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辉
2023年，无锡蝉联全国大中城市人均GDP第一，许多人惊叹也诧异于这座面积不大、人口不算太多的城市，在既不是“资源咖”也不是“副省级”的情况下，是如何从历史上长期陪跑的“小透明”，一跃成为近代工商名城，继而在现当代始终保持发展势头，最终在近年来连续四年荣登这一重要经济指标排行榜首的。
无锡运河新貌（陈平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无锡的崛起也并非一蹴而就，无锡工商业自近代腾飞不假，但假如没有一定积累，或者缺乏自身特殊优势，抑或没有抓住机遇的能力，为什么发迹的偏偏是无锡？
纵观历史，无锡虽然在上古时期曾经祖上阔过，但随着吴国灭亡而逐渐衰落。明代以前，古代正史中有关无锡的记录寥寥无几。这座小县城在中古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青蝉伏地、静待花开，但是大运河的南北畅通为无锡带来了发展机遇，运河水系调节水利的灌溉排涝作用，让无锡米成为一时“尖货”，运河水系织就的交通网络，促进形成了商贸交易的节点“米市”。于是，无锡既拥有古代农业经济之王“米”，又形成了古代商业之王“市”，兼有运河这一古代交通之王，三大优势的积累让这座小县城从元代起就开始赚取工商名城崛起的“第一桶金”。
早在商末，伯渎河为泰伯城带来了繁荣。无锡一些先吴遗址出土玉器所用的透闪石、阳起石，主要产自宁镇山脉一带，反映出无锡先民与这一地区部落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商品交换，并借助早期运河形成了距离泰伯城不远的甘露市等农业、手工业商贸集市。清《梅里志》载：“泰伯携弟仲雍隐居荆蛮，一夕忽有甘露降其地，乃置市。”
无锡出土的古代玉器
春秋后期（公元前6世纪），无锡已经“朝市粗立，舟车攘攘”。当时，吴国铸造的青铜剑闻名天下，但制剑所用的原材料铜、锡、铅等，无锡出产不多，需要借助运河从外邑输入。无锡阖闾城遗址考古中，发现了从马家浜文化到商、西周、春秋的遗存，说明在阖闾城建成前，这里就形成了历史悠久的人类聚落。阖闾城一带临湖而多山，缺乏农业生产用地，需要依托闾江这条运河来输送物资。
公元前473年，越灭吴，攻破泰伯城，这座中国早期的运河城市一度被夷为废墟。不过由于运河经此而过，具备了复兴的条件，战国时期黄歇治吴时，重建了这座城市。
秦汉时代，在运河边兴建了无锡县城。在此前后，无锡四乡陆续有了甘露市、洛社市、陆墟市等集市，这些集市主要分布在古江南运河沿线。其中陆墟市在运河芙蓉湖段附近，因汉时陆端在阳山取石为砻臼得名，是汉代无锡一个较大的商市，《寰宇记》称：“江东数州，皆藉其用。”望亭东汉即有之，但规模不足以设市，唐代因运河改道经此而过得到快速发展，才改设为市。据史料记载，汉代以后，籍运河之利，无锡烧制的城砖等商品行销江南各地，考古发现，镇江花山湾东晋罗城遗址内就出土了不少刻有“无锡祝伦罗城砖”“无锡李钦”等字样的城砖。
隋代，随着南北大运河的贯通，无锡城市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期。运河两岸都迅速发展起来，跨河而建的桥梁大大增多。隋代建第一座跨越城中直河的利津桥后，唐宋时又在城中直河上先后建造了永安桥、济安桥，这三座桥两堍十分繁华，到明代已形成运河边的“三市”。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载：“三市，在邑城中，大市、中市、南市也”。这三座桥也因“市”易名，分别改名为大市桥、中市桥和南市桥，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前。加上县市，当时无锡县城内同时有四座市，在同时代的县城里并不多见，这其中，运河是三市形成的关键因素。
无锡大市桥（在图上方房屋间）旧影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无锡汉代前农田土质属于最下等的第九等，对朝廷的贡赋属于下七等，食物仅能满足百姓生活需求，积蓄很少，虽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但随着运河水系的长期滋润和疏灌，农业水土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推动了无锡人口规模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到了唐代，运河让无锡上接江淮商品，下承太湖货殖，逐步脱颖而出，被纳入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带，发展成为朝廷评定的“望县”。
