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子刊 | 共识构建会话增强了未来的神经对齐|中心性|相似性|脑神经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对话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对话不仅用于信息传递，还用于建立共识，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在高风险决策环境中（如陪审团审判、科学资助决策、公司董事会和选举）尤其如此。然而，尽管对话在这些重要场合中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对其如何在神经层面上影响个体和群体的认知和行为还知之甚少。

以往的研究表明，对话可以显著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例如，简短的对话就能增加对反歧视法的支持或影响投票行为。这些影响不仅局限于直接对话的双方，还能通过社交网络扩散，进而影响更广泛的群体。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行为的变化，而忽略了这些变化是否反映了个体内在的信念改变。

近年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的发展使得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测量不同个体在相同刺激下的神经活动相似性（即“跨主体相关性”，ISC）来研究内在信念的变化。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间接测量个体是否在神经层面上达成了一致。

1研究方法

在第一阶段，参与者(n=49，男性23人，女性26人)基于自我报告的自由反应;年龄范围26-32岁，平均年龄27.66岁)))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期间观看了带有模糊叙事的电影片段。之后，参与者回答了一项调查，评估他们对每个片段叙事的看法。在第二阶段，参与者分成小组(9组;平均小组规模;=4.2)讨论电影片段，目标是达成共识。根据参与者的日程安排约束，随机分配小组成员。每个小组都回答了第1部分中提出的调查，但表达了小组的共同观点。然后，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的影响进行评分，并表明他们个人对共识的同意程度。在第三阶段，参与者在功能磁共振扫描期间重新观看了电影片段，以及具有相同角色的额外小说片段。然后，参与者回答了一项调查，评估他们对小说片段的看法。对照组(n=9)跳过了第2阶段，在没有小组对话的情况下进行了两次功能磁共振成像。

2结果分析

探讨通过对话建立共识如何影响未来的大脑活动，除两人外，所有参与者都同意其小组的共识（从-3到+3，均值为1.71，95%置信区间为[1.29,2.13]），且交谈后参与者的答案更接近其小组成员的答案。

使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对话前后及组内与组间的行为距离（即调查答案之间的距离），发现模型显著解释了行为距离的方差（边际R^2=0.28，p<0.001，n=1369对参与者）。交谈前距离较高（β=2.78），组内距离较低（β=-3.67），交谈前组内距离较高（β=3.67）。

图1 方法和所有电影剪辑和组的对齐变化

通过fMRI BOLD信号的主体间相关性（ISC）观察到，对话后视觉和听觉区域，以及与注意力和默认模式网络相关的高阶区域的对齐增加。对照组（无对话）的ISC则大多下降。研究进一步发现，建立共识对话的效果可以推广到新的刺激上。在观看先前未见过的电影片段时，对话组的神经对齐度显著更高，尤其是在双侧额上回。更大范围的大脑区域在电影-组组合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谈话的神经效应取决于说话者及其内容。

多元回归分析定位了通过对话预测小说片段时的ISC变化，控制了所有组内和组间参与者的效果，包括对照组。通过减去对话前的ISC计算对话后的ISC变化，结果显示大多数区域对齐度增加，但也有一些区域对齐度下降。调查答案的相似性与全脑对齐相关，甚至跨组，包括对照组（R(3476)=0.09，p<0.001，n=3478对参与者）。混合效应模型估计意义变化对全脑对齐的影响，发现类似结果（标准化β=0.1,95%CI=[0.07,0.13]，p<0.001）。这些发现表明，神经对齐的时间和位置由信念趋同驱动。全脑对齐计算为ISC无阈值正变化的总和。

统计分析表明，虽然有一些信息在大多数对话组内共享，但在对照组之间没有共享，或是简单的对话改变了参与者与电影片段的互动方式。考虑数据分组结构的排列测试方法限制了假阳性率，由于分组较小且多重比较校正保守，可能未检测到所有神经排列的变化。研究结果的泛化范围仅限于特定电影片段和群体。

图2 与对齐脑区相关的认知过程

通过使用Neurosynth进行定量反向推理，在与广泛认知过程相关的大脑区域观察到对话后对齐。Neurosynth使用了先前发表的脑成像文献的大型数据库，其中英语术语与大脑激活可能性图相关联。对于所有报告的fMRI分析中每个统计上显著的脑区域，他们估计哪些Neurosynth术语可能匹配。然后，他们使用主成分分析确定了倾向于共同出现的术语组。18组术语解释了术语概率数据中70%的方差(图2)。解释最多方差的术语组包括与视觉和运动相关的词汇，这表明对话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视觉注意力的未来对齐。其他高级主成分与运动活动、工作记忆、面部感知、默认网络、听觉感知、身体运动和社会理解以及语言有关。

研究发现，传统方法难以捕捉社会影响中的定向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进行了神经影响分析，衡量每个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的影响程度。参与者被分析为施加影响的“自我”和被影响的“改变”，通过比较谈话前后大脑活动模式的相似性来计算神经影响量。使用中介和特征向量中心性测量参与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发现处于社交网络中心的参与者更容易受到他人的神经影响。自我和改变的PCA中心性分别与大脑不同区域的负面和正面神经影响相关。特征向量中心性也是全脑神经影响的显著预测因子，而自我中心性测量并未显著预测全脑影响。调查影响与全脑神经影响相关，表明神经影响与信念变化有关。网络中心性和感知的社会地位与群体一致性有关。

图3 所有电影片段和组的神经影响

高中心性参与者较多的群体具有更高的神经一致性，但轮流不平等的群体神经排列较低。高中心性参与者组有较高的行为一致性，而高社会地位和不平等地位的群体行为一致性较低。高PCA中心性和感知高地位的参与者在词汇选择和对话行为上有显著差异。高中心性参与者鼓励他人表达自己，而高地位参与者倾向于质疑他人的提议。高中心性参与者使用随意语言和讨论性内容，促使他人评论小组调查答案，增强群体一致性。相对而言，高地位参与者更可能提出解释和发号施令，倾向于拒绝他人的解释，尽管更自信地说话和开玩笑，但不利于群体一致性。

总之，高中心性参与者的行为支持群体一致性，而高社会地位的参与者则可能造成公开服从但无私下接受，不利于群体一致性。

3结论展望

这项研究首次提供了通过对话达成共识如何在神经层面上对齐个体认知的直接证据。结果表明，对话不仅可以影响行为，还可以深刻地改变个体对世界的看法，使得组内成员在神经活动上更加一致。这一发现对于理解社会影响和群体决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研究还揭示了社会地位和社交网络位置在对话中的重要作用。高社会地位的参与者倾向于主导对话，导致较差的神经对齐，而社交网络中位置居中的参与者则更能促进组内的一致性。这表明，通过鼓励平等的对话参与，可以促进更高的群体一致性和更有效的决策过程。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对话对神经对齐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交网络结构中的普遍性。此外，可以研究对话内容的具体性质（如情感性、争议性）如何影响神经对齐。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对话在社会互动和决策中的核心作用，为促进有效沟通和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总结而言，这篇论文通过结合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揭示了对话在群体决策中的深远影响。研究表明，通过达成共识的对话可以显著增加组内成员的神经活动一致性，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我们对社会影响机制的理解，也为如何通过有效沟通促进群体决策提供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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