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作家安昌河创作的“信仰三部曲”（《千日旱》《血与骨》《山桃红》）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而此时距其交稿已逾三年，距其创作起始已逾六年，距其酝酿构思已逾十年。十年磨一剑，匠心至初心。这部横跨一个世纪的百万字长篇巨著沿袭了安昌河一以贯之的文学理想国——秦村—土镇—爱城，这三个地方“刚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建制：出生在秦村，求学在土镇，发展在爱城，死亡在秦村，正好形成一个圆”，依次见证了人生的起承转折。而安昌河就如一位兢兢业业的打石匠，用铁楔、錾子和手锤深入到“秦村—土镇—爱城”的每一寸肌理中，一点一点抠凿着这片文学世界的孤峰、平原与盆地，赋予其地理景观、人性景观、社会景观和历史景观。关于苦难与希望、信仰与背叛、欲望与救赎的故事，就埋藏在那层砂砾与粉末混杂的石屑里。
安昌河“信仰三部曲” | 四川人民出版社
/穿过命运那扇窄门 /
“我决定当一个作家了。”
安昌河对苦难的执拗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特殊年代，历史的错位使他的父辈被一种庞大且无形的力量牢牢摁住，“这种羞耻是会进入血脉的，会像基因一样遗传给子孙”，于是孤独的文字便成为安昌河的精神出口，“躲在防空洞里看小说，躲在小溪旁的树丛里看小说”，躲在事物的背阴处旁观着周围的一切；16岁时，安昌河被迫辍学，远赴山西煤矿，在瓦斯与塌方的险境中开绞车、打炮眼、铲煤块，感受着那种来自青年的、积极热血的“清澈的愚蠢”。
安全感在这里似乎成了一组反义词，一种因贫穷和饥饿带来的生存危险置换了另一种恐惧和意外带来的死亡危险，“曾经有一个班被垮塌的顶板石压在下面，收拾他们的遗体时，得拿木楔子从地上往起刮”，好在“那时候国家干部的工资百十块不到，我一个礼拜就可以挣他们一个月的工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煤矿还是一个藏污纳垢、逞凶斗狠的地方，好些犯了事的、躲避仇杀的，都往煤矿里跑”，钢丝上的平衡术维持了数年之久，安昌河也因此见识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并对人性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
安昌河在山西
日复一日的超负荷机械劳动终究抵消了初入社会时的新鲜感，相较于丰厚的经济回报，安昌河更倾心于那些方块汉字组合的奇妙力量，相信工友们嘴里吐出来的带着颗粒感和煤灰气的乡野故事，相信夜幕下的高原上一盏盏星辰点燃的大地辉光。在此期间，阅读的渴望如同嘴角上那簇蓬勃的胡须，因为担心长篇不过夜，安昌河甚至做到了对《先秦散文选》和《宋词三百首》烂熟于心，并在那些激扬顿挫的文言停顿中确认了自己的方向。没多久，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将自己押回了故乡安县乡村。
“我决定当一个作家了。”
安昌河镜头下的安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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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中寻求光明/
“诚如余华先生所言，文化馆的确是个好单位。”
回到故乡那几年成了冰与火的分界线，尤其是父亲去西藏务工后，伺候庄稼地的重任全压在了安昌河肩头。白天在土地里耕作，夜晚在一本四角号码的词典里耕耘，那些由字词句段组成的文字迷宫使他由衷体验到一种天然的快乐。“挖地的时候，先拿出来背诵几组。背熟了，停下锄头，再拿出来读几组”，甚至凭着一本中学劳动技术课本《植物栽培》，安昌河不仅“种出了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好最高产的辣椒！还学会了怎么施叶面肥”。
修理地球的夙愿被结婚生子的“人生波折”拦腰斩断，为了偿还恋爱和婚礼欠下的巨债，乡村王子变成了个满村子吆喝叫卖的“何豆腐”。豆腐行当没能把他从泥淖里拔出来，尽管他做的水豆腐、豆腐干、豆皮品质极佳，但乡村从来不缺石磨，更不缺对黄豆得心应手的平头百姓。
毫无疑问，安昌河再次失败了，也正是这次失败让他下定决心逃离农村。土地不养人，那就去县城寻找机会。恰逢安县电视台招聘采编播人员，最低学历要求高中，几乎没有正经写作经验的安昌河动了心思。虽然只有土地里的泥腿子文学训练，安昌河还是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那一刻，浮萍般游荡的他有了《人生》中高加林跃出农门时的喜悦与欢心。不同于高加林的是，安昌河明白，自己无依无靠，只有一条道走到黑，才能看见黎明的曙光。
人到中年，回忆这段往事时，安昌河仍旧动情地说道：“每天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我系统地读完了《电视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学》和一些著名新闻人的传记。差不多三个月，我就成了台柱子。半年不到，我就成了安县的‘著名记者’。一年半后，我就自己开办了两三档电视节目，成了部门负责人。”
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成了。
当记者时的安昌河
这种成功并非对农村生活的剥离，相反，拿到人生中第一笔令人激动的版税时，安昌河拆掉了村里的老房子，重建了一座三层小楼。“离乡越久，他越加坚信：你有多讨厌你的父亲，最后总会变成你父亲的样子；你有多想远离你的乡村，最后总会以比你离开时更快的速度，回到你的乡村。”
