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14日，马克斯·韦伯去世。
这位生于1864年的德国思想家，一生涉猎广泛，从哲学到经济，从宗教到革命，从农业到战争，从法学到管理学，甚至音乐，都在他研究范围之内。但他并不在意学术派别，更没打算开宗立派。即使因为行为古怪而失去教职，他也得以摆脱学科领域的束缚，对随之而来的自由甘之如饴，说出那句“我不是驴子，没有专门的领地”。
所以，韦伯既是社会学家，也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是哲学家。出生于德国埃尔福特，曾求学于海德堡大学的他，在柏林大学开启教职生涯，此后任教于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等。他曾参与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是西方古典社会学理论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被誉为“现代社会学奠基人”、“组织管理理论之父”。
马克斯·韦伯有着极佳的成长环境，父亲出身威斯特伐利亚的纺织企业家庭，是当地著名的法学家和政治人物，韦伯从小就在自家客厅结识众多知名学者与政治家。在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与柏林大学就读时，他主攻法学，也兼修经济学、历史和神学。
1903年，他辞去教职，摆脱学校束缚，创办《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期刊，人生中最重要的著述都在此发表，尤其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7年，他获得一笔丰厚遗产，可以在经济无忧的情况下继续潜心研究。可惜的是，1920年，他英年早逝。
1930年，也就是韦伯去世10年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译成英文，他的思想也超越了德国边界。上世纪60年代后，韦伯思想在欧美和亚洲兴起，成为社会和人文学科不可绕过的热点，也就是“韦伯复兴”。
80年代初，韦伯的《经济通史》在大陆出版中译本。1987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首次出版大陆译本。因为当时的经济方向讨论，也让这本书在被误读的情况下成为热点。但这也恰恰说明，即使在那个人们对知识最为渴求的年代，我们仍没有读懂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将宗教影响视为东西方文化差距的主要原因，阐释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国家定义为“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他的反实证主义直至今天仍然适用，在他看来，人文学和自然科学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沿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
多年后的今天回看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似乎更能经受历史的考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并非仅是“谋利”，更不是没有节制地追求财富。对财富的追求存在于任何地区和任何时代，并非资本主义独有。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是对财富追求进行理性调节，即“期望依靠形式上的和平交易来获取利益的行为”。
如果追溯传统，就会发现早在中世纪西方，就已经出现了“理性的手工业学徒组织”。它与市场相协调，而非与政治或非理性的投机获利挂钩，它的经营与家庭分离，并在法律上实现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分离。
韦伯探究这种理性主义的成因时，发现新教徒在商界领袖、高级技工和知识人才中占有极大比重。欧洲大部分富庶市镇都有转而信仰新教的记录，这又是为什么呢？
韦伯给出的答案是：宗教影响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而何为资本主义精神？时间与信誉就是金钱，以理性和不图享乐的心态去追求财富。但与此同时，他又表示现代人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之下，已经脱离了宗教影响，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换言之，资本主义已经可以超脱新教伦理。
在政治场域的研究中，韦伯对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当然是官僚组织理论。二战后，人们惊奇发现，无论政府组织还是企业组织，大多数与韦伯理论相符，他真正影响了西方世界的管理模式。
即使许多学者针对官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的问题，试图动摇韦伯的理论，但直至今日，官僚组织仍然是人类管理学的根基。而韦伯对官僚组织稳定性的判断，对个人崇拜组织所下的“可以破坏一个旧世界，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结论，如今看来都是正确的。
当然，韦伯早已预见了官僚组织的副产品。因为最初的宗教信念渐渐消失，官僚体制最终会面临内源性力量的衰竭。他笔下的“坚壳”，就是凝固的资本主义制度，并禁锢着每一个人，使之不得不服从外部的理性指令。这也使得个人生活的私人化荡然无存，变成了一种外在性的生活，或者说是“躯壳性生存”。
1909年，韦伯曾有一次著名演讲，他这样说道：“这个世界将由那些小齿轮居住，这些人的双眼紧盯着一个小职位，并努力追求一个更高的小职位”，这不就是“社畜”的预言吗？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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