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工农红军军史上，在主力红军部队中，不同时期存在多个红73师番号，如皖西红25军73师（原红4军12师），首任师长为刘英，政委吴焕先；鄂豫皖时期的红25军73师师长是王树声，政委张广才；后来这支队伍经过长征并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后，在陕北成立红15军团，又有一个红73师，我们今天介绍的便是陕北红15军团73师二任师长张绍东和赵凌波的事情。
1936年4月中旬，红十五军团东征于山西大交口县大麦效地区，通过打击敌人，宣传群众，扩充红军，筹集物资，为抗日作战准备力量，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创立吕梁山根据地站稳脚跟，有计划的重创敌军，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扫清东进抗日的道路。中央决定以223团为基础，扩编红十五军团第73师，任命张绍东为师长，赵凌波任政委，同时任命参谋长韦杰，政治部主任王集成。
红十五军团73师师长张绍东，陕西人（又有文献说他的籍贯为湖北红安），1907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目睹劳苦大众被剥削迫害，家乡来了红军后，他于1930年加入红军队伍，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做起，由于他身材高大魁梧，相貌堂堂，十分注意形象，注重仪表，办事情雷厉风行，尤其是打仗勇猛又有勇有谋，在红25军中打出了自己的名气并屡屡得到提拔，屡立奇功带领部下打出了许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战绩，历任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成为一名年轻的战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形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中下旬，我红十五军团奉命调陕西三原改编，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后到职时改为政委)，参谋长陈漫远(后改为韩振纪)，下辖687、688两个团，张绍东率领的红73师师长改编为687团，他也由师长变成了团长。
当时，日本侵略军重点进攻华北，由“卢沟桥事变”之前的7个师团增加到了21个师团，总兵力已达30万人，占领天津、北平、南口之后，其主力部队经包头南下，企图一举攻占我晋察冀地区，然后直逼山西省会太原，占领全山西。面对强敌，众多国民党部队一盘散沙，不少部队还望风而退，一退数百里，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
面对如此严重的战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英勇的红军很快转变角色，我三四四旅奉命由映西三原出发，在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这个时期，日军已占领大同、呼和浩特市等地，其先头部队已进到雁门关、平型关以北一线，局势相当危急，我一一五师获悉敌情后，立即向这一带挺进，隐蔽集结于平型关以东地区，从侧面伏击日军，有力合正面防守平型关的国民党军队。
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的灵丘与繁峙之间，北有恒如屏高峙，南有五台山巍然耸立，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这两山之间尽一条不甚宽的地堑式低地，古称瓶形寨，以周围地形如瓶而得名，此地是晋东北北去大同、南下太原、东人冀中的交通要塞，关东至东河南镇的公路两侧，山高岭莽，是这条带状低地中隆起的部分，地势非常险要，自古有一夫挡关，万夫莫开之势。
当时，侵华日军最精锐部队坂坦师团占领了平型关东的灵丘县城，立刻准备夺占平型关，以便迅速向晋中地区推进，板垣师团亦称第5师团，是侵华日军中最强的一个甲种师团，拥有当时最先进最精锐的机械化武器，号称钢军。进攻南京时就是板垣征四郎率领这支部队率先攻入，板垣征四郎也借此登上陆家中将的宝座，后又升陆军大将。
