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Heinrich Hoerle
1959年，科学家出身的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年一度的瑞德演讲（Rede Lecture）：《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主要是围绕文学和科学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展开。斯诺认为，长期以来，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一直对科学、技术、工业和社会进步怀有敌意，也因此，他们正在阻碍整个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发展。斯诺的演讲引起了广泛讨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文学批评家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与他的论争。利维斯并没有过多地针对斯诺的论点发起挑战，而是质疑他的声望，他将斯诺所享有的盛誉描述成了一个社会误入歧途的明证。利维斯的猛烈抨击使得“两种文化之争”演变成“斯诺—利维斯之争”。
斯诺爵士发表演讲时大约没有料到他将掀起的是这样一场思想风波，以至“两种文化”成为和他本人的名字紧密绑定的观念标签。伴随利维斯的质疑而展开的这场跨越20世纪60年代的论争被冠以“两种文化之争”之名，仿佛它是大半个世纪前发生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另一场交锋的再现，但仔细考察其间涌现的各路支持与反对声音便会发现，正如发端于此一时期的科学的社会历史学，作为一组对立概念的科学与艺术此刻有如一匹特洛伊木马，携着围绕技术进步、大学使命、帝国命运而展开的不同意识形态主张，轮番走上英国的文化与政治舞台。“科学”作为一种语言，为更大范围关于英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辩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
《两种文化之争》的作者奥尔托拉诺提醒我们，应当问的是：所谓“两种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陌生人的眼光进入，我们便得以辨识出这场论争如何与战后精英政治时代的兴衰、后殖民主义与冷战意识的发展彼此交织，一窥战后英国的政治议题与各派力量的较量。而斯诺与利维斯各自职业生涯中的得意与失意，不仅投射出两人对文化政治运作方式的不同理解，也是一个时代思潮起落的生动写照。
今天的书摘来自新书《两种文化之争》。
两种文化之争：战后英国的科学、文学与文化政治
作者: [美]盖伊·奥尔托拉诺 译者: 沈矗
出版: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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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而外看历史
“历史……是由事件组成的，”汤普森（E. P. Thompson）如是写道，“如果我们不能深入了解这些事件，我们就根本无法洞察历史。”汤普森强调对某些特定事件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可能会反过来修正人们对那些事件所处的更广泛的历史的解读。本书遵循汤普森的教导，试图通过“深入剖析”英国历史上一个人尽皆知的事件——20世纪60年代初的“两种文化”之争——从而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通过研究这场论争的源起、内容和背景，我发现，此前被解读为艺术和科学的学科之争的这场论争，实际上是涉及英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识形态纷争。反过来，这种解读又修正了我们对与论争相关的其他问题的理解—从这个角度看，“两种文化”之争又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英国历史上一些最具争议的问题。大学的扩张、社会历史的发展、对民族衰落的焦虑、有关前大英帝国的争论，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都因与科学挂钩而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无论是对“科学”的支持抑或反对，无一例外地牵涉到英国——乃至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前进方向问题。从最广泛的层面来说，“两种文化”的论争是两个大历史中的一个特殊事件：相对较近的战后英国史，以及较为悠久的艺术与科学关系史。事实上，这些历史也被斯诺（C. P. Snow）在《两种文化》这本书所确立的框架之内继续讨论着：一边是战后英国的衰落史，另一边则是作为两种文化的艺术与科学之争的历史。不过，本书并没有全盘接受这些论点，而是由内而外地，从“两种文化”的论争这一中心议题开始，对它们进行修正性的解读。
C. P. S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这场风暴太不可思议了”