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安昌河慢慢体会到了合同工不公正待遇的挫败感，新闻事业也难以突破瓶颈，几乎未经犹豫，他便提交了辞职申请书，准备远赴河南另谋出路。命运却在这时拐了一个弯，县领导以解决特殊人才待遇的政策，将他再次留在了县文化馆。
从学生到矿工，从矿工到农民，从农民到记者，再从记者到文化馆文学专干，兜兜转转一圈，最终还是那本翻得外皮发毛的四角号码词典拯救了他。
“诚如余华先生所言，文化馆的确是个好单位。”
“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三天在帐篷创作《我将不朽》的安昌河
/活着就是为了讲述/
“我就像一张弓，永远都是饱满的样子”
早在电视台时，安昌河便创作了《鼠人》《鸟人》等一系列充满魔幻色彩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为他带来了部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文学根据地“秦村—土镇—爱城”也由此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创作生涯中，成为一个抹不掉的文学印记。
进入文化馆后，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的万花筒世界。最显著的变化是，几部小说接连出版。此外，作品《菜刀传奇》改编为电影《刀见笑》（导演乌尔善凭借此片荣获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作品《租妻七十二小时》改编为电影《踩桥》，进入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作家高研班，获得了一些文学奖项，整理并出版了十来部文献研究、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专著。
安昌河在鲁迅文学院，从左至右依次为李进祥（已故）、
安昌河、刘一澜、李明华
一个真挚的作家，在追逐社会普遍认可的成功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难以消解的复杂情绪，但安昌河始终保持着一种出身草根的韧劲，“我一直在认真生活，不管是在哪个环境，哪个状态，我都是以一种极其认真的态度在生活，在热爱生活，并且对未来抱有极大的耐心和希望。所以，我的创作从来没有呈现出懈怠。我就像一张弓，永远都是饱满的样子”。
文学评论家何平谈及安昌河的创作时说道：“安昌河巧妙地复活了那些深藏在记忆深处的乡村经验，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地展现了勤劳淳朴、执着坚韧的民族性格。其作品始终聚焦于善恶纠缠中的人性探索，挖掘出具有民族史志色彩的人性蕴涵。他讲述的不仅是秦村故事、四川故事，更是样本式的民族故事、中国故事。”
安昌河和《山桃红》编辑
安昌河和《千日旱》编辑
长篇小说既是时间的艺术,又是空间的艺术，相比于之前的作品，“安昌河信仰三部曲”（《千日旱》《血与骨》《山桃红》）可能呈现出另一个维度的秦村叙事，它们乌黑且明亮，如阳光灼灼地照射在矿井边的煤堆上，如何长安坐在一条名为安昌河的涪江支流旁。
BOOK
安昌河“信仰三部曲”函套版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安昌河信仰三部曲”由《千日旱》《血与骨》《山桃红》构成，是作家安昌河潜心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苦难深重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前舍生忘死的共产党员、改革开放年代进城的青年男女为对象，构建了独属于作者的“爱城—土镇—秦村”精神家园。
《千日旱》以农民安子谦的经历和视角，为读者还原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因洪涝、干旱、兵灾、人祸而带来的末日景象。秦村人因种植罂粟惹来兵祸惨遭屠戮，接着由于洪水和持续的干旱，成为千里赤地。当村庄只剩下一个年迈的农民和一头饥饿的野猪，谁会活到最后？这是一部苦难之书，也是一部希望之书。只要有信仰，只要心怀希望，万物从未死亡，只是在孕育更大的生命的力量。
《血与骨》主要描绘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时期，土镇青年安辰极如何领导一群志向远大的青年，为推翻反革命政权而英勇斗争的历程。在革命遭受挫折后，安辰极依然坚守信仰，为理想英勇献身。小说以土镇的土地革命为切入点，生动再现了大革命前后农村社会的尖锐矛盾和剧烈变革，进一步勾勒出共产党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奋斗轨迹，充分彰显红色基因底色。
《山桃红》以秦村三个家族两代人的爱恨纠葛为叙事线索，跨越秦村、土镇、爱城、绵城四地，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直至二〇〇八年，长达四十余年，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百态图。山、桃、红既是故事的主角，又巧妙地呼应了《牡丹亭·惊梦》中的经典唱词，人生万事无不有，繁花落尽命如戏。历经生活与情感的沧桑波折，梦境中回溯的何山终于揭开了故事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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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王 雪
复审：王其进
终审：黄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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