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赈灾，流露出的却是残忍、绝望和贪婪|军饷|山西|赈灾|饥民

崇祯元年（1628），刚刚继位不久的崇祯帝收到陕西官员的紧急求援，说陕西出现了大饥荒，乞求朝廷赶紧赈灾，救百姓于水水。

陕西延安府的灾情尤为严重，去年一年未下雨。到了今年的八九月，无粮可吃的百姓只得上山挖野菜吃。到了十月，野菜都被吃光了，只能吃树皮，到年底，树皮都被吃光了。就只能挖掘山中的青叶石吃，吃下的人几日就死掉了。

不愿意被饿死的人相聚在一起，打家劫舍为盗，家中仍然有粮食的都被抢劫一空。官僚和地主自然不能容忍，派兵捉拿，这些人被抓了之后说：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因为一些官员们迫于上司和朝廷的严令，在如此大旱之下，依旧不得不严加催收税收。税赋太重，有人就开始逃跑。逃走一人，他所遗留下来没有交的税收，就会分摊在还没有逃走的人身上，这样就导致了更多人的逃亡，所以百姓都怀抱着怨恨大规模地逃离家乡。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这些人飘流异地，栖泊无依，只得相继为盗，陕西各地开始有人揭竿而起，并有燎原之势。

灾情报告到了崇祯手里，崇祯新上任的户部尚书毕自严要钱。

户部尚书毕自严知道自己是跑不掉了，就说了三点：

一、延绥、固原、甘肃等镇都是依靠陕西的税收，充为军饷。现在这几处的边军欠饷一百多万两，如果减税，边军的军饷怎么解决？

二、现在说赈灾，整个户部现在只有14000两银子，这点钱还不够塞牙缝。所以赈灾户部是拿不出钱来的。

三、既然减税不行，赈灾也不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加派的税收暂缓一下，等到秋后再交。

最终的结果是，陕西的税收没有减，朝廷按照毕自严的建议给予的政策是税收暂缓，然后把户部仅剩的14000两作为赈灾银拨付陕西。

到了崇祯三年，陕西的灾情一点没有好转，陕西巡抚刘广生给崇祯上疏说：

念此三郡（指灾害最严重的延平三府），敕部酌议辽饷、带徵缓至秋收，见徵量减分数，以俟明年复徵足额。”

刘广生还提出了一个建议，陛下您不是最近撤了不少驿站吗，可否将生下来的钱给陕西用来救灾。刘广生面对着陕西残酷的灾情，束手无策，最终直接在工作中昏倒在地。接任他的王顺行一到任就给崇祯帝上疏：

伏乞皇上轸念边军之穷，俯怜延民之苦。将延安所属辽饷元、二年未完，及三年全欠尽行免征，其拨充京运之数另行抵补。

意思很简单，前面陕西三年没有交的税，也别说补缴了，请皇帝全部免了吧。

崇祯帝无奈，也只能答应。

转眼，就到了崇祯四年了，总督三边的杨鹤此时也上疏大声疾呼崇祯帝赈灾，：

况费之于剿金钱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臣欲以一劳永逸之费，省零星无益之费，皇上欲效法世宗，救此一方之人，止此一方之乱。

其实崇祯帝也有为难之处，现在陕西有饥荒，辽东有战事，到处都要花钱。但陕西旱灾的情况却是不容忽视，崇祯帝着户、兵两部拿出10万两银子用于陕西的赈灾，为防止这笔救命钱被侵吞，崇祯令御史吴甡带着这笔钱前往陕西赈济。

这是自崇祯元年拨款14000两之后，三年多来朝廷第一次拿钱出来赈灾，吴甡拿到这笔钱哪里敢停留，火急火燎地往陕西狂奔，因为陕西的灾害已经多年，民众嗷嗷待哺，而且此时已经是二月初，他需要在饥民最难熬的三、月青黄不接之时把赈灾款发到他们手中。一路上吴甡还不忘给崇祯发上疏，主要意思就是10万两钱太少，希望再拨款。崇祯帝的回复是，让陕西各府州县有司也多方凑集一些资金，不要只靠朝廷的赈灾。崇祯帝意思很清楚，钱就那么多，其余的自己想办法。