唐宋时期，大运河无锡段沿岸商贸昌荣、诸业兴旺，商品种类日益繁多，本地的稻米、土布、丝绸、陶器与外来的漆器、铜器、瓷器等商品，通过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此交易。1989年，无锡市区一次性出土了150公斤唐“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古钱。无锡一些唐宋墓葬内也出土了大量丝帛、金器、瓷器等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反映出当时无锡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超出以往。以城中直河附近洞虚宫、南禅寺等为代表的宗教场所也香火缭绕，宋洪迈《夷坚志》中就记载了好几则以南禅寺为背景的无锡轶事。
南宋绍兴年间，朝廷在江阴设市舶司，无锡所产的陶器、丝绸通过运河水系纷纷运往此处，再远销海外。商贸的兴旺也使无锡逐渐改变“日中为市”的旧习，出现了早、晚两市。20世纪60年代初，在城中直河原太平桥处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条保存完好的砖街，砖街两面填土处发现多枚“熙宁通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淳熙通宝”等宋代古钱，显示了这一时期无锡运河沿岸商贸的繁荣。
开元通宝
运河推动了唐宋以来无锡农业的跃升发展，使这里的粮食生产水平和质量不断攀升，在此基础上，无锡抓住了元代重修大运河和大力发展漕运的发展机遇，逐步在明清时期奠定了运河漕粮集散重镇地位，随之孕育出兴旺的米市。
随着永嘉南渡和唐末、北宋末年纷争带来的人口扩张，无锡人口密度逐步上升，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元《无锡志》云:“总以一县之土，计之得一万五千八百六十顷三十八亩有奇，而田居十分之九，山水共得其一。故贡赋之出，莫不尚于勤农，以为邦本，虽易世不能变。”
晋代以后，运河水利不仅富饶了无锡土地，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耥耙、龙骨水车等新式农具以及娴熟的农耕技艺和良种，使无锡西部和北部大片湖沼地区得以开发为圩田，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南北文化融合推动了无锡农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稼刈麦种禾，一岁两熟”的稻麦两熟制，粮食生产水平在江南首屈一指，成为远近闻名的产粮大县，仅每年进贡朝廷的“香梗”“红莲稻”等优质稻米就多达五、六万石。
隋代大运河的贯通，改变了无锡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渐渐由单一的农业向农业与手工业融合转变，凭借“左姑苏而右南徐，引蠡湖而控申江”的地理优势，无锡这座小县城不断汲取运河养分悄然成长，不仅成为江南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也在此基础上逐渐成为运河上的粮食转运和集散的重要节点。
唐朝对隋代漕运进一步加以规范，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设水陆运使，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设转运使管理漕运，最盛时每年通过运河运输漕粮二三百万石。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大批中原士民被迫迁往江南，许多人在无锡定居下来。战乱平息后，中原被各大藩镇割据，不仅不向朝廷纳贡，也阻隔了陆上的贡赋运输。京畿地区越发倚赖江南的资源输送，韩愈《送陆歙州诗序》即云：“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自此，唐朝的经济中心逐渐向江南转移，以“南粮北运”为核心的大规模运河漕运就此诞生，无锡也凭借优势条件逐步成为朝廷倚重的粮仓之一。
宋代漕运地图
宋代，朝廷继续依赖运河漕运，仁宗朝年运量达800万石。为解决太平盛世大量增加的人口与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朝廷开始在全国推广占城稻等良种的培育，无锡人在积极培植新稻种的同时，大力实施稻麦间种，使得农田亩产在普通年景即可达二至三石，成为江南优质稻米的主要产地之一。范仲淹曾说：“苏常湖松，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宋史》有云：“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无锡自然也成为“南漕”要地之一。这一时期，无锡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传统的农耕理念和小农经济模式受到了冲击，推动了手工业和商贸活动的发展，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运河带来的宋王朝兴文抑武的文化思想也刺激了无锡民间读书仕进的风气，使得地方民风转向崇文重商。
