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李富春同志由于长年过度操劳,导致身体每况愈下,晕倒之后被家属紧急送入了北京市的一家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遗憾的是,经诊断,李富春同志的病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在得知检查结果后,李富春淡然一笑,他仿佛早已预料到了如今的一切,因此在即将面临死亡的时候显得从容不迫。
历经风风雨雨几十载,他见证过太多离别的场面,岁月不留人,没想到这次也轮到他自己了。
临终前,李富春还在病床上反反复复地念叨着一个人的名字。
他很幸运能够在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个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同时他也对这个人寄予了深厚的期望,那就是邓小平。
可即便此时此刻很想与好友再见一面,李富春还是再三叮嘱着子女“不要去打扰小平,他现在忙于处理公务,新中国的事业最重要!”
子女听后潸然泪下,幸运的是,几日后在李富春临终之际,邓小平及时赶到了,并送了他最后一程。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表情凝重,依依不舍地看着李富春生前的照片,这一切都被他的女儿邓榕看在眼里。
回到家后,邓榕询问道:“父亲,你这辈子和谁关系最好呢?”
邓公听后,便毫不犹豫地说:“除了你李伯伯外,还有周总理和聂元帅。”
邓小平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同窗好友李富春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在这场战争中,法国作为主战国由于缺乏大量的人力,便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征兵。
其他国家,若有想助法国一臂之力的人皆可报名,随后,14多万中国青年漂洋过海地来到了法国。
这些中国人中,有的人则被安排到工厂,协助生产战时所需的物资,而有的则被安排到了前线的战场上,与敌人顽强抗争。
可悲的是,战争是残酷的,它毫不留情地夺走了无数中国同胞的生命。
因此,战后为了表达对中国的谢意,法国人特地安排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方式。
只要是有志之士的国人想要接受教育,都可以不用一次性凑齐所有学费,直接来法国边打工边读书,学校会提供合适的岗位。
1920年,此消息一出,渴望求知的有志青年们便乘坐着船来到了法国,其中就有邓小平和李富春。
他们两人早在船上就已经相谈甚欢了,没想到下了船后还被分进了一间宿舍,自此之后,两人便几乎形影不离,一同打工念书。
直到半年后,李富春遇到了命中注定的恋人蔡畅,两人情到深处,决定在法国地界结为夫妻。
邓小平见好友寻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感到欣慰不已,亲自做了两人婚姻的证婚人。
婚后,李富春为了不让邓小平在法国孤单,还特地在下课的时候热情似火地邀请邓小平去他们家中吃晚饭。
若干年后,邓小平回忆说道:“那个时候的我,最喜欢吃李富春家里的擀面。”
对于当时处在异国他乡的邓小平来说,这碗面并不是一碗普普通通的面,它充满了家的温暖,也蕴含着他与李富春之间美好真挚的同窗之情。
除了在生活上彼此照应,两人还会无条件支持彼此的理想信念。
那时的中国人民还处于几座大山的压迫之中,做任何事情都举步维艰,在国内陈独秀先生所带领的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新青年们都相继成立或加入爱国社团。
邓小平和李富春虽在法国异乡,但作为一个怀揣梦想的中国青年,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想着跟随国内的步伐,与同胞们一起竭尽所能地做些爱国之事,为新中国的事业而奋斗。
1922年,两人共同加入了国人在法国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由此掀起在国外革命事业的浪潮。
进入欧支部后,他们一起宣誓,一起四处宣传爱国思想,为社团招揽了更多的志同道合之人。
年少之时,我们都曾踌躇满志,每个人都在心中选了一条自己要走的道,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亦是未知的。
幸运的是,邓小平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第一个愿意陪他寻找光的同窗好友,这样难能可贵的情谊怎能让他轻易忘怀呢!
引路人周总理
如果说在读书之时遇到了步调一致的同窗已然是人之幸事,那么在你不知所措之时能够遇到一位引路人更是幸上加幸。
邓小平在晚年时期曾说过,在革命这条道路上,他永远忘不了周恩来总理的引路之恩。
1923年冬,邓小平正在一间简陋的屋内为社团编辑一本名为《少年》的期刊。
期刊的内容则是有关中国未来之路如何进行,写着写着,他开始陷入百感交集之中。
毕竟那个时候的他大脑中除了一些和新文化一样的爱国思想外,几乎空若无物。
他踌躇不定,想要写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角度,如中国未来会崇尚什么思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
思来想去,他始终都觉得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无政府主义等道路并不适合积贫积弱的中国国情。
“可什么样的思想和制度才能让中国变得焕然一新呢,才能真正拯救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中国同胞呢?”邓小平喃喃自语道。
他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心烦意乱之下,他决定去学校的社团内转转,理清思绪。
可就是这一转,使他找到了新希望。
他在社团内遇到了周恩来,那时的周恩来正对着一些同学,侃侃而谈着一种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邓小平觉得很是新奇,便迫不及待地向前倾听。
这一刻,他仿佛看到了一根能够挽救中国的救命稻草,而他就想毫不犹豫地把握住这根稻草。
他向周恩来问了许多有关新思想和新道路的内容,感觉自己深受启发。
最终,在周恩来同志的帮助和引领下,邓小平联合同窗好友李富春,共同发布更新了《少年》期刊。里面写着长篇大论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容,期刊不仅在法国发布了,而且几个月后还传到了国内的报社。
大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人看到或听到这份报刊后,都感到欣喜若狂。
但是,对于邓小平来说,这远远不够,让中国人知道这条道路的存在只是第一步,关键是怎么去运用这条道路呢?
