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坚持说，西方天文学先进。
当然，这是说比中国古天文学先进，而且是一概而论。
不吹不黑，开普勒和牛顿在哥白尼日心说基础上创立的天体力学，以及据此形成的新天文学，确实先进。
因为这是近现代科学，开创了新纪元。
若自17世纪末、18世纪初往前数，情况就未必。
第谷建立的“太阳系结构模型”，即“第谷体系”便是如此。
第谷是丹麦天文学家，但别忘了，他在欧洲还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头”——星占学家。
他以研究行星围绕太阳旋转见长，然而，其又坚决不接受“地动”——于是，他的立论基点是，行星围绕太阳旋转，太阳围绕地球旋转。
第谷受托勒密“地心说”影响过深，所以结论也一致——“有一个能容纳恒星的外球，它每天绕地球转动一次”。
如此与天体力学相悖的根本立足点，势必令其研究无法深入到天体运行规律的本质层面。
《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第谷理论能解释观测到的金星位相的变化。”
仅此而已。其他行星呢？没说。
现代天文学家评论说，第谷揭示了行星运动的一些复杂性，为后来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的发现奠定了基础。
但同时也说，他无法完全预测行星运动，尽管“第谷体系”在描述行星的大致轨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无法精确预测行星在轨道上的具体位置和运动。这限制了其在天体力学和航海等领域的应用。
第谷研究行星的成果，与中国古天文学相较如何？
先说行星运动的“定性”和“定量”。
从有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古天文学至晚在战国时期，已对肉眼可观测的五大行星，做了“顺”“进”“逆”“退”“留”“伏”等等“定性”表述。
“顺”“进”，是说行星向前运行。“逆”“退”，是说行星向后的视运动。“留”，是视觉行星原位置不动。“伏”，指行星隐而不见。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在对行星运行“定性”的同时，已通过“定量”来记录行星运动的不同速度——其对于金星的第一次“顺行”，给出了先缓后急两个速度，对第二次“顺行”，给出了“疾”“益徐”“有益徐”三个速度。
《五星占》对行星的“留”与“逆行”，也有精彩的“量”的描述。
东汉《四分历》，正式对行星运行至太阳背后称为“上合”；重合于太阳之前称为“下合”——此时，行星皆不可见，但显然，编䜣、李梵等对行星的运行轨道及速率是了然于胸的。
到了宋代，周琮的《明天历》首次提出了行星运行“冲”的概念。所谓“冲”，指行星处在与太阳和地球相反的方向。
至此，关于行星运动的几乎所有状态，都已经被中国古天文学观测到并清晰表述了。
也在宋代，朱熹提醒历算家们，行星“逆行”只是表面现象，只不过是天体相对速度不同而形成的视觉感知，事实上逆行仍然是向前的运动。图三。
中国古天文学关于行星运动的“定性”和“定量”认知，见图四。
与“能解释观测到的金星位相的变化”的第谷行星理论相比较，孰强孰弱，并不难得出结论。
再说行星运行的“轨道”和“规律”。
战国时期，中国古天文学家们对于行星的“轨道”和“规律”，依然有了相当成熟的认知。
先贤们，将此称为“五星会合周期”。
下图四，是唐僧一行《大衍历》之前的有代表性的“五星会合周期”一览表。
此表的数字，表示的“五星”每一星从“晨始见”到下一次“晨始见”之间的时间间隔。
可知，在七世纪前，古历中的“五星会合周期”数值，与“真值”已非常近似。
《大衍历》，则更弦易辙，采用了以“合”来判定“五星会合周期”，于是进一步精密。
特别要提到的，是帛书《五星占》。
其第一次使用“五行”配属“五星”，列有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共七十年中，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并对其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运行做了详细描述。
这无疑表明，此时把行星动态研究与位置推算紧密结合，已经属于自觉的常态。
关于金星的会合周期，《五星占》给出的数值为584又96/240日，较现代数值583.921日，只长了不足半日。
关键的是，帛书提出了金星会合周期与历年的对应关系——即，584又96/240的五倍为2922日，而四分历的365.25日的八倍也恰好是2922日。
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曾利用上述周期预报20世纪后半期金星作为辰星和昏星最易观测的时间，以及1956-2012金星下合时可以看到明亮细环的时刻。
可是他们想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早就列出了一张金星七十年运行动态表。
第谷没取得弗拉马里翁这一成就，而且应该遗憾无缘读到《五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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