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依靠双脚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其中的艰难困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约有8.6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千余人。参加长征的女战士有32人，最终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长征中的女战士既要担负战斗和后勤工作，还要克服女性生理上的麻烦。二万五千里征战途中，她们也曾经分娩生育，但是恶劣的环境和队伍的大局，让她们既无法得到正常的照顾，更是面临着孩子出生就要离散的悲惨境遇。
生下来就被留弃在战场上的女婴，如今你在哪里？
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的女红军曾玉是湖南宜章人。随部队上井冈山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红军营长周子昆结了婚。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为干部休养连休养员。到达陕北。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在归队途中失踪。
长征前，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因怀有身孕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时，竟挺着七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成为“编外”成员，发现后被编入红一方面军休养连。因为是“编外”，她没有口粮，没有装备，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只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紧紧跟随着大部队，全靠休养连的同志们帮助。1934年12月一天，部队从广西、湖南交界的老山界(又名越城岭)峰顶下山时，曾玉感到肚子疼得厉害，是临产了。这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枪声越来越近。抬担架的民夫逃跑了，也不能骑颠簸的马匹。曾玉实在跑不动，低头一看，孩子的头已经露出母亲的身体。蔡畅等同志架着曾玉。钱希钧找来一丛枯草。几个女红军把曾玉围起来，就在枯草上，曾玉生下了长征途中红军的第一个婴儿。部队正要突围，只得用枯草把女婴盖上，还附了一张董必武写的纸条和几个银元。曾玉恋恋不舍地将她留在了出生的地方，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架着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
又一个出生就被留弃的孩子，生死未卜
女红军陈慧清(1909-1983)，广东番禺人，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任省港织造工会常委，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邓发结婚。
1930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委书记。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党总支书记。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为干部休养连休养员。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部仓库主任、粮食调剂局主任。建国后，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陈慧清已怀有身孕，跟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四渡赤水的一个清晨，部队刚刚离开宿营地开始急行军，陈慧清就面临分娩。休养连支部书记董必武、连长侯政和医生孙仪之安排把陈慧清抬进路旁一个草屋。陈慧清肚子疼得满炕翻滚，大喊邓发。董必武马上派人去把邓发找来。枪炮声越来越近，敌军已经追上来了。董必武得知是第五军团阻击敌人，马上派警卫员去告诉军团长董振堂，说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一定要顶住敌人的进攻。董振堂当即表示没有问题，让产妇慢慢生吧。中午时分，婴儿呱呱坠地。昏迷不醒的陈慧清被匆匆抬走了。董必武亲自写了一封信留给孩子和收养孩子的人，便和其他人一起赶路去了。后当军团长董振堂听到有的官兵埋怨说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不值得时，这位红军的军团长火了，董振堂说:“我们今天干革命，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产下毛泽东女儿托付给当地农民，至今下落不明
贺子珍 (1909.9一1984.4.19)，原名贺桂圆，又名贺自珍，江西永新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共党员，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委书记。1927年参加组织江西永新农民暴动，上井冈山。1928年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四军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秘书、毛泽东生活机要秘书。1931年任中央苏区机要科科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为干部休养连休养员，后任中革军委机要秘书。
1937年赴苏联治病，1948年回国任沈阳财政厅处长。1949年任浙江省妇联主任，后调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长期因病休养。1978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逝世。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因不能带孩子一起长征，贺子珍在瑞金含着眼泪把自己与毛泽东仅2岁的儿子小毛(毛岸红)交给留在根据地的毛泽覃、贺怡夫妇抚养，从此无儿子音讯。
1935年2月15日，中央红军长征驻四川古蔺白沙镇，贺子珍在路边一户叫吕福和的农家临产。16日拂晓，生下一女婴。贺子珍掏出仅有的四个银元交给钱希均，让她把孩子送给贫苦的孤寡老人张二婆抚养。她声泪俱下地说:“孩子没法带走，……让孩子在人民中间长大也好!”毛泽东开完会赶来看着虚弱的妻子说:“我们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幸福;为了人民的下一代，不得不丢弃自己的下一代。好在你们说张二婆行善，心肠好，托她寄养既然你放心，我当然也放心了。待以后我们建立了根据地，条件成熟了，再把女儿接回去。”张二婆为孩子取名“王秀英”。但由于时隔多年，线索太少，至今仍下落不明。
一天傍晚,部队行军到贵州盘县(今紫云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正要隐蔽休息。忽然，敌机飞来疯狂俯冲扫射、轰炸。贺子珍产后身体虚弱正躺在担架上隐蔽，发现另一担架上的团政委钟赤兵暴露在外面不能动弹，非常危险。她立即冲过去拖他的担架，看见敌机又俯冲下来，赶紧扑向钟赤兵用身体掩护。一颗炸弹在她身后爆炸，贺子珍遍体鳞伤倒在血泊中。经检查，为保护同志，她身中17块弹片。
长征前女儿送走，长征中生下儿子又没能留在身边
女红军廖似光(1911.4-2004.7.2)，原名廖娇，广东惠阳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与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何克全(凯丰)在广州结婚。后任少共中央巡视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为干部休养连工作组成员。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1937年任中共长江局工委副主任。1942年任陕甘宁边区庆阳陇东专区贸易局副局长。1948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建国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总工会筹备会主任，广东省工业厅副厅长，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78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廖似光从上海到瑞金中央苏区时就因为要通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忍痛把女儿交给了交通员，被转送到国际红十字医院，从此杳无音信。1934年10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时她已经怀孕四五个月了，挺着大肚子拿着一根木棍，步行跟着部队。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后，廖似光怀孕仅7个月就早产，生下一个男婴。为了能继续长征，她再次忍痛割爱，用毛巾将婴儿包好，写明儿子的出生年月和母子分手的原因，交给当地的老百姓抚养。廖似光在邓颖超让出的担架上仅躺了10天，便又徒步行军。产后不到一个月，她就参加连队的后勤工作，为部队找房子、找粮食、烧热水、征粮筹款。参加组织收容队，接应掉队的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把孩子留弃在长征途中的父母们通过各种途径辗转打听、走访、托人，希望能够找回自己的亲生骨肉，但是，经历了战乱年代的屠杀和逃离，信息和交通的闭塞，几十年过去，通过仅存的一点点记忆和信息，要找到当年的婴儿实在是十分渺茫。解放后虽说也出现过革命前辈找到流离失散亲人的喜事，但太多的革命前辈们不得不接受相聚无望的现实。
今天的中国和平、幸福，每个家庭成员享受着天伦之乐。想想上面这些先烈，她们是母亲，更是战士，正是她们用骨肉离散的悲痛换来我们万家团圆的欢乐。我们应当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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