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内心得到满足，通常不会刻意诉说。只有求而不得，经历曲折，才有可能被后世窥见一二。
能力是一个人活着行走于社会的基础，然而一个人在世时，他的能力和内外别的因素比起来，往往又是最无足轻重的。
早年常常以大鹏自比的李白，在经历过太多的变故后，对于这一点应该最有发言权。
1
唐开元年间，蜀地崇山与碧波间，一个仗剑远游的少年，对天下和层层山峦之外的世界，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李白，这个自负的年轻人，开始用手下的笔和酒樽，来观察和丈量世界了。
他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种豪迈的气魄，是他在渝州谒见李邕时，忍不住而表达出来的。
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李邕彼时在当地担任刺史。一个是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一个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况且此时的李白还没有参加科举。
按照常人的思路，他一个无名之辈而且还是青年，破格得到地方一把手的接见，应该按照社会的主流习俗，言行举止要有礼节才行。
可李白不是这样的人，让他按照主流习俗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完全装不出来啊。
于是在李邕主持的座谈会上，李白高谈阔论说了不少他人眼里出格的话。想必当时的现场，还有别的同被接见的青年学子，李白的话一时让李邕这位地方官有些不高兴了。
后辈韩愈，当初在科考后求官时，给宰相写信好歹还能装一装。可李白在惹了李邕不高兴后，依然不打算装。
非但不装，他在离开渝州时，还故意给李邕写了一首诗。那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正是诗的首句。
而在诗的末句，他更是喊出了“宣父尤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此时的李白或许还没有意识到，出蜀地远游的自己，其实与眼前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就在李白继续漫游期间，他在江陵遇到了一位叫司马承祯的道士。老道一见李白，就说他有仙风道骨，还称他“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谁都喜欢听好听的话，李白也不例外。他当即写了《大鹏赋》，此后一直自比为庄子《逍遥游》里的大鹏鸟。
既然想扶摇直上，李白也不仅仅只要出游和吟诗。读书入仕治国，这才是他自比大鹏的真实所想。
十多年后，李白写出了《将进酒》。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依旧是那么的豪气冲天。
按说青年人，在经历了社会的打压后，往往会变得“现实”起来。可李白经过十多年的漫游，非但不考虑现实问题，甚至科举他都没打算参加。
李白有政治理想，而且以唐玄宗时期，科举形式还没有像后世那样被定格，诗词歌赋也能成为取材标准。他如果参加，铁定能取得好名次。
只是李白相当自负，他对于需要接受束缚的科举形式不屑一顾。不过，狂放的李白确实也有资本。
42岁那年，他终于不用像普通学子那样，被天子迎入了金銮殿。此后供职翰林，可谓是“人生得意须尽欢”。
然而李白的入仕之路相当短暂，原因还是他和这个官僚体系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不管是取笑了高力士，还是得罪了杨玉环，这其实都不是重点。真正的因素，是李白拥有的能力，跟官僚体系是那么的不兼容。
玄宗赐金放还，李白又开始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漫游。从那之后，这个年轻时自比大鹏的人，梦游“天台四万八千丈”，“一夜飞度镜湖月”。
后人从李白后半生的诗歌中，继续读出了狂放和自由。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李白的才能抱负在政治上施展，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假设不成立。原因恰恰就在于，一个人的能力虽很关键，可在社会中，能力如何发挥，能不能发挥出来，却不是拥有能力的人说了算的。
环境、人脉、圈子、个性、人际关系等别的因素，都能轻而易举影响一个人的能力。
换言之，能力是基础，可影响能力发挥的，永远是别的因素。
