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兵部尚书，是个高危职业。
崇祯朝十七年时间，先后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平安着陆者寥寥无几，其中下场最惨的，大概就是陈新甲了。
陈新甲之所以死于非命，导火索是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泄密事件。
崇祯十五年（1642），打了两年的松锦之战结束，明军战败，洪承畴被俘后投降，松山、锦州相继失守。
到了这个份上，就得有人出来承担战败的责任，主帅洪承畴已经变节，大臣们就把弹劾的火力集中到了时任兵部尚书陈新甲身上。
陈新甲是万历年间的举人，能以一介举人的身份，在无比看重出身的明朝官场杀出重围，固然要归功于历史行程，但也离不开个人的奋斗。
这个人，是有两把刷子的。
崇祯七年（1634）九月，陈新甲被擢升为右佥都御史，接替焦源清巡抚宣府。
《明史》记载，他到任以后干了这几件事：
新甲以戎备久弛，亲历塞垣，经前人足迹所不到，具得士马损耗城堡倾颓弓矢甲仗朽敝状，屡疏请于朝，加整饬，边防赖之。
这段话，用今天话语体系来说是这样的：
针对宣府军备长期松弛的问题，陈新甲亲自到边防墙堡去考察调研，走过前人没有走过的地方，全面摸清了兵马伤亡、城堡倒塌及作战装备损耗情况，然后多次给朝廷写报告后大力整治存在的问题，边防因此有了保障。
由此可见，陈新甲是一个想干事、愿意干事还能干成一点事的实干派，这在崇祯朝是不多见的。
当然，陈新甲又不仅是一个实干派。
《明史》记载：新甲雅有才，晓边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债帅。深结中贵为援，与司礼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
什么意思呢？
一是陈新甲很有才干，熟悉边防事务，二是廉洁自律方面不怎么过关，三是会搞关系，用的下属都是欠了他人情债的，而且跟宫里的宦官尤其是司礼监太监王德化关系很亲近。
这三条，在当时的官场上都是优点。
一个既能做事，又可以跟官场老油条们同流合污，还善于搞关系的人，不升官才是怪事。
一来这家伙的确能干点实事，二来对他不利的话崇祯能听到的也不多（言路攻之不能入），再加上那些尸位素餐的同行们一衬托，在崇祯眼里陈新甲就是个妥妥的良臣。
崇祯十一年（1638），简在帝心的陈新甲总督宣大，崇祯十三年（1640）又升任兵部尚书。
在这期间陈新甲多次被弹劾，但崇祯都十分信任他。
这种信任，甚至延续到了松锦大败之后。不但对御史言官的弹劾置之不理，还交给他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密令他与清廷议和：
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
说是议和，实际上是求和。
求和这事嘛，实在有损老朱家列祖列宗的英名，也为当时不干事只耍嘴皮子的那些士大夫所不容，万万不能走漏风声，所以崇祯反复叮嘱陈新甲不能泄密。
然而当时崇祯和陈新甲本人都没料到，几百年后很多人也想不通，这件事让陈新甲搞砸了，因为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
有一天，陈新甲在看过一封议和的密函后随手放在了桌子上，被他的家僮误认为是普通塘报，发出去公开传阅，结果群臣哗然，痛骂陈新甲“卖国贼”。
泄密事件发生后，崇祯一边把弹劾陈新甲的奏疏留中不发，一边下旨让他上书自辩。
说是自辩，其实无非是崇祯不想承担责任，想让陈新甲把“私款”的罪责一股脑扛下来。
结果，这个陈新甲不但不给崇祯背锅，反而摆起自己的功劳来（不引罪，反自诩其功），结果招来了更猛烈的弹劾。
我仔细琢磨过这段历史，如果当时陈新甲担当一点，给崇祯背了锅，说不定崇祯良心发现饶了他一命也未可知。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既然陈新甲不愿背锅，那崇祯就只好痛下杀手来个死无对证了。
下狱，定罪，杀头，一切顺理成章。当然，陈新甲的罪名里没有议和这一项。
当时刑部侍郎徐石麒上书说：“人臣无境外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新甲私款辱国，当失陷城寨律，斩。”
这明显是要把“私款”的事摆在台面上来，崇祯自然不可能答应，打回去让他们重新定罪（未中，可覆拟）。
到了最后，陈新甲是以战败、失陷亲藩、贻误军机的罪名被砍了脑袋。
通过这件事，就可以看到崇祯朝有多么离谱、多么奇葩、多么荒唐、多么可笑。
想打吧，又打不赢，想和吧，文武百官又说这是“辱国”，外斗外行，内斗内行，一言不合就内耗。
多少还能干点实事的陈新甲，因为做了一件实事，居然就为文武百官所不容，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们不亡，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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