这场论争的发展脉络很容易勾勒。1959年5月7日，科学家出身的小说家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年一度的瑞德演讲（Rede Lecture）。斯诺演讲的题目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他的主题也主要是围绕着文学和科学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展开。斯诺认为，长期以来，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一直对科学、技术、工业和社会进步怀有敌意，也因此，他们正在阻碍整个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发展。斯诺的演讲引起了广泛讨论，一直到1962年2月，文学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在剑桥发表另一场演讲，质疑斯诺的论点，演讲的题目是“两种文化？C. P. 斯诺的意义”。利维斯并没有过多地针对斯诺的论点发起挑战，而是质疑他的声望，他将斯诺所享有的盛誉描述成一个社会误入歧途的明证。利维斯的猛烈抨击使得“两种文化之争”变成了“斯诺—利维斯之争”，但是，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斯诺都隐而不发，不予回应。1963年10月，他终于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简称TLS）上做出回应，重新回顾了自己的论点，涉及利维斯的地方却只是一笔带过。然而，利维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不同高校的不同场合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不断推进他的批评：1966年在哈佛和康奈尔，1969年在威尔斯，1970年在布里斯托尔，1970年和1971年在约克。1970年，斯诺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又一次发文，进行回应，再稍后，斯诺和利维斯分别把自己所写关于“两个文化”之争的论文结集出版。
不过，以上概略的描述未能传达论争的激烈程度。例如，斯诺在其最初的演讲中，在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各自为政的遗憾之后，就迅速转向，将现代主义者与纳粹相提并论。他以赞许的态度引用了一位科学界同仁的话：“难道他们所代表的一切影响不是让奥斯威辛离我们更近了吗？”利维斯则首先质疑斯诺的小说家身份，继而对他是否有思想表示怀疑：“在应对斯诺提出的论辩观点，或者说应对那种全景式的伪中肯性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其观点毫无思想内涵，毫无想法，让人不知该从何谈起。”而由斯诺和利维斯引发的论争也不乏火药味，各种指控和反击充斥着《旁观者》（Spectator）的版面：“利维斯，”一位作家宣称，“就是文学界的希姆莱（Himmler）。”也难怪美国的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有些惊诧，他在纽约关注着这个事件，并由此感叹道：“这场风暴太不可思议了。”在这里，特里林意指由于利维斯的介入而引起的骚动，但他很可能对整个“两种文化”论争持同样的看法。
自那时到现在，评论家和历史学家都一直在试图解释这场论争。有一种方法采用了斯诺自己提供的术语，将这一论争描述为“两种文化”——即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冲突。斯诺认为，体制立场，再加上文化偏见，造成了科学和文学界知识分子之间无法相互交流的局面，且这种局面颇有愈演愈烈之势。斯诺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发言的，但是，他曾经接受过科学家的训练，而且，从他的演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更青睐后者。利维斯称，斯诺这一表述缺乏严谨性。但是，他的攻击非但没有推翻斯诺的论点，反被视作对其论点的至高认可。特别是在《旁观者》刊登利维斯的文章后，这种解读变得尤为突出。例如，物理学家伯纳尔（J. D. Bernal）表示：“如果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来让人们相信斯诺在《两种文化》中表达的论点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的话，那一定是利维斯博士的演讲了。”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提出斯诺的“科学主义”与利维斯的“文学主义”之间的对称性时，把这一点表述得更为明确了（尽管不够优雅）。
阿道司·赫胥黎
然而，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场论争中的论点及参与者本身并不应该由学科差异加以界定。毕竟，斯诺已经离开科学工作有近二十五年之久了，在他发表瑞德演讲时，他的声望主要来自他作为一位小说家的建树。他在演讲中呼吁大家进行一场科学教育的革命——但这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作为国家现代化和全球工业化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而利维斯在他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攻击的不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而是作家和批评家，而且，他在里士满演讲（Richmond Lecture）中也没有把矛头指向斯诺提出的支持科学的建议，而是针对他作为一名小说家的身份。同样，艺术与科学的二元对立也无法解释牵涉到更多人的这场辩论：对斯诺批评最尖锐的两位，一位是物理化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另一位是生物化学家迈克尔·尤德金（Michael Yudkin），而他的捍卫者中则包括小说家威廉·格哈迪（William Gerhardi）和诗人伊迪丝·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同样，利维斯得到了那些希望与斯诺保持距离的科学家的支持，文学界却普遍对斯诺的论点赞赏有加：《文汇》（Encounter）分两部分报道了瑞德演讲，BBC也在那个夏天播出了一个版本。此外，《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也是支持斯诺胜于利维斯。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都表明，这些论点并不仅仅是对学科利益的常规性维护。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艺术与科学的二元对立从一开始就未能承担起人们赋予这场辩论的解释重负。