李白可以施展自己的诗歌才能，但他的治国理想和理念，随着被唐玄宗放逐出京，从此就被永远封印了。
就在被放逐离京后，李白在洛阳遇到了另一位年轻人。他从这个年轻人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一心求官的影子。
这个年轻人就是杜甫。
2
杜甫是官二代，所以年少时，他似乎没有很清晰的目标。
20岁之前，杜甫的主要任务是游山玩水。唐朝是限制人口随意流动的，人们出行需要有“通关文牒”这样的手续才行。
杜甫的父亲多年在官场经营，想必各地都有熟人和同僚，所以儿子的出行手续肯定是不难办理的。
就这样，杜甫这个土生土长的河南人，不到20岁就远游到了江浙一带。
20岁以后，杜甫突然觉得应该找一个新目标了，他返回家乡巩县，准备一级一级参加科考。
在这一点上，杜甫的想法倒是和李白不一样。其中很大的因素恐怕在于，因为科举考试推广时间久远，原先靠推荐或者写一首诗的晋级渠道，已经被不断压缩。
只要想做官入仕，不管是什么身份，都得乖乖参加科举考试。
杜甫的科举考试之路还算顺利，可到了进士考试阶段，他却名落孙山了。这一年的杜甫24岁，人生一下子又迷茫起来。
他索性不准备复读再考，而是离开家乡，再次到外地出游了。这时的杜甫去了山东，写下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的诗句。
杜甫的这一玩，又是近10年时间。30多岁，他在洛阳的近郊成了家。只是这时候的他还是白身一个，既没有功名更不是官员。
父亲老了，娶了妻子也得养家，中年的焦虑，开始在杜甫的内心滋生。
在和李白相遇相识后，李白远离庙堂重新纵情江湖，杜甫则前往长安，准备再考。
此时的盛唐已经是夕阳西下，表面看还有余晖，庙堂之上早已陷入无尽黑暗。唐玄宗老了，李林甫就说“野无遗贤”。啥意思呢？他是说人才都已经在庙堂了，不用再从社会上招揽了。
在李林甫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杜甫去长安重新考试的那一年，所有士子一个都没有考上。
可以想象一下，全国那么多的士子中，一个都没有考上是多么的荒诞。有多少人或许有能力，可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就这样被埋没了。
杜甫不想被埋没，他选择留在长安，委身权贵做幕僚。整整几年时间，靠着在官宦阶层中间游走，杜甫勉强过活着。
期间，杜甫曾写《大礼赋》，一度让唐玄宗眼前一亮。可还是由于李林甫的阻挠，杜甫的入仕之路依然没走通。
又过了几年，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河西尉的官职，可杜甫写下了“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诗句。
于是，他又被改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同样是一个小官。彼时的杜甫早就没了年轻时的那股豪气，再加上得养家糊口，只能无奈接受了这个官职。
接下来杜甫的人生，就和唐朝的命运完全一样了。安史之乱，杜甫全家颠沛流离。他的很多传世的名篇，都是在这之后写成的。
讽刺的是，由于杜甫在李林甫活着的时候一直被打压几乎没有官职，所以安史之乱期间他被叛军抓获，恰恰因为这一点而没有被囚禁或者杀死。
后来唐肃宗在动乱中继位，杜甫被授予左拾遗职位。这个官职并未给杜甫带来实际好处，只是让他从此多了一个杜拾遗的称号。
此后的杜甫远避蜀地，被风吹破的茅屋，就是人生后半段的真实写照。
相比李白的狂放自由，杜甫之所以被后世称为“诗圣”，最大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他是唐朝由盛转衰阶段的亲身经历者。他所写的诗歌，幸运的留存下来了。
不能说杜甫没有能力，可在其生前，他的诗歌并不怎么被世人所知。杜甫的名气，是在过世后几百年的时间，才一步步确立起来的。
换言之，杜甫在活着的时候，或许根本没想过自己的诗歌会流传万世。再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他的能力，并没有在生前给他和家人带来更大的好处。
所以这又一次能证明，能力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它是否能被发挥出来，永远要看当时的环境如何。
或许正因为如此，等到韩愈参加科考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有前辈人的矜持了。
3
韩愈活着的时候，首先是官，其次才是文学家。只不过在其死后，他的文名大过了官名。
杜甫一生想入仕，他触碰不到的天花板，居然是韩愈的地板。即使当年被贬，韩愈出任的都是潮州刺史这样的地方长官。而在朝廷中枢，韩愈曾在吏部等部门任职，死后更是被追赠为礼部尚书。