元朝对隋唐运河进行截弯取直后，形成了“京杭大运河”，史载，当时仅从大运河主干道北调的南粮，就达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运河的疏通、漕运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无锡经济，提高了无锡的运河货运集散地位。无锡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两岸店铺鳞次栉比，各种作坊错杂开设。由于当时京杭大运河北段地势较高、水浅难行，无法保障大船随时通航。为使漕粮能顺利运抵北京，朝廷决定将长江至天津的水运改为海运。无锡由于处在江南运河与长江水运的联结点上，遂成为海运路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顺风时，漕船从无锡出发，经长江口入海到天津，再到北京，只需8天时间。于是，朝廷决定在无锡设立亿丰仓，作为通过运河向大都输送粮食的重要官粮仓储基地，元陈迈《亿丰仓记》即云：“置仓无锡州，以便海漕。”亿丰仓输纳无锡、宜兴、溧阳等地田赋漕粮，储量达四十七万零八百五十石。
无锡市博物院钱裕墓展区
元代以后，虽然海运与河运不断交替，但无锡作为江南地区重要的漕运节点一直延续到清末。据光绪《无锡金匮县志》记载，元代无锡全县的人口从南宋淳佑年间的23万人增至35.5万人。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无锡的行政级别也由县升州，政治、经济地位都得到了较大提升。1960年，在无锡军嶂山发现的元代钱裕墓内，考古挖掘出金、银、玉、漆器和丝织品等精美随葬品154件，其中出土的33张“至元通行宝钞”是我国现存唯一有确切年代查考的元代纸币，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时无锡的富足。
明代，运河漕运得到了更大发展。永乐十三年（1415年）停止海运漕粮，全部采用河运，明初每年由运河运粮达500万石。据《明史》记载，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实行“广积粮”的政策，全国各地设置了大量粮仓，无锡也设有储存白米的粮仓。作为优质稻米产地，无锡白梗米在明代被列为贡品，不仅是皇室婚庆喜宴和每年祭祖的必需品，也是官吏俸米的重要来源。清康熙《无锡县志》载：“明光禄寺志有无锡米仓一区，余郡县皆无之，且无锡米为尚方玉食之需，不与他处所产同贮。”可见，当时的“无锡米”已成为全国知名商品之一，是名副其实的硬通货。无锡米粮的衍生商品也风靡一时，明代冯梦龙著《醒世恒言》中有一则《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就提到无锡惠泉酒已经出现在了河北地区。无锡优质米产地锡东片的华氏、安氏等富豪，积粟成富后开始经营印刷业，“关雪堂”“桂坡馆”的铜活字印本甚至远销日本。这些产业也带动了无锡商贸的繁荣，明王永积在《锡山景物略》中对此描述到，无锡“省直之商贾，闽浙之珍奇，远代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食器用，货随店分，人随货聚”。
安国桂坡馆旧藏本作品
清代，无锡先后成为苏松常嘉湖五府的白粮采办和储运中心、江苏各县漕粮转运站、江浙两省办漕重镇。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无锡单源泰等粮行获官准代办漕米。《锡金小识录》载：“每岁乡民棉布易粟以食，大抵多籍客米而非邑米也。雍正以前，邑米未尝不出境，而湖广、江西诸处米艘麋至，下流之去者少，上流之来者多。”反映出当时无锡粮食流通交易的兴隆。道光六年（1826年），朝廷决定恢复海运，从上海出发，运送漕粮到天津后运入北京，江浙许多州县的官粮需要通过运河水系经无锡发往上海入海，这使无锡成为运河中重要的漕粮集散地之一。
随之而来的，就是近代无锡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一座工商名城即将诞生在运河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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