1937年9月25日清晨，板垣师团下辖的第21旅团一个步兵大队及辎重车队一行多人，在骑着高头大洋马，头戴钢盔，身穿黄呢子大衣，一脸骄横的军官率领下，分乘100余辆汽车和200多台马车，骄横无敌似地开进平型关一带，一时间，山沟里汽车的马达声、马蹄声、辎重大车的轱辘声，回荡在山谷间。
大约上午7点左右，毫无戒备的敌军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内，只听我师指挥所信号枪一响，顿时整个山谷沸腾了，子弹、手榴弹、迫击炮弹如雨点般飞进敌群。炸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横飞，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塞满一沟，汽车着火，战马嘶鸣，乱成一团。首先冲上公路的正是张绍东率领的的687团2营5连，同敌人展开了白刃肉搏，只见枪托飞舞，马刀闪光，喊杀声，爆炸声搅成一团，接着手榴弹将敌尾部二十几辆汽车砸烂，枪声、爆炸声、喊叫声，在山谷里响成一片，敌人炸瘫痪后的汽车，被我军一节一节截断猛打猛炸，互相碰撞，谁也逃不出沟，堵住了敌后退之路，由此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接下来，各部对敌人进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利用好利用好制高点，居高临下，多面夹击，打得山沟里的敌人无处躲藏，纷纷弃车逃生，敌指挥官醒悟过来后，便立即挥刀，欲利用其优势火力，抢占沟旁高地坚守待援，此时敌人的大炮、骑兵已失去了作用，只有成群的步兵向制高点爬，我军沉着以待，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狗急跳墙的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负隅顽抗，又蜂拥而至，很快即被打了下去。
经过我军的浴血奋战，英勇拼杀，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不仅狠狠打击了日军侵华以来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恐日病”和抗日“亡国论”和投降论，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为日后在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是役史称“平型关大捷”。
这次平型关战役的全面胜利，作为截击日军后尾，成功实施关门打狗，使得此处无一敌人漏网，张绍东指挥的687团功不可没，张绍东靠前指挥，身先士卒，打仗不仅勇猛，还很会动脑子，颇有指挥才能，仗打得十分出色，因此，在今天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门区广场，塑造了十位战役指挥官形象，耸立着十尊巍峨庄严的雕像，林总，聂帅，肖华、陈光、徐海东、杨得志、李天佑、陈锦绣、杨成武，最后那位便是张绍东，可见对这一场战役的胜利，他起的作用不一般，我们看这十名指挥员，除特殊情况或牺牲，建国后有2人授予元帅，1人授予大将，4授予上将，张绍东是有上将资历的。
可惜的是，张绍东后来竟走上了歪路，实在是令人惋惜。原来，他率领这支部队后来打了一系列的胜仗，屡立战功之后，随着军功日盛，张绍东有些居功自傲，贪图享受，蜕化变质了，老子在前方卖命，打下天下就应该享受生活，先是生活开始腐化，给自己专门配了一个厨师，天天吃好喝好。但这些都要钱，那是抗战艰苦的年代，钱从何来呢?先是收受一些人送的馈赠和礼物，全部据为己有，供自己享受。
当然，战争年代大家都很穷，送礼的毕竟少数，于是，张绍东又想起了歪点子，在部队驻地附近，用上红军时期的那一套，私自带着部队“打土豪，分田地”，要求地主交出钱财和珠宝首饰，从地主家中没收物资，这在当时是严重违反统一战线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本来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所得的财物，都应该发放给贫困老百姓，或者交给上级用以补贴部队军事开销，然而，张绍东一股脑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天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
