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菲懿德汇睿
一、社会生产力进步推动产业革命的历史路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作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性的标准，也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息息相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对应着不同的质态。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劳动工具从最原始的简单工具、手工劳动，不断变革、升级，最终发展为现代化的智能型机器设备。每一次因为科技进步所带动的生产力跃迁都推动了产业的升级与革命。新质生产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跃迁，它必然将以更高的科技水平、更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更科学的资源配置整合等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目前，人类已经完整经历了以“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为特征的三次工业革命。21世纪初，随着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数智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孕育兴起，推动社会经济体系的全方面变革
自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重大突破都有伴随着出现不同层次的“新质态的生产力”。它带来了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并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因是18世纪时英国的工场手工业的分散和个体化生产不能满足当时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17 世纪 60 年代蒸汽动力技术的出现和蒸汽机的发明应用取代了人力和自然力，机械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轻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由此，资本主义生产开始了从手工生产向机械生产的转变，生产的组织方式也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转变，大规模流水线作业得以出现。另外，蒸汽动力技术还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铁路、航运以及采矿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大生产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在19 世纪 60 年代，是以电力、化学工程和内燃机技术的发展为特征的“电气革命”。这一时期的传统农业、纺织产业、食品加工等行业通过技术革新转型实现了机械化、规模化和专业化转变，提升了生产效率。电话和无线电的普及加速了信息传递，飞机的发明和航运技术的进步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通讯和运输等基础设施方面的重大技术变革扩大了流水线生产的覆盖范围。资本主义的垂直管理和中央集权的生产组织结构初步成形，产业集中化趋势明显，规模经济的效应更加显著。
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计算机、半导体、移动通信等技术为标志，大范围地应用于三种产业之中，推动了经济的信息化转型，使得生产方式更加灵活高效。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特点是，涌现大量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细分行业，以金融业、教育业、软件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蓬勃发展。信息技术在各个行业的深度渗透，使得生产中技术和知识要素的比重增大，产业结构也由此得到了升级和优化。企业的信息化转型使得信息在企业组织生产中的传递更加精确流畅、生产经营的决策方式更加科学合理。同时，信息技术赋能下的企业组织也朝着网络化、扁平化的结构发展，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组织呈现出解体的趋势，管理层级开始逐渐减少以减少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生产组织朝着柔性、灵活的方向发展以更好地适应新技术与赢得市场竞争力。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离不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因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根本物质基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任务。回首过往，党的报告在不同时期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有着不同的表述。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十八大报告提出“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二十大报告仅模糊表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曾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的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五个坚持”原则。即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不能贪大求洋；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习总书记的讲话为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方向。
海南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全岛封关运作和封关后全方位实施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为契机，加快打造“两个总部基地”“两个网络”和“两个枢纽”。图为海口综合保税区的中免海南国际物流中心项目
一般说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来源于传统产业结构的概念，其创新之处在于摒弃了以往对产业以“结构”的视角来审视，而代以“体系”视角来观察，去除了以往视角的单维性与静态性，而是从纵横关联性、渗透性、系统性角度考察产业构成的完善程度、运行状态及开放竞争能力。根据党的报告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我们可以简要地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一定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支撑，在此基础上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工业体系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如果按技术的成熟度，它又分为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目前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传统产业大概有80%左右占比，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在13%左右，未来产业的占比就更低了。从目前比重来看，现在能发挥最根本作用的，还是要推进传统制造业深度的转型升级。一定要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去赋能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不能将我国以往具有优势的传统制造业当做“低端产业”简单地退出了之。其次，产业的转变要有一个有序衔接、转移的过程，因此应当采用一种“先立后破”的循序渐进的产业转型过程。在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有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因而要注意把“创造性破坏”的“破坏”负外部性影响降到最低，从而形成“稳定地”转型升级的过程，达到“稳中求进”的产业升级效果。“先立后破”的关键特点在于“融合性”，指的就是传统产业、战略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融合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绝不能用一种“割裂式的思维”去思考，仅仅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而忽视了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
二是产业组织体系的变革与升级，即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和产业集群效应明显”的产业组织体系。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践中，我国地方政府创新摸索出“产业链链长制度”。“链长制”是旨在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它主要由“链长”和“链主”两种角色构成，“链长”通常由当地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领导担任，负责统筹协调企业复工复产，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其主要职责是聚焦产业链的建链、补链、延链、强链。而“链主”则是由产业链发展过程中的龙头企业担当，由市场自发形成，负责协调产业链上的各个节点，淘汰落后环节，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链长制”能否成功在于是否能够正确处理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角色定位。明确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同时确保政府为产业链的升级与转型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监管。