对于这点,邓小平时常都会去向周恩来同志讨教,他希望两人通过交流,能创造出更多可行的方式。
而每当周恩来看见邓小平来找他时,他都会毫不吝啬地向邓小平大胆吐露着那些自己认为合情合理的观点。
这些理念大多整合自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之路的书本,或是李大钊等先辈们写的相关文章,亦或是他从别的同胞口中听到的想法。
周恩来明白,邓小平刚接触这个思想,对其知之甚少,需要有个人去引领。
同为热血青年,同为骨肉同胞,他十分愿意去做这个引路人,除此之外,周恩来还给邓小平提供了实践的机会。
1925年,在周恩来的介绍下,邓小平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中共党员。
三年后,周恩来被寄予厚望,担负着党内的重要任务,在这期间,为了让邓小平对马克思有更为深刻理解,周恩来特地指派邓小平担任秘书一职,锻炼他的能力。
可以说,在这条探究马克思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周恩来给邓小平带来了不计其数的启发。直到晚年,邓小平都对这种无私的启蒙之恩记忆犹新!
同乡挚友聂荣臻
其实在法国巴黎的那段日子里,除了李富春和周恩来外,邓小平还结交了聂荣臻这个挚友。
1925年,邓小平入党之后,喜出望外地发现同为党员的聂荣臻竟然是自己的老乡。
由于两人从小都生活在同一个地区,在饮食口味和生活习惯上颇为相似。
再加上两人都有着同样崇高的理想信念,所以能够聊的话题也多如牛毛。
平时,如果在生活中或者党内遇到棘手的问题,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助对方一臂之力。
几年后,两人乘坐同一班轮船兴致勃勃地学成回国了,虽然长期呆在法国读书,但是他们依旧真挚而热烈地深爱着中国的这片土地。
与此同时,他们也下定决心要守住这片国土,不让它被列强轻易地践踏和掠夺。
秉持着这份坚定的信念,他们回到家乡后,没过多久就接受党内的安排各奔东西了。
直到1931年才再次相见,那一年,国民党军队为了一举歼灭共产党员,对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突击和围剿 。
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由于张国焘等人的搅局,红一方面军队需要大量的人手。
经过党中央的商议,决定将邓小平和聂荣臻等人悉数调回,就这样,两人再次见面了,成为了一起为红军肝脑涂地的好同志。
但令聂荣臻感到担忧的是,两人刚见面没多久,小平同志就由于劳累过度,卧病在床了。
医生说他的病情有些严重,如果不好好补充营养的话就会一直高烧不断。
可那时候的红军条件艰苦,每日以树皮,草或者粗粮果腹充饥,哪里来的营养物品呢?
原本邓小平以为自己就会一直这样饱受着病痛的折磨,然而就在他心灰意冷之际,聂荣臻站了出来,给予了他一线生机。
当时,刚刚从战场上回来的聂荣臻从东北张学良的手里俘获了一大批牛奶等营养物资。
聂荣臻为了邓小平的身体状况,竟然大方地将手中的营养品全部送出。
除此之外,他还特地去河边打捞鱼,还按照家乡的口味给邓小平炖鱼汤。
在聂荣臻的照料下,邓小平的病情有所好转,从某种程度上说,聂荣臻也算对邓小平有救命之恩了。
这份天大的恩情,是值得邓小平铭记一生的,其实,聂荣臻为邓小平做的还不仅限于此。
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提拔下成为了副总理。
为了祖国的事业,他常常不辞辛劳地跟着周总理忙政务,就连家中孩子都无暇顾及。
聂荣臻知晓此事后,便时常抽空去探望邓小平的儿女。
每次探望的时候都会给他们带些糖果,并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说:“你们的父亲不是不爱你们,只是很忙有更重要的事情处理,所以要多加体谅他。”
孩子们听后,便心满意足地点头了。
到了1992年,邓小平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家的领导人,身负改革开放的重担。
为了让改革思想走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提出要加快经济特区的发展。
这时候的聂荣臻因为年事已高,已经病重在床。
当听到秘书念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思想时,深有感触,他选择公开支持邓小平的举措,并始终坚定不移地相信长此以往下去,中国必然会蓬勃发展。
直到离世前的最后一刻,聂荣臻还在病床上费心费力地叮嘱着周围人,一定要毫无保留地辅佐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为新中国的未来铺路。
可以说,聂荣臻相信邓小平,一生基本都在鼎力支持着邓小平,是邓小平终生难忘的坚强后盾。
结语:
邓小平一生,能够遇到李富春,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这三位朋友,可谓是三生有幸的。
在选择革命的道路上,他们不畏艰险,迎难而上。
在进行革命时,他们团结一致,风雨同舟,在对方迷茫时,他们鼓舞人心,指引方向,唤醒对方内心深处那股沉睡已久的力量。
他们甚至还会在对方病入膏肓时,不断地嘘寒问暖。
更让人为之动容的是,这份友谊还坚不可摧。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增长。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想必还有很多如邓小平一般的革命者,在东奔西走时找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纯良友谊。
但痛心疾首的是,有些人为了革命过度操劳而病倒了,有些人为了革命甘愿牺牲,撒手人寰了。
很多时候,即便找到了惺惺相惜的挚友,却发现对方早已离去。
于是,李商隐诗中的“此情可待成追忆”便已然成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现实。
如今,在先辈们的努力下我们早已生活在了这个幸福美满的和平年代,不必再轻易担心害怕周围会有挚友因战乱而随时牺牲。
因此,在感恩邓小平等先辈的同时,我们更应当时刻珍惜朋友在身旁的日子,以赤子之心待知己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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