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而身处其中的每个历史人物都难以自持。
1955年大授衔中共授予了包括十大元帅、十大大将在内的一千多位将军。
军衔的评定当然是公平公正的，但既然是评定自然就难免会有非议，评高、评低、位次之争也自不会噤声。
一如萧克、张宗逊的授衔、位次便是体现。大授衔中二人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但关于二人的授衔，尤其是萧克将军的授衔却又有普遍的认为被过于低授一说；而在二人谁才是“开国第一上将”上也是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作为当事人的萧克、张宗逊（二人在建国前几无交集，但建国后却曾一度共事），在建国后彼此之间又因一件事而导致矛盾尖锐，以致于晚年也互不来往。
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萧克，1907年出生于湖南嘉禾。
黄埔四期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彼时便已经担任了叶挺所部的连长。
而在大革命失败后，萧克也跟随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又参加了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时期，萧克表现出色，出类拔萃的军事能力也让他的职务迅速拔擢，短时间内便相继担任了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等高职。
抗日战争期间，萧克又担任了八路军120师的副师长，也是八路军六大师长之一。
从这一阶段来看，无论是资历还是职务、战功上，萧克都是佼佼者的存在，大将乃至元帅都不为过（八路军六位师长其他五人也皆为元帅）。
但是他解放战争时期的任职，显然是“拖后腿”的，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四野第一参谋长等职务虽然很高，但却与大将、元帅就相去甚远了。
再看张宗逊，1908年出生于陕西渭南。同样作为黄埔毕业生，资历上也是相当耀眼。
参加过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毛主席的爱将，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36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等职务。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则担任了八路军旅长、军区司令政委等职务。
到这里他的职务是不如萧克的，但解放战争后张宗逊实现了“反超”，先后担任了陕甘宁野战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等职务。
而在评定级别上他是大军区副职，倒是符合大将军衔的评定。但涉及到第一野战军中有许光达作为大将的代表也就被授予了上将。
关于二人谁为开国第一上将上，现在来看“萧克镇上将”显然更为人所认同。不过我们要说的是这与说张宗逊第一上将其实都是有依据的。
张宗逊的“第一”是源自军委与总干部部的评定呈报审批文件，张宗逊排上将首位，萧克则为第四。
而萧克排在“第一”则是源自彭、罗写给毛主席的报告以及后续的国务院周总理授予的命令状（也与萧克彼时的职务国防部副部长有关），萧克第一，张宗逊则为第三。
至于导致二人的矛盾，则又要从1955年说起。
1955年，组织上安排张宗逊担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当时萧克也是训练总监部副部长，两人这才有了一些接触。两年后，萧克升为训练总监部部长，成为了张宗逊的上级领导，两人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几个月时间。紧接着组织上安排张宗逊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按道理说，两人都不在一个部门了，怎么还能闹矛盾？这又和当时中苏关系的恶化有关。
众所周知，建国后我国是一边倒模式，我军也学习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模式进行训练。
对于这一点张宗逊非常敏锐，一开始大力提倡学习苏联。可中苏关系恶化后，张宗逊又转为批判学习苏联，认为学习苏联越多，中毒越深。
从彼时的环境来看，这无可厚非。但相较于张宗逊的敏锐（或者说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萧克性情上则很是耿直，就难免“固执”的多，他也认为尽管中苏关系恶化，但苏军的战术体系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如是之下，两人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后来张宗逊调到总参，1958年萧克再次主持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为了统一意见解决问题他居然把已经调往总参工作的张宗逊叫了回来，公开在会上点名批评。
大会上两派的意见互不相让，辩论很激烈，还牵扯到了彭总（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之语），张宗逊毕竟是彭总的副手、爱将。
而这样的对立，辅以之前训练总监部与国防部之间萧克与彭总的不一致意见，萧克写给彭总的信，也让萧克迅速成为了被批评的对象。
1958年夏季，彭总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批评萧克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萧克也被迫离开军队，训练总监部也随即被裁撤。
话分两头，事后数年彭老总是意识到了对萧克的错误批评的，也托了侄子道歉。
至于萧克与张宗逊则几无任何私人往来。而在谈及此事时，萧克将军回忆录中也不乏反思之处，认为张宗逊同志已经调往其他部门，再把他找回来开会是不妥当的。
理性来看这件事，两位上将其实也都是为了公事国事，并不是因为私人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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