安·兰德去世后，美国创立了许多兰德书友会和专门研究安·兰德思想的机构。

我看安·兰德与中国

刘仲敬

《新个体主义伦理学》的出版是在九十年代初，但是这个时间其实不太合适。以安·兰德这个人的性格和做派来说的话，九十年代对她来说不是最恰当的时间。如果她在八十年代引进的话，估计会成为比尼采更尼采的明星人物。这是由她自己的性格决定的。她本人，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激进的资本主义者，她的整个思想都是衝破罗网，打破传统习俗。她喜欢塑造那种无视一切传统规范、把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发挥到极致的英雄人物，这种英雄人物恰好就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者最喜欢的人物。当时最流行的思潮就是，重返五四，打破社会习俗的限制，打破保守风俗的限制，英雄人物应该蔑视习俗，勇敢的解放个性，伸张个性。其实这些特点，非常符合安·兰德个人的特点。而九十年代的风格极其保守，跟安·兰德的特徵反而不大适合。

这两种风格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风格基本上是有意模仿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而这些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骨子裡面都要追溯到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而尼采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像鲁迅，作为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他那些个性解放的理论，首先就要来自于尼采。而安·兰德本人呢，她同样是欧洲思想的产物，她本人身上的尼采的痕迹也是非常之重的。我们要注意到，安·兰德是在革命以前的俄国受教育的。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的普通教育结构，都是以德国哲学为核心的。兰德本人在成年以后，她接受的理论训练是断断续续的，基本上没有超出她原先的基础。儘管她后来搬到美国去了，而且被很多人认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代表，但是毫无疑问，终其一生，她对英美分析哲学是缺乏瞭解的，对英美的法律传统也是隔岸观火。她自己虽然激烈的反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她的哲学基础跟产生苏联的那个政治基础却是异常相似，它们同样属于欧洲大陆的哲学。正因为如此，理性的判断在兰德的思想体系中佔据了异常核心的地位，她的体系是可以用逻辑来推论的，而无需过多的引用历史经验。而英美的传统恰好是不过度强调理性的作用，而把文明看成是一系列规则，经过达尔文式的长期演化过程逐步积累起来。这种思想对兰德本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其实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命题就是，思想脉络和政治立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同一种思想脉络可以产生出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同样的政治立场可能源于非常不同的思想脉络。而对于安·兰德这种人来说，她自己的性格和做派来说，也都比较接近于法国启蒙主义者和五四新青年这种人物。对于她来说，影响现实社会，在她的意识中间佔据了非常接近表层的地位，因此她不可能是作为一个像康得这样纯粹思辨的哲学家。康得这样的哲学家制造一套理论，跟他当时的环境没有什麽直接的关係，而且大体上来讲，即使换了一种环境的话，他制造出来的理论体系仍然是同样有理或同样无理的。而兰德终其一生，跟鲁迅和伏尔泰一样，她发明理论，基本上都怀有影响同时代社会的强烈动机。因此，过于接近政治考虑，在她的理论体系中非常接近于表层。因此她与其说是一位纯粹的思想家或者学问家，不如说是一个舆论领袖来得恰当。作为舆论领袖来说，她在思想脉络和政治效果之间，通常是更偏向于政治效果这一方面的，也就是说，如果面临著维持思想生成的脉络的一贯性和符合她现有的政治立场，她通常会选择后者。因此这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她是维护美国式个人主义最有力、反对苏联共产主义最有力的人；但她在思想根源上面，却跟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新教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相去甚远，而却跟产生苏联的激进主义和理性主义者距离非常近。

所以后来兰德到了美国以后，跟巴克利这些保守主义者最后决裂，这是有其原因的。最表层的一个原因就是关于基督教的问题。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有深厚的新教根源，因此他们认为上帝和英美式的自由是具有不可分割的关係。对于兰德这种纯粹从理性推理出来、而且公开宣佈自己是无神论者的角色，他们总觉得，这种所谓的自由，本身就是非美的，它也许是反苏的，但本身就是非美的。因此他们在政治上讲，好像是表面上在反苏方面是非常一致的，但从思想根源和理论脉络上面，却始终是合不来。而兰德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显然是政治挂帅，你从她对戈德华特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戈德华特本人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他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可以说是罗奈尔得·雷根之前的罗奈尔得·雷根，按说的话，他的思想脉络应该同巴克利和基督教新教是比较接近的，而不大可能跟兰德的无神论比较接近。但是兰德仍然支持他的竞选，而且为他写了一份竞选宣言，在竞选宣言中间，儘管兰德平时都说自己是无神论者，而且把基督教会看成是跟苏联共产党同样的，都是压迫个性解放的力量，但是她为了支持戈德华特竞选，毫不犹豫的把上帝这个词引用了进去。这不符合她以前和以后的思想脉络。