第二种，也是更有成效的方法，是将这场论争置于一个关于艺术与科学关系的讨论传统之中。19世纪80年代，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和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之间的交锋可以被视为这场论战的先驱者。1880年，赫胥黎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讲中呼吁科学教育，作为回应，阿诺德则在1882年的瑞德演讲中为人文教育作辩护。从1882年阿诺德的瑞德演讲到1959年斯诺的瑞德演讲，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1928年，剑桥联盟（Cambridge Union）曾就“科学正在摧毁艺术”这个命题展开辩论；1946年，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将科学思想与人文思想的分野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到了1956年，博学多才的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也在讲座和著述中反复阐述这一命题。这些著名的论断，再加上一些不见经传的述评，早在斯诺发表瑞德演讲之前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下面这组引文集锦选自1953—1959年间的《倾听者》（Listener）：
如果科学和哲学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那么，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自然就更少了。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老死不相往来……第一步，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一步，我们必须尽己所能，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建立一种双向的交流……科学家需要更多地了解通识文化（general culture），而历史学家则需要在科学方面打下更好的基础……但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二元对立是错误的……对各种艺术、历史、哲学等一无所知的科学家与一个不了解科学的基本思想、概念和方法的‘人文主义者’一样，都是人格不完整的人……让我们一起，形成一股合力，克服一切惯性力量，使科学家和人文社科学者能最终一起走向未知世界。
视错觉艺术
从这个角度来看，斯诺和利维斯的交锋可以看作对这一旷日持久的传统对话的另一轮贡献。
然而，此种解读也有其局限性。毕竟，这一传统存在的本身就会让人质疑：一个如此熟悉的话题何以引发如此激烈的争辩呢？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给出了一个答案。“在这种文化内战中，”他解释道，“每一次新的交锋都承载着昔日的失败和残酷的重负。因此，除了引起当前争端的表面原因，争论背后必定还藏有更多的利害关系。”但是，如果历史学家或评论家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动态，没有注意到这一传统中不同代际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他们就有可能给截然不同的历史事件赋予同一种解释：赫胥黎和阿诺德争论科学和文学在教育中的相对位置，因此，斯诺和利维斯争论的肯定也是科学和文学在教育中的相对位置——不同之处是斯诺把现代主义者与奥斯威辛集中营联系在一起，难免略显尴尬。此外，一旦人们认为斯诺和利维斯只不过是在旧话重提，那么，他们的交锋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他们的对话似乎跟原来的脚本只是略有不同而已。例如，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就认为，他们的论争“实际上只是19世纪80年代马修·阿诺德和赫胥黎之间斯文辩论的一个翻版”，文学家阿尔文·克南（Alvin Kernan）则总结道，“无论是斯诺还是利维斯……都没有为诗人和哲学家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重复上演的论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这些评论家努力去寻找斯诺和利维斯置身的那个传统，最终却忽略了他们那场论战的具体内容和语境。因此，我们不仅有必要把这场论争置于一个悠久的传统之中，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把它从那个传统的局限中剥离出去。
应该说，这场论争确实是由于学科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变本加厉，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确实跟那个由来已久的传统相契合，然而，这两种解读都不能充分说明这一特殊事件的立场和其中蕴含的能量。着眼于斯诺和利维斯之间的个人分歧同样于事无补：毕竟，他们在剑桥周围那个小圈子里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并且，他们后来都否认他们在辩论之前存在任何敌对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个熟悉的话题会在20世纪60年代初引发如此激烈的论争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已超出个人好恶或学科较量的范畴，最终将引领我们进入战后英国的文化政治生活。