第三点是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建成创新性强、技术先进的产业技术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数字技术释放效应的关键，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是数字技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四是产业要素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体现了一种内生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涵式”经济增长，不同于以往简单依靠大量生产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存在着立体交互的关系，科技创新产生的成果能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现代金融通过作用于资金、资本等生产要素而驱动经济增长；人力资源可以视为一种直接生产要素，作为生产投入直接驱动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作用于资本、科技等其他要素而间接驱动经济增长。五是产业功能体系，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当确保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本国产业链不被“卡链”“断链”，受到外部冲击时能够抵御或者能够迅速恢复产业链正常生产，这种能力就是产业链的韧性。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体系关系到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国家经济安全。
三、新质生产力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
目前，世界各国都重视颠覆性科学技术的突破，意图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在新的发展环境中，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就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本动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新质生产力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核，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就是对产业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产业载体和良好的发展环境。新质生产力对现代产业体系的赋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说明，首先是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赋能效应，其次是新质生产力的组织重塑效应，再次是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提升效应，最后是新质生产力“补链强链”效应。
上海海关持续提高监管效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支持扩大优质产品进口、促进自主品牌出口，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上海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壮大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首先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效应赋能效应，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科技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因而具有较强的技术赋能效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各类资本家是通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创新来提升资本有机构成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剩余价值并获得超额利润。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及的：“变革生产过程中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改变生产方式，使得劳动生产力得到提升”。在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最经典的要数“索洛增长模型”，该模型作为理解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影响的技术框架揭示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索洛增长模型指出仅靠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增加，由于边际产出递减，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技术进步才能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前沿科技技术领域的突破和应用，不仅显著提升了生产与运营效率、促进产业数智化转型，还推动了新产业和新业态的涌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以数字技术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主体，以产业互联网为平台，以数据为纽带，以创新为动力，推动数字技术与三种产业更好地深度融合，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生产面临的市场风险，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在打造新型工业体系的同时，培育出创新的商业模式。
二是新质生产力发挥组织重塑效应优化产业组织体系。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诞生的生产力，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等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对产业的全方位渗透下，必然驱动技术——经济组织范式的变革。传统产业组织在数智化转型的背景下，开始朝着网络化、平台化、无边界化、融合化等方向发展。这种新模式、新产业业态的出现不是传统产业链、价值链的重组，而是能够产生更大经济效能的新经济组织形态。因此应当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法治为保障，构建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积极与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共建合作创新平台，整合优势资源，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的共享和流动。另外，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团队，加快构建完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贡献率。对于未来产业，要积极培育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和研究，提高未来产业的创新水平和效率，抢占未来科技发展的制高点。
三是新质生产力发挥要素提升效应优化产业要素体系，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数字化时代，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都是产业生产经营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数据资源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不仅提升单个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而且促进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资源协同。同时，数智化的深度融合使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界限日益模糊，催生了以服务为导向的新型制造业模式，如定制化生产和产品服务化，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数字经济的兴起也创造了全新的服务模式和业态，如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在线教育和远程医疗等。通过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体现在经济数据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以及对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上，这对于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新质生产力能够发挥“补链强链”的效应进一步优化产业功能体系，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第一驱动力，以传统制造业重点产业链为主要抓手，通过“强基、韧链、优企、提效”组合拳，切实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现代化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来说，其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过程就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从基础研究到技术体系，再到产业化的创新发展的进程。此外，新质生产力尤其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具备突破性、融合性发展特征，带来的融合交叉效应更加广泛。大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四链有机融合，不仅可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与效能，还有利于抢占战略性、未来性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开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赛道，持续塑造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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