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4年，邓公到兰州铀浓缩工厂视察，一眼认出了一位旧相识，对她说：
“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了，连你的先生也找不到你啰！”
这位“神秘失踪”的女科学家，就是被周总理从美国“抢”回来的王承书。
她是我国核物理学家，曾被认为有望获得诺贝尔奖，没有她，就没有中国的原子弹！
王承书从小就是个狠人。
她出身上海的书香名门，天资聪颖，父亲中过进士、留过学，母亲出身扬州名门，“晚清第一园”何园，就是王承书外祖父何芷舠的家。
虽然自幼体弱多病，迁居北京后，还两次因病休学一年，导致她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人狠话不多”的王承书勤奋好学，天生有股不服输的劲儿，成绩名列前茅。
1930年，18岁的她被保送燕京大学，一入学，她就干了特立独行的“狠事儿”。
二、
她毫不犹豫地报了物理系。
当时，几乎没有女生读物理，王承书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班上13名新生中唯一的女生，因此，身边的人都不理解她。
但她却说：“现在正是物理学突飞猛进的时代，物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科学是不是发达的标志，我们中国的物理学非常落后，因此，我才要学习物理。”
1934年，王承书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仅有的4名毕业生中的榜首，并荣获“金钥匙奖”。
之后，她顺利留校读研，获得硕士学位后又留校任教，担任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
然而，就在她踌躇满志，为报效祖国而奋斗时，祖国却山河破碎、风雨飘摇……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承书不得不离开北京，辗转于南京、武昌等地。
在颠沛流离中，她和同门师兄张文裕不期而遇。
张文裕虽然出身平平，父亲甚至因生活所迫让他退学，但他勤奋好学，在老师的力保下一路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又去英国剑桥大学公费深造。
遇见王承书时，他已经学成归来，在西南联大担任物理学教授。
在物理学这根红线的牵引下，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在1939年结为连理。
但王承书没想到，这桩佳偶天成的婚姻，竟成了自己追求理想的绊脚石……
三、
婚后，张文裕继续在西南联大教书，王承书却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就在这时，她得知美国密歇根大学有一个奖学金，专门提供给有志留学的亚洲女青年，王承书立即申请，却被拒绝了。
因为老美规定，不提供给已婚女性……
王承书非常不服气：“为什么已婚不行？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与未婚裁定的！”
身边的人也不理解她：“张文裕又不是养不起你，你怎么一个人跑到美国去？”王承书却反问道：“我为什么要他养？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念书，自己工作？”
为了赴美读博，她锲而不舍地申请奖学金，写信坦陈自己的情况，同时表明决心。
1941年，王承书终于破格拿到奖学金，成为密歇根大学录取的第一位已婚女性，师从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
来源：纪录片《人物·故事》
不久，张文裕也受到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来到美国和王承书团聚，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然而，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并不容易，但向来不服输的王承书，从未弯过脊梁。
为了省钱，她出门基本靠步行，走得很快，只要看到美国人走在她前面，就一定要超过他们……
博士论文答辩时，她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导师认为不对，连说了三次NO，但王承书对自己的研究很有信心，坚定地回答了三次YES。
她拿出有力的论据，做了详细的阐述，最终赢得导师的赞同。
1944年，王承书博士毕业后，留校从事博士后工作，两年后又担任密歇根大学研究员，并两度进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工作。
这期间，王承书和乌伦贝克合作，完成了多篇有关“稀薄气体动力学”的重要论文，还提出了震动学界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
有人说，她如果继续留在美国，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
但面对优渥的生活环境、优越的科研条件，王承书又做了一个惊呆众人的决定！
四、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承书和张文裕当即决定回国，但又逢抗美援朝，中美关系紧张，老美竟不讲武德，扣押了在美的中国科学家。
朋友也劝她，现在中国还很穷，不如等这段苦日子过去再回去。
但王承书断然拒绝，她坚定表示：“虽然中国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
正如所料，她的回国申请被美国政府拒绝了。
但王承书锲而不舍，坚持回国，下定决心：“必要时宁可住集中营，也不可做对不起祖国的事！”
来源：纪录片《人物·故事》
同时，为避免美方的干预，她把手上的所有书刊和资料，分成300多个包裹，分批次寄回了国。
直到1954年，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据理力争，以抗美援朝中被俘的美国士兵交换了被美国扣押阻拦的中国科研人才，其中就包括王承书夫妇。
1956年，被周总理“抢”回来的王承书，和丈夫孩子一起登上轮船，回到阔别15年的祖国。当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时，王承书内心感慨万千，暗下决心，祖国要我干啥我干啥！
回国后，王承书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
这时，我国的核工业建设刚刚起步，而热核聚变是我国原子能事业，能否步入正轨的重要前提，因此，1958年，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
但问题是，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完全是一片空白，急需一个核心人物，来领导一支崭新的队伍，实现从0到1的突破。
于是，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将目光瞄准了海归王承书。
他问王承书：“你愿不愿意搞热核？”
她在美国搞的是天上的稀薄气体，热核却是地上的工业应用，虽同属物理学，却有天壤之别，但她义无反顾，只回答了三个字：“我愿意。”
这简短的三个字背后，却是无比沉重的代价。
五、
不久，王承书被调到“热核聚变研究室”，担任副主任，虽然面对全新的领域，但她毫无畏惧，反而被激起了熊熊斗志！
无数个日日夜夜，她将自己深埋于海量计算数据与物理模型中，一层一层抽丝剥茧，摸索着热核聚变理论的突破口。