扮演陌生人的角色
本书讲述了有关“两种文化”之争的一段文化史。它虽然受益于社会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的各类著作，但并未像社会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将这场论争解读为社会阶层或体制利益之间的冲突，也不像思想史学家那样，意在描绘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点讨论相关问题的思想家谱系。相反，本书是通过论争来探索战后英国的社会和文化，它采用的是文化史学家的方法，试图从那些在今天看来不同寻常的角度走进过去的文化。例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有一个经典描述，他以屠杀一屋子猫的所谓“狂欢”仪式为契机，去复原法国旧政府时期手工业文化的方方面面。“当你意识到，你无法领会一个对当地人特别有意义的东西——一个笑话、一句谚语、一个庆典时，”他解释说，“你就会明白，该从何处入手，去掌握一个陌生语意体系，去解开那团乱麻。”达恩顿还可以在他的清单上增加一个“论争”，就像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所做的那样。戴维斯说：“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有时也可以揭示迷失在日常纷繁中的动机和价值观。”斯诺和利维斯之间的交锋就是这样一场论争，它生发自当时的背景与文化，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揭示着这一背景与文化的真谛。
William Hogarth, First Stage of Cruelty, 1750
达恩顿和戴维斯是早期现代的史学家，但他们对陌生事物的强调对晚近的史学家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历史方法既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主题问题，而这个方法的关键则是因距离而产生的视角。对历史学家而言，要与新教改革或法国大革命建立一个阐释的距离，已经够困难的了，而当研究对象不那么遥远的时候——比如战后英国，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因此，为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就需要记录它与现在的距离——也即它的不同之处。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谢佛（Simon Schaffer）把这种挑战当作历史学家“扮演陌生人”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论争发生的那些时刻为达成这一目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历史主角们经常扮演的那个角色，常常与我们假扮的陌生人不谋而合，”他们解释说，因为“在论争的过程中，他们试图消解对手那些带偏好的、想当然的信念与做法”。也就是说，在公开辩论的过程中，那些本来可能隐藏起来的假设和价值观会被曝光，并得到清晰的呈现，使得论争成为了解这个当初看似熟悉的世界的一个崭新的切入点。
在近代史的写作过程中，当史学家的解读范畴缘起于或沿袭于它所研究的对象时，另一个问题也就产生了。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所告诫的那样，“我们不能用古代的语言来进行现代化的思考；我们要么背叛了那个时代，要么背叛了这个时代”。在战后英国的历史中，这种被因袭的（若非古代的）范畴包括“衰落”和“两种文化”。这种状况在宗教改革或奴隶制的历史中很难被容忍，如果这个命题近在眼前、更为人熟知的话，问题也会同样存在（即使不那么明显）。将“两种文化”之争解释为两种学科文化之间的冲突，无异于说，在现代欧洲的早期，女巫受到迫害就因为她们是女巫，或者说，逃亡的奴隶被归还给主人就是因为他们是财产。以这些范畴（“女巫”、“财产”、“两种文化”）作为我们的解释条件，只是于现在的语境之下重复了它们过去的范畴，而需要历史解释的正是这些范畴本身的发展和使用。因此，要领会这一事件的含义及意义，就必须以“两种文化”的论争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两种文化本身。
在有关斯诺、利维斯以及“两种文化”之争的大量文献中，最有见地的论述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批判的视角来看待“两种文化”这一范畴。利维斯的传记作者伊恩·麦基洛普（Ian MacKillop）就通过把利维斯而非斯诺置于叙事的中心，达到了这个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他们之间的论争似乎不像是科学和文学之间的较量，而更像是对过去的不同解读之间的冲突。麦基洛普总结道：“把斯诺和利维斯之间的冲突描述成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冲突是错误的，这是一场关于历史的冲突，在20世纪60年代，利维斯对历史越来越感兴趣。”在再版的《两种文化》一书中，斯蒂芬·科里尼的引言也同样对学科范畴提出了质疑。他告诫大家：“在讨论这个主题时，很容易落入一个致命的陷阱，那就是把‘科学’和‘文学’视作稳定的实体，认为它们在某一时刻适时地冻结了（通常是在我们自己的观点最初形成的那一刻）。”相反，科里尼记录了那些领域之间不断变化的联系，同时，他找出了对这一特定事件有推动作用的当代问题——包括人造卫星（Sputnik）、社会阶层、精英体制、大学扩张，以及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的“白热化（white heat）”。大卫·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所写的则完全是另一种传统，他讨论了美国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文化政治事件中运用的“科学的”价值观——如诚实、宽容、民主和现世主义。而斯诺就在此时——在这一故事即将结束之时——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他挥舞着与“科学”相关的价值观，来挑战自己的竞争对手。尽管麦基洛普、科里尼和霍林格的叙述各有侧重，但他们都关注到了“两种文化”之争如何为更广泛而深远的问题提供了表达途径。
