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
第12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揭晓!
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为新观众“设计”自然》
斩获翻译类银签奖
[加] 伯纳德 · 莱特曼 著
姜虹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
本书主题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科学传播,伯纳德·莱特曼探讨了30多位高产、有趣和颇具影响力的科学普及者。这项跨学科研究涵盖了科学、宗教、性别、文学、出版和视觉文化等众多学术领域,对科学知识的市场、宗教与科学的张力、科学职业化与文化权威的角逐、科学中的女性角色和性别意识、进化论的传播和争议等议题提出了全新见解。
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是海峡两岸最重要的科普奖项,由吴大猷学术基金会主办,中国科学报社、Openbook阅读志合办,旨在中文科普著作中选拔优良书籍、推广科学教育,以信(内容丰富正确)、达(表达清楚)、趣(吸引读者、可读性高)为评选标准。
本书中文版在原书出版十五年后问世,作者欣然应邀为中文版写序,畅谈该研究中的跨学科视野。此前, 《上海书评》邀请本书译者姜虹采访了莱特曼教授,再谈维多利亚时期科学传播研究涉及的重要议题。
作者表示科学普及在1837年之前是比较少见的,曾经被当作科学普及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科普形式。对此有一个充满争议的说法是,大约在1800年之前科学普及无从说起,因为那时还不具备它所需要的条件。在十八世纪及更早期的科学写作是面向很小的读者群,他们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经济实力,有能力阅读和财力购买昂贵的书籍,是社会的富人阶层。在我看来,当我们谈论“大众/通俗科学”(popular science)时,所指的应该是面向社会大部分群体的科学读物,除了上层社会,也应该包括中产阶级甚至更底层的读者。大众科学所需的条件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显现,出版商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出版方式。例如,1826年开始的“知识传播协会”系列丛书,就是为了了解科学读物是否拥有足够大的读者市场,大量类似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这样的读者市场还未形成。詹姆斯·西科德(James Secord)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轰动》(Victorian Sensation)中指出,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铁路系统的发展、纸张成本的降低、印刷技术的进步、识字率增加等原因引发了一场“通信革命”(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导致印刷文化的巨大变化,价格低廉的印刷品涌现,改变了英国的大众读者市场。西科德重点关注了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的《创世自然史的遗迹》(The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1844),这本书的畅销意味着出版商所期待的读者市场业已形成。于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面向大众读者的廉价科学读物爆发式增长,这段历史即为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在那之后的科学普及,读者可以参考彼特·鲍勒(Peter Bowler)的著作《全民科学: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Science for All: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相比之下,我更关注非科学家的科学普及活动,鲍勒所关注的对象大多数是科学家,试图表明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越来越多科学家投身到科学普及之中。
关于十九世纪欧洲大陆国家的状况可以参考伯纳黛特·本索德-文森特(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林恩·尼哈特(Lynn Nyhart)和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等学者的著作。欧陆与英国的状况有所不同,因为受到了不同的历史原因影响:一方面,英国大众科学的自然神学基础不如欧陆那么显著;另一方面,英国发生的通信革命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时间有所不同。
(摘自《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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