1959年，她带领团队，前往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学习，在那里，她发现英文论著《雪伍德方案》，对我国发展核聚变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三个月后，在归国的火车上，她挤在动荡狭窄的车厢里，就着忽明忽暗的灯光，开始埋头翻译《雪伍德方案》。
整整7天7夜，在列车抵达北京前，她完成了全书160页的中文翻译，这本书为我国的热核聚变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仅仅两年时间，王承书从懵懂入门，到成为热核领域的顶尖专家，不仅填补了我国在相关方面的空白，还带领团队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前沿之路！
1961年，她正式入党，从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80多元，还要拿去资助学术活动和贫困人员。
同志劝她：“王先生，你还得生活呀。”她却摇摇头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那么多钱。”
然而，就在她全力投入热核研究时，一个老朋友突然到访，再次改写了她的人生！
这一年，我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但苏联突然撤走了专家，销毁了资料，只留下带不走的厂房和设备，和一堆难题……
这下把钱三强愁坏了，于是，他又找到王承书，再次劝她为国改行，投身原子弹的核燃料“铀”的浓缩理论研究。
在改行这方面，王承书早有经验，但这次改行，和上次有很大的不同。
六、
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浓缩铀-235是一项极其艰深的技术，当时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掌握，我国有苏联没搬走的设备，却不知道设备运行的原理。
也就是说，王承书这次改行，又得从0开始。
但面对国家的需要，王承书再次破釜沉舟，依旧“人狠话不多”，又回答了一句“我愿意”！
当钱三强告诉她，这项任务涉及国家机密，为了保密必须隐姓埋名时，她也只说了三个字：“没关系。”
从此，那个曾在物理学界赫赫有名的王承书，从国内、国际的物理学术殿堂上销声匿迹，再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
她告别丈夫和孩子，毅然前往大西北，进入兰州铀浓缩工厂的“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
在那里，王承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同事借“三本经”，也就是他们跟随苏联专家学习时抄录的3本讲义，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废寝忘食地学习，学明白了，就在团队开学习班。
来源：纪录片《人物·故事》
等整个团队都学明白了，下一步就是计算。
浓缩铀工厂有几千台机器，各个工序像接力赛一样前后连接，环环相扣，而所有分支的计算和研究结果，都在王承书这里汇总、计算。
在那个没有先进计算工具的年代，一切都要靠纸笔进行手动测算，从她手上流转过的演算纸，要以麻袋为单位计量。
通过夜以继日的数字计算、公式推导，1964年1月14日，我国成功产出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比原计划提前了113天，得到了高度赞扬。
但王承书只说了一句话：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同年10月15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壮观的蘑菇云翻腾而起，举国欢呼，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而大功臣王承书，却又对自己“狠”了一把！
七、
当时，生产高浓缩铀主要依靠扩散法，其载体是一种叫“气体扩散机”的设备，完全依赖进口。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国家有关部委正式下令研制大型国产气体扩散机，王承书被任命为总设计师，转入对铀浓缩生产设备的研制，同时兼任华北605所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面对研究方向的又一次调转，她在纸条上写道：“在任何条件下，坚决最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源：纪录片《人物·故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国家，她连命都可以不要，更何况是个人的荣辱得失，科研之路的又一次清零呢？
1979年年底，通过15年的不懈拼搏、15年的殚精竭虑，王承书带领团队生产的大型国产气体扩散机，终于通过了运行验证和国家级鉴定，完成了祖国交给她的重任！
但遗憾的是，隐姓埋名、埋头苦干多年的她，漂亮地完成了一个科学家的使命，可作为一个母亲，她却一次又一次缺席了孩子的成长。
她说：“在我的字典里，除了对孩子的承诺没有兑现之外，对国家的承诺都能兑现。”
1980年，王承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之无愧，但她并没有躺在功德簿上，停下跋涉的脚步，而是继续走入研究室，再一次弯下了腰……
一晃十几年过去，进入耄耋之年的王院士，又干了件“狠事儿”。
八、
1992年，张文裕病逝。
王承书遵从亡夫遗愿，不给儿孙留任何遗产，将积蓄全部捐出，10万元用于在西藏建一所希望小学“文裕小学”，3万元捐给其母校培元中学，剩下的全部交党费。
夫妻俩对外向来慷慨，对自己却很抠门。
由于长期操劳，晚年的王承书患上眼疾，但她却以浪费为由，拒绝用昂贵的进口药治疗……
1994年6月18日，82岁的王院士溘然长逝，留下了一封令人泪奔的遗书。
虚度80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
死是客观规律，至于什么时候却是未知数，“笨鸟先飞”，留下自己的几点希望：
1、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
2、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
4、存款、国库券及现金等，除留8000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外，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捐给“希望工程”；
5、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书儿媳）处理。
钱、书、甚至遗体，她所拥有的一切，全部捐给了国家和人民。她什么都没留下，却又什么都留下了，她留下的是坚毅、赤诚、奉献……
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为了祖国和人民，她在研究室里，无数次地低下头、弯下腰，但面对外国的阻挠和打压，她从未弯过中国人的脊梁！
隐姓埋名30年，“王承书”三个字，早已隐于时代，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铭记她的名字，和面对国家需要时，她那句不假思索又掷地有声的“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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