《死亡诗社》剧照
历史的视角也要求我们，即使在拆解斯诺所提出的概念时，也应承认他的重要性。这种同理心并不容易达成，因为斯诺的名声与他生前已经是今非昔比。然而，文化史学家研究斯诺的原因并不是他作为小说家或思想家在当今的地位，而是他在过去的意义，用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的话说，他是“一个在他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人物”。坎纳丁解释说：“他的小说不再如过去那般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对任何一个对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英国生活的某些方面感兴趣的人来说，它们依然是必不可少的读物。”也就是说，今天的历史学家对斯诺感兴趣，是因为斯诺在他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他名声的起起落落也为我们深入了解那个年代更广泛的社会态度提供了一个视角。戴维·艾哲顿（David Edgerton）对《两种文化》及其史学影响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他也同样认可斯诺的历史意义。艾哲顿指出，在20世纪许多拥有科学背景的英国作家中，“斯诺作为一个思想家，可谓最负盛名，也最具影响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艾哲顿不仅没有否认或者驳斥斯诺的地位，还从这一地位中读出了它对理解英国社会和文化的启示。他把斯诺描绘成了一个倡导大家站在技术官僚的角度批判现代英国的典范。斯诺对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边缘化地位感到痛惜，尽管这三者已经因为国家的投入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有点自相矛盾）——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从大家对利维斯之反驳的敌意态度中可以一见端倪。艾哲顿认为，斯诺的地位与利维斯的批评同样重要，他对二者进行解读，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这场论争及其语境和影响。坎纳丁承认斯诺作为小说家的声誉日渐衰微，艾哲顿也不接受斯诺关于科学、文化和英国这个国家的论述，但是，他们二人都认可并强调斯诺的历史意义。
关于“两种文化”的报道和文献浩如烟海，本书无意再增加另一种评论，而是希望为上述这种更为稀缺的史学研究贡献一些方法和见解。所以，本书没有想当然地认为这一事件及其背景已经广为人知，而是以这场风波为契机，带着一个陌生人的眼光进入它的世界；本书没有使用研究对象自己提供的范畴作为分析术语，而是解释了那些范畴本身的源起和内容；本书也没有完全摈弃那些已经沦为明日黄花的人物的意义，而是试图复原那个成就他们论点并使他们的声望与日俱增的语境。我们将看到，斯诺和利维斯对于他们所认为的“现代文明”的看法和评价是不同的。对斯诺而言，现代文明就是工业文明：它起源于18世纪和19世纪，为大多数人带来了物质繁荣和社会机遇。与此相对，利维斯认为现代文明催生了大众文明：它起源于17世纪，取代了此前一度繁荣的统一的文化。针对这些发展，斯诺和利维斯与代表左翼的社会主义和代表右翼的保守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二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有才华的个人身上。但斯诺认为，个人应该通过现存的制度来扩展现代文明的益处（我将这一立场称为“技术官僚自由主义”），而利维斯则希望聪颖的个体可以维护正在受到现代文明威胁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我将这一立场称为“激进自由主义”）。
在“两种文化”的论争中，这些观点发生了碰撞，但这些争论并没有止步于他们演讲的结论或者他们任职的学院的大门。如果我们追随斯诺和利维斯的脚步，离开他们的讲台，走入更为广阔的观点交锋之地——从剑桥内部的地盘之争，到有关英国历史的争论，再到关于前帝国的辩论，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在每一个这样的例子中，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扛着“科学”之名的主张都被推到了前台，因此——无论多么不可思议——这些看似不相干的讨论都与“两种文化”的论争交织在一起。与那场论争一样，这些讨论也不是仅仅因为眼前的话题才获得了生机，因此，揭开斯诺和利维斯之间论争的利害所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文化政治在英国的运作方式。
本文作者 盖伊·奥尔托拉诺（Guy Ortolano） 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政治文化史、英国史、城市史和科学史，尤其关注精英政治、社会民主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另著有《撒切尔的进步：从社会民主主义到市场自由主义，一座英国新城镇》（Thatcher's Progress: From Social Democracy to Market Liberalism through an English New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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