从这你就可以看出她这个人一生的做法：她在涉及政治考虑的时候，毫不犹豫採取政治优先的策略。她在二十年代逃离苏联的时候，在冷战初期配合麦卡锡反共剿匪的时候，在六、七十年代反对甘迺迪时代的新左派运动和多元文化的时候，在新保守主义运动重新兴起的时候，她採取的都是政治挂帅，社会效果第一优先，只要社会效果符合她自己心目中的预见，那麽她是不在乎扭曲一下自己的理论使之符合目前的倾向的。跟兰德同时代的那些受兰德影响的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比如说罗斯巴德和哈斯普斯之类的，他们的思想受兰德的影响很深，有很多理论实际上是兰德播种以后他们发育出来的，但是他们为了把自己理论上的一贯性推到极端，完全不考虑现实可能性。这一点是兰德做不到的。像哈斯普斯这些人在竞选的时候，就毫不犹豫的把兰德的理论推到极端，认为强制兵役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这是违反个人自由的。你如果从兰德的理论推论的话，实际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但是兰德出于反共的需要，她毫不犹豫的认为，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支持美国军队是必要的，因此她非但不主张像右翼自由派那样反对强制兵役，反而自己到西点军校去做演说，给美国军队打气。

照她那种逻辑来判断的话，儘管自由意志派跟左派理论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如果你反对兵役而削弱了美国军队的实力，导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利的话，你实际上是给左派帮了忙。对于兰德这样的人来说的话，你实际上是给左派帮了忙，理论上正确也不管用。如果戈德华特这样虔诚的基督徒能够帮助美国更加强大打败苏联的话，那他即使是基督徒，基督教会无论多麽不利于兰德所喜欢的那种绝对个人自由，她都要支持你；反过来，无论你在理论上多麽正确，多麽符合自由意志，实际上你只要损害了美国抵抗苏联的力量，她都会反对你。其实这种做法在中国的五四人物上面表现得非常清楚。五四人物在四十年代以后的集体和大规模的转向，你要从他们自己内部的思想脉络来考虑的话，是不大合乎逻辑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他们之所以要搞思想运动，本身就是为了影响现实，他们这种转向就是一点儿也不值得奇怪了。

从这些特点你可以看出，兰德本人虽然是美国个人主义的保卫者，但她始终不是美国思想的局内人，她抱著非常功利的目的保卫美国的自由，但她却不理解美国自由产生的机理，也始终不是美国社会的局内人。所以我在我那部《安·兰德传》中发明了一个理论叫做“蛮族将领保卫罗马”，所谓的“蛮族将领”就是指的安·兰德这种人，蛮族雇佣兵本身不是罗马社会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因为骁勇善战的缘故，往往比真正的罗马人更善于保卫罗马。兰德就是这样的人。她在反对的时候最强，维护的时候反而比较软弱。因为她虽然维护自由，但她并不真正瞭解美国新教社会的来龙去脉，也不瞭解普通法传统和新教的传统。她反对苏联，而她却是非常瞭解苏联的。她为美国而反对苏联，她瞭解的是她的敌人，不瞭解的是她的朋友。这就是她一生的基本轨迹。只有考虑到这样的思想背景，你才能够真正理解兰德的意义。因此兰德不是像康得那种，如果你要引进康得的话，你只要引进康得的著作就行了，康得的著作在什麽地方，内在的理论都是一致的，其他都可以不考虑。但是引进兰德这样的人，你必须随时考虑她说的话或者写的书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如果不考虑这些时代背景的话，把她的体系本身当作完全自洽的东西，不考虑她当时提出的功利用意的话，往往会导致非常滑稽和荒谬的结果，这样的结果肯定是不会符合兰德主义的。谢谢。

