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半月谈

禁摩禁电、禁放烟花、禁烧秸秆、禁燃煤炭、禁止摆摊……部分“禁而难止”的政策，因禁得不精准、只禁无配套、小禁变大禁，基层有时左右为难，不少群众也有意见。

以禁代管，造成民生困扰

半月谈记者发现，对基层民生造成困扰的“禁止型”政策往往呈现出以下特点。

——禁出新问题，群众不买账。拉横幅、刷标语、喊喇叭、搞巡查……每逢收获季，落实全面禁烧秸秆政策是困扰基层的“老大难”问题。尽管一些地方贴出“点火一起，罚款3000元，拘留15天”等宣传标语，但焚烧秸秆仍难以完全断绝。

不少农技人员担忧，秸秆还田后，其自身带有一些病源使得农田里病虫害增加，大量农药化肥的使用最终将“把地毒坏了”，造成看不见的土壤污染。目前，浙江、广西、湖南等地已经开始探讨或实行允许有条件焚烧秸秆的政策。

——禁后无配套，政策放空炮。2019年，《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实施，规定“整车质量超过55公斤、时速超过25公里、蓄电池电压超过48伏”为超标车。中部某人口大市有干部提出建议，按照这一标准，市内超标电动自行车数量超百万，是群众依赖的交通工具，想要禁止须有妥当的配套措施。

据半月谈记者了解，政策过渡期间，一方面，当地并未叫停商户对超标车的宣传销售行为，也没有积极宣传此类政策，不少车主、商家对“禁行令”不知道、不理解。另一方面，当地虽提出回收“黄牌”（超标车）、免费给达标车上“绿牌”、建设共享充电桩等事项，在过渡时期却未见明显成效。

“有的车可以不上牌，有的车黄牌绿牌都有。”有商户认为，车牌还没有严格管理，就要禁行不合理。过渡期结束时，该市超标车仍有上百万辆，占所有电动自行车总量约55%，导致“禁行令”不了了之。

——小禁变大禁，短禁变长禁。近年来，北方地区推行清洁取暖，有效推动了大气污染防治。中央要求，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的原则推行清洁取暖工作。

华北某地自我施压，为超额完成环保指标，要求全域禁止生产、运输、销售洁净型煤，还严查外地散煤流入，导致非禁煤区也无煤可用。非禁煤区多在丘陵山区，部分地区气代煤、电代煤的“双替代”因客观自然条件等尚未完成，一些改造完成的地区也由于需求激增，一度出现供气供电不足，给群众做饭、取暖带来不便。

“一禁了之”
为何这么急？

什么情况下基层会采取“一禁了之”的处理方式？

梳理相关政策出台背景可以发现，首先，执行时间紧迫性是重要原因，如上级相关要求下达时，临近秋收、采暖等具体生产生活节点，或临近上级督查组进驻时间；其次，基层对此类事项具有较大裁量权，能动用的行政资源较为充分。河南省社科院政治与党史党建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刚认为，在上级强监督或同级竞争的压力下，往往会加速催生“一禁了之”“以禁代管”的现象。

为了实现政策目标，一些执行部门急于“一禁了之”。但如果政策过度干扰群众生产生活，或是出台时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或设施，政策效果必然大打折扣，也有违对群众生活、社会秩序最小侵害的要求。

在出台相关“禁止型”政策前，需要警惕两种办事思维。一是本位主义，各管一摊。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如果仔细对照不同部门之间的规定要求，会发现一些部门出于自身工作方便，或为了规避责任风险，把行业标准、工作要求搞到极致，导致到处都是“条条框框”。看似政策研究兢兢业业，实际上是“自扫门前雪”，最终导致部门打架、政策打架。

二是他者思维，宁枉勿纵。一些干部习惯把群众看成是“不愿配合”的执法对象，而不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参与主体。通过搞“威慑型执法”“运动式执法”，寄希望于通过“从严从重”“顶格处罚”等外部施压的方式完成任务。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这种行事方式有损法治环境，破坏干群之间的信任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缺少良性互动，更可能使双方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陷入对抗思维。

多“为难”自己，少“为难”群众

半月谈记者也发现，近年来不少地方已对以往长时间执行的“一禁了之”政策作出调整。

如在管理城市“路边摊”问题上，多个城市先后“解禁路边摊”。上海提出，设置特色点、疏导点、管控点进行分类管理，并要求在设摊开放区合理配置环卫、垃圾分类、污水处理、交通、照明、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同时还引入智慧监控等手段，违规摆放超过30分钟后自动抓拍，帮助实现“非现场执法”。

又如在大龄农民工从业问题上，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在政策方面做出调整，国内各地都放宽了对建筑工人的年龄限制。江苏提出，不再禁止60岁以上工人进入工地，而是对超龄建筑工人数量设定比例上限。通过引入科技手段，主管部门将根据务工人员年龄、健康、安全培训信息实行绿、黄、红三色动态管理。

由此可以看出，放弃“一禁了之”，推行“以管代禁”“以治代禁”，对于地方行政部门而言，制度设计难度、执行难度明显提升，但能为群众带来方便，切实回应民生痛点。有基层干部认为，部分“一禁了之”政策难以纠偏、难以叫停，反映出简单粗放的工作思路，实质是官僚主义催生出的一种低水平、低标准的工作方式。

有权不可任性，这是悬在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耳旁的警钟。专家认为，部分习惯“以禁代管”的政府部门应当意识到，“禁止”之手不宜随便伸向群众，而应先管住自己，相关政策出台时先对照上位法，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时要对本位主义、急功近利的地方各级决策者发出警示，“禁这禁那”的政策要系统评估、慎重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