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我到陕北插队,返城时被对象分手,49年后再回陕北,儿孙满堂

作者:肖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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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古稀之年,回想往事总能催人泪下,在我下乡插队的年月,生活既枯燥,又煎熬,在农村点着蓖麻油灯,夏天还能好一些,九十点才能睡觉,一旦到了三九天,基本上不到六点就睡觉,主要是没什么娱乐活动,即使想看会书,也就那么几本,翻来覆去的,书边已经磨得掉皮。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热情并没有消退,甚至还发生过轰轰烈烈的爱情。

我叫王乐雄,今年74岁,北京人,造纸厂工人身份退休,当然我还在闲暇之余,做了几十年的生意,颇有家产。

母亲生育了五个孩子,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这个七口之家,充满祥和气氛,即使在外人看来,父亲的脾气不是很好,可在家里又是另外一种态度,最起码不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反而很耐心地教导我们几个孩子。

从小到大,家里谈不上多富裕,最起码不愁吃喝,父母都在公家单位上班,收入很稳定,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读过书,最小的弟弟和妹妹,后来还上了大学,一个是教授,一个是搞物理研究的。

我算是家里不幸的那个,高中毕业当年,就去陕北插队,不情不愿地去陕北插队,待了八年之久,为了返城,义无反顾地和对象分手,这也迫使我很多年不敢去陕北,生怕见到曾经的恋人,心怀愧疚之情。

而在陕北的那段往事,得从1968年冬月说起。

那是一个下着大雪的日子,我们数百知识青年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然后一路辗转到延安的一个小乡镇,最后被带队领导分配到各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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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我和刘志伟等八名同学分到小安村,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村头到村尾,有着四五公里的路程,可以说是小安村处在一条狭长的川道上。

接我们的生产队长张安平和大队会计张安民,赶着三辆牛车,一辆放行李,两辆坐人,其实小安村到乡里的距离并不远,只有五公里,但因为下了一场大雪,走得格外慢。虽然北京的大雪和陕北无异,可此时在茫茫雪海中,有着别样的风光,忍不住对着对面的山头高喊几声,听着阵阵回声,别有一番滋味。

刚到村口,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看着这些穿着大补丁包着小布丁衣服的老乡,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从未想过,陕北是这么的落后。

但就是这样的村庄,还是给我们炒了两个菜,蒸了白花花的馒头招待,对陕北人的热情豪迈打动。

吃过晚饭,张安平队长给我们分配了宿舍,我们习惯性地叫房东,男生住在一户主人家叫张安荣家的窑洞,在半山腰上,上去下来很不方便,尤其是夏季下过雨之后,可以用“滑滑梯”来形容。女生相对好一些,就住在张安平家,地势平坦,最主要是门口有一口水井,方便洗洗涮涮。

因为是冬天,冰冻三尺,所以也就没什么农活可干,不过平时还是要捡羊粪和牛粪,集中堆到一起,等到来年给农田施肥。这种事情从未经历过,自然有些排斥,可老乡们干得可起劲,只能硬着头皮照猫画虎地去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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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开春,万物复苏,老乡们蠢蠢欲动,祈求着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当然这种事情,谁也决定不了,我这是第一次参加农活,所以做的时候束手束脚,耐心地跟着老乡学习。

年复一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变成了“老把式”,随着年龄增长,对待感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最让我惊喜的是,在小安村,有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我们也算是情投意合,只不过当时想谈恋爱,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压力很大,因为不敢保证会有结果,老乡们自然也不放心,所以都在刻意的回避。

可终究无法左右情感!

最终,我和张欣芳恋爱了,这个比我小5岁的姑娘,长得眉清目秀,尤其是有一双巧手,会剪窗花,令人赞叹。

张欣芳的性格大大咧咧,虽然不识字,可她对知识的渴望,是无穷无尽的,借着找我识字的机会,我们开始谈恋爱,但好景不长,最终被张欣芳的父亲发现,拿着麻绳追着我打,好在我年轻,腿脚麻利,跑得又快,没有让张欣芳的父亲得逞。

既然都知道了,也就没有必要藏着掖着,最后我和张欣芳公开谈恋爱,这在当时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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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我要回北京了,割舍不下张欣芳,可我知道,无法带走她,在爱情的背景下,我们还是给了彼此最美好的回忆。

回到北京,等了四五个月工作才被安排下来,对于那些想考大学的人,或许是另一种选择,可我这个年纪,还是踏踏实实工作为好。

生活突然平静下来,对张欣芳的思念与日俱增,父母看得着急,马上就托人给我介绍了对象,想都没想就结婚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注定是不幸福的,在婚后和妻子经常吵架,以至于在花甲之年,还是离婚了。

离婚后反而一身轻松,但孤独袭来,难以接受。

人在孤独的时候,和一只虫子都能成为朋友,年纪越大,越喜欢安静,我不太喜欢出去和朋友吃肉喝酒,更不会跳广场舞,所以只能赋闲在家,等到生命燃尽。

前些年开始,一些当年到陕北插队的老同学,就三五成群地回到陕北追忆青春,可我没有勇气,担心碰到张欣芳,所以几次邀请,都没有答应。但是到了今年,感觉自己时日不多,还是想回一次陕北,就和当年在小安村插队的六位(其中一位同学在十多年前就离世了)去了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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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去”,不如说是“回”,毕竟在陕北的八年,那里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这次回陕北,距离我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八年,如今的陕北,早已物是人非,和过去相比,真的是变化很大。不再是落魄的样子,反而朝气蓬勃,像是早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次回来,就是想见一面张新荣,如果她还在世的话。

好在我很幸运,张新荣嫁到了邻村,如今正住在县城,和朋友说了一声,单独去找张新荣,对于我的到来,张新荣有些猝不及防,但还是让我进家里聊天。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当年我走了,张新荣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说,我和张新荣有一个儿子,如今刚好48岁,儿子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当上爷爷了。

突如其来的幸福,让我有些无法接受,但见到儿子的那一刻,才知道什么是血浓于水,无法抑制内心激动的情感,儿子不怨恨我,说当时的情况,谁也无法左右。这令我很感动,同时也很愧疚。

这次和张新荣见面,没想到自己在陕北早已儿孙满堂,我知道自己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就答应儿子,等我百年之后,把北京那套只有21平方米的房子赠与他,就当作我这些年亏欠儿子的,给予一点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