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剧作家魏明伦川剧名作《潘金莲》横空出世，轰动国内，波及海外，几百家报刊评论争鸣，数百家剧团移植搬演。如今再观此剧，仍惊叹于他的奇思妙想。

颠覆传统、还原形象本真

《潘金莲》之所以极具争议，皆因自施耐庵笔下的《水浒传》诞生出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后，世人对她的读解就囿于天生轻佻、水性杨花、不知廉耻。1927年，欧阳予倩对潘金莲的形象进行彻底改换，重新塑造其为一位反封建旧礼教、敢于抗争的正面女性，认为她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魏明伦认为，潘金莲不是历史人物，只是由艺术塑造的形象，对她进行重新审视，审视潘金莲以及与潘金莲类似的女人，她究竟是罪该万死，还是罪不当死？是罪在红颜女子，还是罪在世道？《潘金莲》给出的答案，有血有肉、有实有情，既没有一味地修正，也没有一味地拔高，而是就这一人物形象进行本真还原。

《潘金莲》全剧4场，分别讲述潘金莲与张大户、武大郎、武松、西门庆的情感纠葛。张大户为逼娶潘金莲为妾，逼嫁潘金莲给武大郎，引其生出“投进荷塘万事休”的念头。最终，潘金莲在两难中作出选择：“武大虽丑，非禽兽，豪门黑暗，似坟丘！宁与侏儒成配偶，不伴豺狼共枕头！”体现出潘金莲不为强权低头、敢于斗争的反抗精神。

嫁与武大郎后，二人虽是“同床异梦实无奈”，但潘金莲作为人妻，如天下所有新妇一般，一心“愿大郎软弱性情改一改，愿大郎闭塞灵窍开一开，盼大郎稍有些丈夫气概，盼大郎体贴妻早早归来”。如同大多数现实婚姻一般，她并没能盼来希望，满眼里看到的只是丈夫的懦弱怕事。待得武松归来，让潘金莲好似看到苦楚生活中的一丝微光。然而，还未萌芽的情愫即刻就被世俗道德围剿干净。描写至此，潘金莲就是一个深受封建制度迫害，但仍对未来有所期望，虽然对武松抱有幻想，但仍恪守叔嫂关系的传统妇女形象。

西门庆登场，利用潘金莲对武松的情感，下套做戏，骗得潘金莲后唆使她毒杀丈夫。魏明伦笔下的潘金莲，颠覆传统，摆脱了天生轻佻、水性杨花、不知廉耻的固有形象，让观众看到一个生活在真实社会，有因有果、有情有困、有血有肉，挣扎在社会底层，也曾严守封建礼教，对生活寄予希望，对爱情怀有憧憬，却在现实的打击下，一步步踏进深渊的本真形象。

形式创新、比较学跨朝代

魏明伦自认《潘金莲》并不是“西方荒诞派戏剧”，而是“土产荒诞”，特殊品种。他大胆采用戏剧从来没有过的形式，将古今中外的人聚集在一起，把古今中外的女人聚集在一起。吕莎莎、安娜•卡列尼娜、武则天、上官婉儿、人民法院女庭长，施耐庵、贾宝玉、芝麻官、现代阿飞等各色人物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前所未有，惊为天人。上世纪80年代，穿越剧还没有在文学、影视界流行起来，却已悄悄在传统戏曲崭露头角，不得不让人喟叹他的才思。

全剧以吕莎莎贯穿始终，以局外人、现代人的身份纵观潘金莲可叹可悲的一生。古今中外人物齐聚一堂探讨潘金莲的命运，是站在戏外，以旁观者的眼光进行审视。

潘金莲式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魏明伦站在女性立场为女性发声，将一个令人同情、令人惋惜，又招人谴责、引人深思的潘金莲重新带入大众的视野，用现代眼光审视，大胆批判男权文化；《潘金莲》带来的不仅是对传统的颠覆，也是对戏曲形式的拓展，更是对时代的思考。

王奇，四川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