尤其影响极其恶劣的是，张绍东私自在部队驻地搞起了“打土豪”的过程中，认识了一名地主的漂亮女儿，不能自制陷入情网，不顾身份与地主女儿勾搭成奸，不仅成地主的“保护伞”，还完全违背了初心。他的所作所为对我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纸里包不住火，上级领导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旅部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整顿队伍。当时恰逢344旅奉命进入晋东南配合129师的反九路围攻，687团驻在皋落镇一带，由于八路军生活条件较差，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愿意过清贫的日子，作为团长的张绍东以看地形的名义，竟然率部分人当了叛徒。
张绍东这样一个级别高的干部，本来有美好前程，却是贪图一时的享受，自毁锦绣前程，后人评价他，要是能够严于律己，不要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继续地保持以前战场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像他这种主力团的团长，建国后至少是上将级别。比如他的手下韩振纪、韦杰、丁秋生等建国后都授予开国中将。据《黄克诚自述》中记载：全国解放时，叛徒张绍东被我军抓获，当即枪毙了。其结局的确是令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
接下来介绍另一位红73师师长赵凌波。他原名赵林波，1908年出生在四川泸县，小时候读过几年书，稍大以后，由亲戚介绍曾经加入了川军，由于有点文化，很快在部队中混了个师部的副官，但当年这部队军阀混战感觉生命没有保障，便离开部队做了一段时间生意，不过根本没有经营头脑的他，很快把所有的钱都亏得精光，不得已又返回川军，可以算是老兵油子。
后来，赵凌波所部被调到前线“围剿”红军，在一次战斗中，他的部队全军覆没，当时担任中尉参谋的赵凌波趁机向红军领导人提交了一份机密文件和作战地图，被当时的红25军领导人吴焕先认为他是投诚，对他格外垂青，留下在自己的身边工作。后来，慢慢地发现他还有一门“绝技”，那便是军号吹得特别好，声音嘹亮而富有节奏感，每一次吹奏都仿佛在讲述着一段英勇的故事，让人感受到军人的坚韧和毅力。他的演奏技巧非常娴熟，每一个音符都吹得准确无误，仿佛每一声军号都在向人们传递着一种力量和信念。
要知道，当年的红军没有通讯器材，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的年代，军号就是战场指挥的重要工具，几个连分散在好几个山头上，前进、后退，左拐、右行，全靠军号来指挥。“司号员鼓鼓嘴，千军万马跑断腿”，形象地说明了司号兵的重要地位，嘹亮的冲锋号响起在阵地上空，蜂拥而上的敌人被吓破了胆，军号，是战斗的号角，是冲锋的命令，是催人奋进的乐章。
那时期的赵凌波，身上总是挎着三大件：军号、大刀、盒子炮，三样都扎着红绸飘带，打起仗来，“一手军号，一手持枪”而名闻遐迩，那威风的劲在军中就别提了，大家都称赞他举枪能打、挥刀能砍、握军号能吹的忠勇之士，可谓是多种才能。当时的军政委吴焕先认为他是个军事技术人才，将他带在身边当号长。
可以说，红军队伍中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能得到重用，赵凌波就很典型，他当上了号兵教练，上面的领导在打仗之前提醒和警告他几句：“你个格老子，等会战斗时可别把冲锋号吹成开饭号！”，这时的赵凌波总会自惭形秽地嘿嘿一笑：“吹错了，你就吹我的脑壳！格老子吃上红军的饭，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决不会做叛徒。”由于他在战斗中经过考验，又能吹又能拍，很快就加入了先进组织，并被破格提升为营政委。
当上营政委之后，无论是开会或队前讲话，张口团口就是一句四川话的口头禅为“格老子”，因此其下面的红军战士都笑着背地里称他为“格老子政委”，当然，下面的战士是不能叫他格老子政委，如果他听到谁当面称呼他“格老子政委”，这个浓眉耸立的大汉立即就板起脸，愣起双眼，一本正经地教训：“你念过《百家姓》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格老子在百家姓里排名第一”，并自己树起大拇指往胸口一指，格老子是天下第一大姓，明白吗?