某种意义上来说，韩愈在活着的时候，相比李白和杜甫，肯定是尽了自己的才能的。
可即便如此，韩愈在入仕之前，也曾发出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慨叹。甚至因为当初求官心切，还被外界讥讽为“躁进”。
唐德宗贞元十一年，韩愈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他想做官，科举后便主动毛遂自荐。
年初，一连三个月，他给时任宰相写了三封信。虽然是言辞恳切，但三封信最终都是石沉大海。
毛遂自荐没成功，反倒坏了自己的名声，这一度让韩愈对功名仕途产生了失落感。正因为怀着这样的心理，才有了后来的《马说》。
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韩愈意识到，像千里马这样的才能，世间或许很多。可如果一个人的才能没有被发掘，就会像千里马终生被束缚在“槽枥之间”。
韩愈虽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可他在当时也没能给出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世间的伯乐能多一些。
等到了苏轼时期，情况就更有所不同了。
4
外人眼中的苏轼，年纪轻轻就进士及第成为榜眼，此后在朝堂身居高位，哪怕中间被贬，人生也算有起有伏，可谓妥妥的赢家。
从苏轼自身的角度去看，豁达和乐天的背后，蕴藏了随遇而安的心态。
苏轼在朝廷中枢任职，也在地方上担任过官吏，诗词书画更是样样精通，他就是一个通才。在他的身上，那种旷达而超然的境界，恐怕比很多人高出了很多层次。
贬居黄州期间，苏轼常常和妻子一起下地干活，期间黄牛得了病，是妻子知道的一个土法子把牛治好了。过后，他还不忘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在京的朋友。
这时候的苏轼已经过了不惑之年，而面对被贬，他的态度是“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好不容易熬过了黄州生活，谁曾想花甲之年又被贬到了岭南的惠州。那时候的广东，可不是现在的经济翘楚，而是瘴疠蛮荒之地。被贬居此，相当于被判了死刑。
可苏轼依然豁达，在惠州期间爱上了荔枝，一天都要吃“三百颗”。像苏轼这样的心境心态，真不是谁就能轻易做到的。
过了60岁，他甚至又被贬到了海南岛的儋州，这里的环境比岭南更艰苦，但苏轼依旧在诗中自称“我本海南民”。
苏轼的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让他熬过了人生的几段低谷。可从他人的角度看，不断被贬，事实上不光是对苏轼的惩罚，更是对他才能的抑制。
在被贬的环境里，他肯定不能发挥自己更大的才能，只能把这样的才能，转化到诗歌和别的领域。
从个人的角度看，这是适应性强和随遇而安，可从别的角度看，何尝又不是对现实的无奈和妥协呢。
不过，正是苏轼的这种旷达心境，给人提供了一种清晰的样本。苏轼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即便在低谷的时候，也能从周围的生活中发掘出诗意。
但这也从另外的角度说明，个人的能力在大的环境面前，依然无足轻重。
试问，苏轼活着的时候，是愿意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朝廷百姓呢？还是愿意在蛮荒之地聊以自慰地吃荔枝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说，心态即使再随遇而安，可理念乃至理想被压制，对当事人来说，何尝不是一种遗憾。
只可惜，影响和左右能力发挥的，永远不是个体而是环境。
就像现代人总是疑惑，为什么小小的沛县和凤阳县，能出现那么多的人才，帮助刘邦和朱元璋平定了天下？
真实的原因，不是这两个地方人才多，任何一个县，也有与之类似的人才。只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世事变幻，最终让这两个县的一批人，登上历史舞台罢了。
等你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知道苏轼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就是个体和现实之间，最好的选择和妥协了。
至少这样的心态，能让人消解掉执念，然后继续为了生活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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