吴甡也豁出去了，朝廷的10万两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到了陕西就去找陕西的藩王，朱家的天下，你们不拿钱谁拿？几个王爷，最多的才拿了1500两，瑞王和秦王只拿了1000两。吴甡动不了王爷，只好又找到一些富绅，要求拿钱出来救灾。软磨硬施之下，在陕西合计弄到白银36000两，粮食大约3000石。

有了这钱粮，吴甡开始了赈灾。

吴甡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自陕西大旱以来，兵民交困之下四出劫掠，山西为防引火烧身，害怕陕西的流民跨过黄河到山西来，遂封锁黄河渡口，阻断了陕西到陕西的商路，致使延安、榆林等地粮价骤涨，斗米六钱。其实山西的担忧并不是毫无依据，数年后，农民军就是跨过黄河进入到山西的。吴甡赶紧上疏崇祯帝，请求让山西放开粮路，允许陕西购粮，在崇祯的多次严令之下，山西的地方官员才极不情愿地让陕西过来买粮。

有了银子，买来了粮食，吴甡终于可以开始赈灾了。

四月一日，他到了宜君县，用了1430两银子，一共赈灾2784名饥民。从中我们也可以计算出平均每一名饥民所得银两大仅约半两，当时在延安府一石米要得价格已经暴涨至0.7两银子，明朝一石大约相当于今日150斤左右，这也意味着每位饥民可以得到米约107斤，这虽然不多，但绝对是救命粮。

吴甡到甘泉县之时，才发现情况更为惨烈，全县搜遍了也才找到600人，其余的要么饿死，要么逃亡了。

吴甡到了延安府，全府竟然只有知府一名官员，很多官员都饿死了，而这名知府还兼任着下面几个县的县令。

吴甡继续北上到达延长县时，几万流贼正在围攻延长县城，吴甡站在城头高呼赈灾，流贼纷纷由攻城者变为了大明朝的拥护者。

吴甡此次赈灾二月初九从北京出发，四月初一开始赈灾，到五月二十一日完成了所有赈灾工作。这次赈灾，一共花费137165.085两，赈济饥民240345人。

吴甡的这次救灾，并没有改变局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灾情已经过去四年，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农民战争早就成为燎原之势。而且赈灾的银两实在太少，仅仅能够维持饥民数月生活而已，而陕西九府，吴甡也仅仅赈济了其中的西安、平凉、庆阳几府而已。另外一方面，陕西边军所欠百万以上的军饷仍然没有解决。

而且赈灾只是解决表面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要让饥民能够稳定下来进行农业生产，这一点在当时是几乎不可能的，且不说整个陕西流民遍地，农民战争此起彼伏，就算饥民们愿意种地，当时辽饷的负担极重，种出来的粮食还不够交税，有谁又愿意来种地呢？

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明朝的贪腐极为严重，由于此次赈灾的银子完全是救命钱，朝廷上下极为重视，崇祯帝多次下旨禁止贪墨，吴甡也坚持自己亲自发放赈灾银，但仍然发现了很多贪墨和扣留的现象：鄜州扣留银11.1两，宜川县初报降丁甚多，后因逃散，扣留银 623. 2 两，洛川县扣银203. 2 两，中部县扣银 251. 358 两，黄甫川营堡扣银 50 两，神木营扣银 88. 3 两，绥德卫扣银11. 2 两，韩城县扣银 16. 2 两，蒲城县扣银 7. 2两，澄城县扣银 2 两，白水县扣银 3. 8 两（数据来源于吴甡《柴庵疏集》）。这些钱加起来为1267.558两，已接近整体赈灾款的10%，而这还只是清查出来的，没有被清查出来的只怕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