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辛 阳
郭明(右)和同事在拼对陶片。 受访者供图
人物小传
郭明，1978年生，辽宁省北镇市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田野考古项目执行领队、“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发表红山文化相关研究论文20余篇，出版《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等专著。
牛河梁，因牤牛河源出山梁东麓得名。这里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掘出“红山女神”人头塑像等文物，成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址。这些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明长期驻扎在牛河梁遗址，她和同事们过着近乎“两点一线”的生活——晨光熹微之时上山，从考古工作站来到发掘现场，日落时分返回工作站，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用辛勤的探索，一点点追寻那些古老的历史记忆。
“到牛河梁遗址实地踏查，为研究陶器打开了更大空间”
牛河梁考古工作站坐落在山坳中，紧贴山梁。20世纪80年代，第一代田野考古工作者建起了一栋三合院，一砖一瓦皆取自当地。发掘前期，成果异彩纷呈，除了“红山女神”人头塑像和祭祀建筑群，玉环、陶器、彩陶片、泥塑残件等器物也密集出土。在三合院正前方，有一间小房子，挂着“标本展示馆”的牌子，可以说是牛河梁遗址博物馆最早的雏形。
2008年春天，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的郭明和一些考古人员一起来到牛河梁遗址。出发地沈阳春暖花开，郭明穿着裙子就上了火车。“到了工作站后，没想到山风非常大，再看同行的老先生们，厚外套、围巾一样不缺。”郭明回忆。
这是她第一次来到牛河梁，但她对这片遗址并不陌生。自2003年加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明从事了10年文物保管工作。其间，她撰写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研究对象是辽宁的筒形器。这项研究一直延续至今。
牛河梁遗址曾发掘出大量上无盖、下无底的陶筒形器，在学界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中，它是一大谜团，从筒形器的功能来说，就有乐器、器物底座、祭祀礼仪用具等推测。
郭明从一开始就更关注这些陶筒背后所蕴藏的社会性。“从考古角度来看，陶器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的不好保存。和玉器、金属相比，陶器容易破损，需要不断生产制作新的，这种极强的更新性，让它更能反映不同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郭明说，“到牛河梁遗址实地踏查，为研究陶器打开了更大空间。”
“老先生们在松林里发现玉制筒形器，由此找到5000年前的祭祀建筑群”
其实，在郭明研究筒形器期间，牛河梁遗址的发掘正处于沉寂期。自2003年牛河梁第十六地点考古发掘完成后，10余年来，遗址并未启动新的发掘，而是在对之前的发掘成果进行梳理、研究。
2011年，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统筹整理的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即将完成。郭明作为兼具史前考古和文物保管知识的研究人员，参与了相关工作。
“发掘报告出版前，我们和出版社对接细节，给一些器物补拍照片。从这些资料里，能看到早年考古的不易。当时，牛河梁遗址上有不少松树，老先生们在松林里发现玉制筒形器，由此找到5000年前的祭祀建筑群。”郭明说。
2017年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重新启动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对象是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郭明也从其他遗址调至牛河梁，参与发掘工作。“得益于之前参与过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我对牛河梁遗址的考古资料更为熟悉。前辈们的考古成果和前瞻性想法，让人很受启发。”郭明说。
考古工作站也来了一批新人。走进三合院，在大家的布置下，遗址发掘研究联合工作室显得很有生活气息，除了桌上资料、电脑、仪器堆得满满当当，十几盆多肉植物长势颇佳，十分显眼。这与郭明在沈阳的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长期驻扎在站里，家里的多肉植物都没养活。
发掘工作也取得了新进展。在2号建筑址地处遗址中心海拔最高的山梁上，1986年，老一辈的考古工作者曾确认，这里有3座山台式建筑；2017年发掘重启后，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发现，这里有9座台基，台基上残存的垫土厚度达4.6米。郭明说：“这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规模、组织和动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
与此同时，郭明对于筒形器的研究仍在继续。一个大型的积石冢，往往会摆放数百个陶筒形器，这些陶器的底沿、口部、纹饰留下了不同的制作痕迹。她从残片开始，将这些陶器的信息收集起来，建立数据库，再进行整理归纳，最终找到了其中的规律：在陶筒形器制作过程中，有三个群体参与其中，他们分别负责工程统筹、工序协调、生产制作，并且有自己的制作标准。2019年9月，郭明发表了专著《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阐述她对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性的发现与思考。
“多收集数据、多填补空白，为后续研究打下更好基础”
今年是郭明在牛河梁遗址进行田野考古的第八个年头。牛河梁已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牛河梁遗址研究发掘也迎来新阶段。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会同辽宁、内蒙古和河北3个省份共同申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行了红山文化考古研究组织架构的组建、工作机制的建立和科研规划的编订。同年10月，以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为代表的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列入第五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北方冬季较长，每年可供发掘的时间有限。在发掘现场，郭明身材娇小，扎着一条辫子，帽子遮住半张脸，每句话都干脆利落，现场指挥井井有条。这个昔日穿裙子上山的姑娘，如今每天裹着冲锋衣，在辽西北的风沙中用手铲细细发掘，慢慢探索遗址的奥秘。
与以前相比，如今的考古工作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郭明记得，早年考古工作者用相机进行记录，相机不够，站里的工作人员需要轮着用。2018年，她为了记录约1000平方米的地表数据，拍了近3000张照片，把照片导到软件里合成三维图像，电脑足足运行了一周；现在，站里配备了滤波测绘技术，可以将当地地形转化为一目了然的地貌图。发掘前期需要通过测量来确定位置，以往，工作人员要在树丛间钻进钻出，给出几个定点；现在，可以利用北斗系统得到精准的数据。
去年底，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将牛河梁遗址确定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郭明在高兴之余，一度有些焦虑。“遗址年代久远，发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可能工作很久，都难以找到理想的证据。”但她很快调整了心态，“基础性的工作总要有人来慢慢地做，即使我们这一代考古人获得的成果不像前辈那样耀眼，也要尽可能地多收集数据、多填补空白，为后续研究打下更好基础。”
记者手记
心怀热爱 脚步不停
马尾辫、工装裤、太阳帽……这样的打扮，简洁利落，让郭明在人群中很有辨识度。田野考古不易，不消说与家人的两地别离，单是这辽西北旷野的风沙和荒寂，可能就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郭明的执着，来自对考古事业的热爱。从最初接触红山文化起，她就把关注点放在一个个陶罐中，参加田野考古后，她更是把之前的研究积累与考古现场相结合，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解读古人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情况。
郭明说，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继续通过发掘和研究工作，梳理区域文明的发展进程，进而探索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心怀热爱，她的奋斗脚步不停歇……
《 人民日报 》( 2024年06月12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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