问答部分（所有提问均经过精炼）

听众A：到底是安·兰德这样的人能够捍卫自由，还是像艾德蒙·伯克这样有宗教精神的保守主义者能够捍卫自由？

刘仲敬：第一，柏克在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史当中的地位，是其他人没法比的；第二，他在现实政治上也是发挥了作用的，而且他作为国会裡面的重要议员，发挥的作用大概比兰德还要大一点。兰德虽然在现实上发挥了作用，但是她在英美自由传统这方面是殊少建树的。所以个人比个人，她肯定是不如柏克的。但是你要说是现实政治重要还是思想重要，这很难说。不要说别的，就说在麦卡锡时代，如果没有像兰德这样的人力挽狂澜，当时在美国知识精英明显和普遍的左倾、受过教育的政府高级官员普遍受到苏联渗透的情况下，在当时真正能够捍卫美国自由的，其实就是麦卡锡参议员这样文化不高的“土鼈”和安·兰德这样等于是从苏联叛逃过来、非常瞭解苏联邪恶本性的外邦人。如果他们当时不及时出手的话，拖过十年，后果很可能会不堪设想的。

听众B：您能否再讲一下安·兰德对于戈德华特和徵兵的态度。

刘仲敬：徵兵这件事情，其实它很能反映兰德这个人在小圈子内部和在对外的，也就是照中国的说法，看人下菜碟，或者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领。她在她的内部信徒小圈子裡面说的话是一回事，在涉及政治效果和公共场所所说的话是一回事；在年轻的时候说的话是一回事，年老的时候说的话是一回事。所以你得按照钱钟书那种说法，得把她出于社交礼仪说出来的话，出于政治动机说出来的话，和跟少数知心朋友说出来的话区别开来。哪些话是跟她少数知心朋友说的话呢？应该说她在跟她那些门徒的私人圈子裡面最早开始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说的应该是比较知心的话，也比较符合她个人的逻辑。因为兵役这件事情是强制性最明显的东西，跟她的一贯思想是不合的。她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话，应该是比较符合她个人的思想倾向的。但是在后来她跑到西点军校去的时候，那时候她年龄已经老了，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知名人士，她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就可能是比较多的要考虑到社会效果，或者说照中国人说的话就是，势利眼，势利的程度比较多了。她在这两种不同的场合下是有不同的反应的。像戈德华特那种情况，也应该是这样的。兰德这个人在跟政治上的大人物打交道的时候，有很多情况下，即使她本身并不赞成这个人，但是只要是当时在政治上有这个必要的话，她是愿意跟这种人敷衍的。像非美调查委员会的时候她是这样做的，跟戈德华特打交道时这样做也不足为奇，这不会妨碍她自己在搞理论的时候批评戈德华特。但在戈德华特每一次搞竞选的时候，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还是可以支持他或者跟他合作的。

听众C：我认为安·兰德的思想虽然是激进的，但却是自洽的。

刘仲敬：她的逻辑是能够形成闭环的，但是柏克的思想是形不成闭环的。柏克的保守主义是没有办法变成维护所有人普遍自由这条路径上的，他留有很多无需解释也不能解释的各种历史成例，这些成例本身已经足够，不宜深究也不必深究。地方性规则和普遍规则到底有没有内在联繫，是不是相互支持的，都可以不考虑。他这种保守主义有一种生态性的丰富性，这就是他没有办法通过逻辑来论证清楚的原因。如果真的按照逻辑论证清楚的话，那麽柏克和潘恩的争论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兰德的思想是能够论证清楚的，因此她不像柏克那样需要英格兰这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柏克脱离不了这种历史背景，而兰德是可以脱离这个历史背景的。这一点恰好是兰德的危险所在。她大概属于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免不了这样，但正因为如此，她虽然保护英美传统，却不可能是这个传统的创造者。只有在这个传统自身已经经过长期历史，生长、发育、成熟以后，她才能够作为一个外人来理解它。如果是从她自己的源头，完全不考虑基督教和历史因素的话，她本身是产生不出这样的传统的。

听众D：我觉得理性和宗教之间的关係并不是对立的。

刘仲敬：首先，欧洲大陆的整个理性主义传统，实际上都有天主教背景。包括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你要追溯到最后的话，都可以查到天主教背景。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你把理性绝对化以后本身可以构成解构性的作用。兰德本人不是个哲学素养很深的人，她反对宗教这件事情，往往是含糊的。她很少或者是几乎没有提到在理性的背景下反对宗教。她反对宗教是，宗教团体作为社会习俗和社会组织的维护者，对个性自由构成了威胁。这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反对，跟基督教本身在理论上对理性有什麽看法，是没有直接关係的。

（2016年1月23日在“安·兰德市场伦理与企业家精神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