再后来赵凌波当上了团政委，依然是不改从前本色，腰上仍然吊着一把军号，无论行军作战，宿营开饭或者联络那个营连，他都会亲自吹号，身边从来不带号兵。甚至到了作战危急关头，往往是一手挥舞着手枪，一手拎着军号，嘀嘀嗒嗒猛吹一阵，便率领着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击，你还别说，他的这一“绝招”，在战场很多敌人都从未见过，一瞧这架势，认为我军出了什么新式武器，一下子发愣起来，就被红军撂倒，打胜仗就在这么瞬间实现。他的这一招屡试不爽，加上他打仗从来都是靠前一线指挥，从而深得红军指挥员赞美。
由于赵凌波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很快就提拔为师政委，随后又担任了红红73师师长，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布置会场并打响第一枪的正是赵凌波率领的部队，此时，红军总司令在此召开隆重的庆祝会师联欢会。大成殿里用门板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并排摆放着文庙大成殿的供桌，主席台上方挂着写有“庆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联欢大会”字样的红布横幅，会场周围贴了许多标语。赵凌波作为重要的领导人操办了这次大会，整个会场充满了团结胜利、喜庆、祥和的气氛，给当时参加会议的红军高层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赵凌波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被上级选送红军大学（抗大）学习，毕业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凌波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他通过在抗大学习毕业后，进入八路军115师，先是担任了一名687团副团长，在平型关大捷，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后他的职务也得到了晋升，被提拔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成为这支队伍的三把手，要知道，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后来授予大将，副司令谭震林也有大将资历，即使是支队下面的团长叶飞、饶守坤建国后也分别授予上将、中将，可见，赵凌波的职位已经是很高了。
由于赵凌波在新四军中表现出色，得到长官的赏识，很快又获得提拔重用，特别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之后，他成为司令部的参谋处处长，属于新四军的高级将领。不久之后，赵凌波又担任了新四军第一纵队的副司令员。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身居高位的赵凌波逐渐迷失了方向，没有具备定力和勇气，忘记了初心，表现出懦弱和对荣华富贵的贪婪，面临道德选择时，没有坚守原则，被私欲蒙蔽了理智和良知，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同志，导致部队陷入苦战，他成为了一名可耻的叛徒。
1941年初，新四军在皖南与日军作战之时，喜欢“同室操戈”的老蒋却向新四军发动突袭。新四军陷入重围，形势危急。这时，赵凌波命令部队撤退，因电台损坏与军部失去联系，很快被敌击溃，他在乱军中逃离了战场并被敌逮捕，经受不住考验的赵凌波很快叛变投敌，为表忠心，博取主子的信任，从而换取荣华富贵，身为高级将领的赵凌波，将新四军的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为主子献上一策，利用自己叛徒身份没有暴露，调转枪口不围攻新四军，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叛徒们对自己以前的战友们下手更狠，比敌人更加残酷。
此时的赵凌波，可谓是立功心切，他利用司令傅秋涛在混乱的局面中并未发现赵凌波已经叛变的机会，还将一些部队带往深渊，当傅秋涛下达的分散突围的命令被赵凌波拦截，新四军错过了最佳突围时机。而就当战士们浴血奋战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的时候，赵凌波又拿出最拿手的绝技，亲自吹响撤退的军号，这样一来，不但导致我军军心受挫，还给了敌军充足的时间完成封锁和包围。在数次战机被贻误的情况下，部署大乱，损失惨重。数千位本应在抗战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战士，最终含冤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
赵凌波在围攻新四军的战斗中的出色表现，果然得到了主子的欣赏，很快就当上了“政治教官”，期间，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赵凌波还前去劝降遭囚禁的军长叶挺，他来到军长叶挻的囚室，假惺惺地说：军长，我住在您的隔壁囚室，经一再请求，今天好不容易才批准见您一面。其实，这时的叶军长已经知道赵已经叛变，一看到这可耻的叛徒，便怒不可遏，他还竟然有脸来“规劝”自己，没有等他把话说出口，叶军长便操起板凳，向他砸去，吓得赵苍皇逃走，狼狈离去。
当然，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1942年5月，赵凌波冒充从国民党牢狱逃出来寻找部队的，随国民党部队潜入安徽省繁昌县湖阳冲新四军地方武装驻地，企图侦察情况，被熟悉他的一名下属认出，身份很快暴露无遗，赵凌波意识到大势已去，想向国民党方向逃跑，却被新四军士兵当场击毙，结束了其可悲、可叹又可怜的一生。
红73师两任师长张绍东和赵凌波，本来前半生有靓丽的表现，完全可以留下一生瑰丽的履历，无奈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私欲蒙蔽双眼，在人生的道路上，失去理想和信念，导致内心空虚，从而在关键时刻显露出软弱和懦夫本性，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最终惰落，终因叛徒而丧命，可谓罪有应得，而且恶名留后世，其行为对后人无疑是一种警醒和激励。两人的结局更是令的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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