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台湾民众可回大陆探亲。
次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位神秘老者。老人精神矍铄,目光犀利,一看身份就不一般。
出了机场,老者直接打车来到组织部门,他自称是当年中共特工,名叫谢汉光,在台湾东部密林中躲藏了38年,一直以台湾农民“叶依奎”的身份生活。
当时他能提供的资料,只有一张台湾身份证,是叶依奎的身份。
工作人员因查无资料,不能辨别他的身份。
他解释道:当年他的入党是秘密进行的,不可能留有档案,只有入党介绍人可以证明,只是介绍人已经牺牲。
在国家现存的资料中,根本找不出谢汉光与叶依奎之间的丁点联系。最后,中组部的工作人员只好婉言回绝了老者。
不久后,老者再次来到中组部,这次他从怀中掏出了一份文件郑重地交给工作人员。很快,老者的身份就被证实,他叫谢汉光,是中共党员。
同时,工作人员通过他提交的文件中的6个字,也终于弄清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份。
那个人叫“刘光典”,一度被误认为是我党叛徒。
从入党到特工
刘光典,祖籍山东,1922年出生于旅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7岁时,刘光典的母亲因上山砍柴不幸摔伤,失去了劳动力;14岁时,父亲又猝然离世。从此刘光典就肩负起了家庭的所有重任。
起初,刘光典在日本人开的一家药店当学徒,后来他熟悉了其中门道后,开始自己从事药品购销业务。凭着他的勤劳和智慧,刘光典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42年,刘光典与王素莲结为夫妻。成家后,两人回到山东藤县老家。
因年轻时他曾在日本人的药店工作过,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在老家他在日伪警察局谋得了一份工作。
起初,父老乡亲见他会说日语,又在日伪警察局工作,误认为他投靠了日本人,一起咒骂他辱没了祖宗,没有骨气。
后来大家发现,有些抗日人士被抓后,常常会被以各种理由释放,其中为他们说情、走关系的正是刘光典。
至此,大家才发现他正是利用他的日语能力,隐秘地做着抗日工作。
后来,他的行为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一气之下日本人将其开除了。
1946年,刘光典在上海做生意时,无意间结识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洪国式。自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大的转变,也开始成为一名地下特工。
洪国式具体资料不详,东北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6年负责上海情报工作,其中主要负责收集国民党军事经济情报。
在洪国式介绍下,1947年刘光典加入大连情报处。随后两人在上海筹备建立了华南情报站“华石公司”。为了筹建这个公司,刘光典甚至拿出了经商以来的所有积蓄。
文件中对此事的记载只有几个数字:“黄金十两,美金一千元”。
1948年底,国民党节节败退,最后退居台湾。当时在台湾,我党也有地下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1950年,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员已经上千,他们遍布台湾各行业部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
只是当时没有电台,他们搜集的各类情报不太方便传达出去。为此,他们采用的还是最原始的“派交通员赴台取情报”。
这项工作非常危险,还必须要胆大心细,足智多谋。最重要的是要对党忠诚。
在洪国式正犯难之际,刘光典自报奋勇地说道,“让我去吧!”
当时刘光典刚在北京买了房子,有娇妻又有儿子,本可以和家人一起享受胜利后的幸福生活。
但他为了能够顺利解放台湾,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最危险的工作。
1949年11月,刘光典成功带回了国民党多份绝密军事文件。
蒋先生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让毛人凤、郑介民等人严加排查,搜寻和逮捕我地下工作者。
一时间,台湾岛内警笛不断,监狱人满为患,刑场上枪声四起。
在此特殊情况下,1949年12月10日,洪国式亲自出马进入台湾,建立情报组搜集情报。
不料,当时也有两名特务打入了洪国式的情报组,情况非常复杂之际,刘光典再次于1950年1月6日赴台帮助洪国式。
这一去,狼入虎口,凶多吉少。
1949年11月,刘光典成功带回了国民党多份绝密军事文件。
蒋先生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让毛人凤、郑介民等人严加排查,搜寻和逮捕我地下工作者。
一时间,台湾岛内警笛不断,监狱人满为患,刑场上枪声四起。
在此特殊情况下,1949年12月10日,洪国式亲自出马进入台湾,建立情报组搜集情报。
不料,当时也有两名特务打入了洪国式的情报组,情况非常复杂之际,刘光典再次于1950年1月6日赴台帮助洪国式。
这一去,狼入虎口,凶多吉少。
1950年1月29日,台湾省工委一号人物蔡孝乾被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他将我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者名单交给了台湾。
2月18日,地下党交通员朱枫被捕;2月28日,洪国式在台北车站被抓;紧接着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等人也相继被特务逮捕。
当时在敌人大搜捕期间,刘光典因去台北取出境证,准备购买回港的船票而躲过一劫。
威武不屈,英勇就义
1950年3月1日,刘光典与洪国式失联后,他就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了。当时他如果不拿情报,要离开台湾还是很容易的。
只是他心中装着党的事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他先是用暗语向香港发电说,台湾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破坏。接着他回到旅社,取出情报和文件,准备打黄包车去台北车站。
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幸存的同志王耀东,王耀东告诉他现在的台北情报已经失效,不如销毁。刘光典销毁后,决定与王耀东一起离开。
当时外边风声太紧,到处是特务,满城还张贴着刘光典的通缉令。为了安全起见,刘光典和王耀东在高雄县郊区的旗山地区,暂时隐蔽起来。
即便如此,1954年2月13日,刘光典还是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被敌人逮捕了,王耀东当场牺牲。
被捕后,敌人对刘光典连着用刑15天。
虽然刘光典被打得死去活来,他硬是没有透露出一个字。最后敌人只好来软的说,“你要你登报声明,愿意退出某党,就给你自由”。
刘光典还是只回答了3个字,“不可能”。
最后国民党黔驴技穷,竟然使起了下三滥的手段。在报纸上刊文说,刘光典已经自首,愿意为“党国”效忠。
为此,他们甚至还特意挑选了一个与刘光典长相相似的国民党特务,专程到香港召开了记者发布会。这么做,就是要让这个消息让大陆知道。
特务们抹黑刘光典后,接着又开始劝说其加入其组织。
刘光典知道后,怒斥道:“我宁愿背负骂名,也不愿意为国民党当走狗,你们枉费心机了。”
1959年2月4日,刘光典被押送至台北新店安坑刑场,临行前特务们还在劝说他,刘光典从容地说道,“要杀就杀,何必废话!”
随着一声枪响,英勇的刘光典牺牲了。
可这时,在大陆人看来,还一为他做了叛徒,因为人人都看到了报纸上的声明。大家还以为他在台北享受荣华富贵,岂不知他早已为国捐躯。
这一误解,就是38年。以至于他的家人,不仅饱受了各种责骂,甚至还遭受了很多批判。
幸好,1988年谢汉光带回了一份国民党处决100多名地下党员的文件,上面就有刘光典的名字。
由于刘光典被捕之后拒不交代,敌人的文件中只有六个字:“刘光典,抚顺人”。这样一来,刘光典“叛变”的真相才终于被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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